2000年之后，由于城乡之间体制性障碍没有消除，要素市场流动不畅，城乡权利存在不平等，导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城市高度繁荣，而农村许多地方处于凋敝。
——刘守英
迫切需要实现城乡土地权利平等
刘守英 | 文
界面新闻：过去四十年，农村、农业、农民发生了什么变化？
刘守英：从宏观的角度看，在总人口增长的时候，乡村人口却持续下跌，其在总人口的占比从1978年的82％降至2017年的41.5％，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在总人口占比降至2016年的22％；第一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从1978年的27.7％（80年代初曾短暂回升逾32％）降至2017年的7.9％；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总收入40年增长了71倍，从1978年的151元升至2017年的10990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降至2017年的31.2％。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也意味着中国正在发生历史根本性的转型。在我看来，如果农民农村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那就不能叫历史转型。可以说，中国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从原来的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
可以说，中国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从原来的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
界面新闻：怎么理解乡土中国、城乡中国？
刘守英：我认为，中国结构转型有三个阶段，也就是乡土中国阶段、城乡中国阶段、城市中国阶段。
其中，“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由近及远形成的各种不同关系。三个阶段中，城市中国是最成熟的阶段，但最为关键的却是城乡中国阶段，也是目前我们所处的阶段，一半农村人，一半城里人。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在这一阶段中，结构转变最快、要素流动最活跃、城乡关系变化最大。
界面新闻：中国是怎么在40年间从乡土中国转变为城乡中国？
刘守英：这是与大的结构变革相关的。虽然转型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不一定会带来乡村的根本性变化，更重要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现方式，农民是不是参与了进来。
1978年以前，在计划体制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下，城市的大门基本对农民关闭，城市与乡村成为互相隔绝的两个板块，农民被排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外。
在这段时期，农村的就业量在不断地增长，人地比率日趋恶化，这也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陷入停滞。1952年至1978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两倍，人均实际产出增长了82％，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8％。但是，在农业部门，1957年－1978年间，劳动生产率每年以0.2％的速度负增长，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下降更为严重。
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率先突围，农村集体土地实行承包到户制度使得农民种地积极性空前释放。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亟待寻求农外就业。而城市因为体制僵化和国有企业低效，无法接纳如此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剩余农业劳动力只能靠乡村自身消化。
此时，另一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允许农民利用集体土地从事乡村工业化。乡镇企业在社队企业基础上异军突起，农民从土地“突围”，开辟了他们在农业之外谋生路的空间。
乡村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带来农民参与城市化的巨大推力。中央政府顺应农民意愿，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农村商业化和农民自主城市化的制度改革。1978年到1998年，可以说是中国农民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黄金时期。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民的乡村工业化、自主城镇化道路发生转向。
一方面，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出高增长，带来中国工业品的国内供给从短缺转向过剩，只能通过“大进大出”到国际市场寻找出路，“处处点火、四处冒烟”的乡村工业化转向沿海工业化。
另一方面，由于乡镇企业、农民建房和小城镇大量占地，危及耕地保护，1998年修订并实施了新的《土地管理法》，对土地实行用途管制和规划管制，农地转为国有土地必须采取强制征收，土地出让由政府独家垄断。
由此，农民集体土地上的乡村工业化走到尽头，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管理的排他性权力，依靠压低地价招商引资创办园区，快速推进工业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依靠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融资快速推进城市化，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快速道。
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为农民入城创造了机会。
从区域来看，沿海工业化促进这些地区发展的乡镇企业集群扩展为城镇，有些城镇又逐步壮大为大中小型城市，本地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城市化。东部地区成为农民工主要流入地，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982年的38.42％上升到2005年的64.6％。
中西部地区的农民通过跨区域流动“撞城”进入并不接纳他们的城市，参与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界面新闻：农民大规模参与非农就业，可以说城乡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吗？
刘守英：城乡关系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城乡关系的管理可以说是扭曲的，乡村为城市服务，农民不能进城，城乡完全隔绝。改革之后，农民可以参与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从原来把他们挡在门外，慢慢转变，先是允许农民就地工业化，后来又允许他们跨地区流动就业。
但是，就整个四十年而言，城乡关系的本质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也就是保城市、保城市的工业化，这个方向一直没有改变。
因此，在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城乡关系协调比较好的时期之后，城乡之间在90年代再次陷入新的不协调状态，农民负担加重、收入减少、发展机会减少、不平等加剧。2000年之后，由于城乡之间体制性障碍没有消除，要素市场流动不畅，城乡权利存在不平等，导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城市高度繁荣，而农村许多地方处于凋敝。
这也是为什么中央一号文件会在时隔17年再次于2004年关注“三农”，并且在2004－2018间共计15份一号文件基本都是在调整城乡关系，同时也是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融合发展的原因。
界面新闻：中央对城乡关系的提法从“统筹”、“一体化”到“融合”，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
刘守英：我们原来的提法是从十六大开始提“城乡统筹”，十七大提“城乡一体化”，十八大提的是“城乡发展一体化”，到十九大，调整为城乡融合。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意味着过去由政府主导的“以城统乡”的思路发生了转变，更强调城市和乡村两个板块的共生共荣、共同发展。
之所以不再沿用过去的城乡统筹或一体化，一方面是为了矫正不协调的城乡关系。在城乡统筹过程中，政府主导力量过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力量不足，社会资本参与不足，导致资源和要素过多地配置到城市，效率低下。到目前为止，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甚至随着城市的高速扩张，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格局有所拉大。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呼应已经出现的城乡互动格局。在经历单向城市化以后，中国已经转向城乡互动阶段，人口、土地和资本从单向配置到城市转为城乡两个空间的相互流动和配置，城市和乡村两种文明的互补和互需增强。
可以说，城乡融合是一次阶段性的转型，其核心是城市和乡村文化共存共荣，相互依赖、互有需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要解决的就是政府在“统”方面太强，市场作用偏弱的问题，要打破政府单一主体，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发展农村要素市场。而要推进城乡体制改革，关键是土地制度改革，要实现城乡土地权利的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