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本来就是筹资和投资双方的矛盾统一体，缺少任何一方都不成其为股票市场。在股市初期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筹资方，而今时过境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然转化为投资方。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能及时将股票市场建设的主要关注和精力放在投资方，股票市场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巨大的困难。
——林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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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义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1.中国股票市场应运和应用而生：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1978年，根据中国政府官方说法，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城乡各地都陆续自发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各种改革尝试，先是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很快见效，紧接着城市经济改革跟进并以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官方启动的标志。那个时期，工商企业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企业和员工为了生存，千方百计自谋生路，开始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自救。上溯到1983-1984年间，就有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北京天桥百货公司先行试水。当时大胆“吃螃蟹”的多数是城市经济体制边缘的流通企业以及街道集体企业，最初发行的股票，往往设有期限，约定每年收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股票，其实更像是债券。那时候，股票是新事物，人们或者由于对股票不熟悉，或者对股票的性质不确定而有所顾虑，股票发行并不顺利，有些企业扣下员工的一部分工资用来买股票，也有干部带头买股票以便起到示范作用。股票发行以后自然就出现流通变现的需求，因此，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股票交易的场所，逐渐形成了一些区域性的股票交易中心，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后来演变成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时还有一些电子交易系统，如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NETs系统以及联办旗下的STAQ系统。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交易市场的发展，股市的大幅上涨极大激发了百姓的财富梦想，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购买股票后在证交所卖出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于是，企业发行的原始股变得抢手，购买原始股的“认购证”更成为了大家狂热追逐的对象。1992年8月初，为了获得500万张抽签证，120万人带着2000万张身份证，从四面八方涌入深圳，并在1992年8月9-10日酿成了震惊中外的深圳股市“810事件”。这个事件也成为了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重要转折点，1992年10月底，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主任的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下设由刘鸿儒先生任主席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是中国最高证券事务协调和管理权力机关，负责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这是中国中央政府正式承认股票市场的标志，从此，中国股票市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前讳莫如深的股份制改革政治风险大大降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由主要着眼于调节政府与企业关系转入了股份制改革的主渠道。尽管如此，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转变，更没有统一。企业股份由个人持有，显然就是企业部分所有权的个人所有或者更直接地说是私人所有。在当时的环境下，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对当时计划经济大一统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因此承受着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严重敌意，股份制“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此起彼伏。这个问题显然不能细究和深究，但现实的问题是所有企业都面临困境，都迫切需要资金。“姓社”与“姓资”的问题，如同“白猫”和“黑猫”的问题，能够解决中国经济和企业资金问题的“姓”就是“好姓”，但不能在明面上“改姓”。邓小平先生就股份制和股票市场提出了“不争论，大胆试”，由国务院副总理牵头国务院证券委，其主要职能就是根据股票市场发展的需要协调各方面和各部委。这种协调到位之后，国务院证券委使命完成，于1998年撤销，中国股票市场的监管专由中国证监会承担。发行股票筹集“无成本”资金，对于急需资金的企业和地方政府犹如久旱甘霖，当然也必须处于政府的审批控制之下。为了控制和分配好股票发行的规模，中国政府实行了“额度制”，股票发行额度又成为各地政府和有关部委全力追逐的对象。1993-1994年股票发行的面额额度分别为50亿和55亿，在这两年的额度内共有200多家企业发行股票，筹资400多亿元；1995年因二级市场熊市没有下达发行额度指标（瞭解这个历史的人应当明白二级市场对于一级市场的重要性！）；1996-1997年的额度分别是150亿和300亿，但具体方式从面额管理改为“总量控制，限报家数”，执行的结果是700多家企业发行，筹资4000多亿元。此后，1999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确立了股票发行的“核准制”，在文字表达上废止了此前的“审批制”（但事实上，核准制还是行政机构说了算）。“核准制”的第一阶段实行“通道制”，不同的证券公司拥有2-8条通道，每条通道先是“过会一家，递增（补）一家”，后改为“发行一家，递增（补）一家”。从“额度制”改为“通道制”，将股票发行公司的初始选择从政府机构和行政机制改为了证券公司和一定程度的市场机制和专业标准，但股票发行的最终决定权，始终保留在政府手中。从2004年开始，股票发行实行“保荐制”，由具有资格的证券公司担任股票发行公司的保荐机构并指定具有保荐资格的人员担任保荐代表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从拟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选择开始，对其进行辅导、指导、督导和信用保证，以及上市后一段时期的持续督导，最后由证券监管机构的发行审核委员会同意。2015年12月27日，中国国务院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举措获得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修法授权，于2016年3月起施行股票发行注册制；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2020年，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2021年11月15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揭牌开市，同步试点注册制；2023年2月1日，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式启动。“注册制”的核心意图是弱化股票发行的行政色彩，审核审议过程交由证券交易所，最后由证监会“注册”。可见，注册制下，股票发行除了最后的话语权因“注册”依然留在证监会之外，此前的过程看起来脱离了证券监管系统。至于证券交易所与监管机构的关系，各种见解可谓见仁见智。2.中国股票市场的生存理由和成败关键：股票市场的筹资定位中国股票市场的历史，当然不仅仅是股票发行的历史，还应当包括交易、清算登记、证券投资服务、市场监管、投资者群体和外部大小环境等各个方面。之所以选择股票发行作为主线来描述，是因为中国股票市场三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围绕股票发行筹集资金这一主题的历史，其他方面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不论是明示的还是实际暗含的股票市场的定位都是为企业筹集资金。这一定位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取得的生存权利和成就，同时也是股市内在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的根源，以至于中国股市今日面对多重尖锐矛盾，必须认真重新思考和探索进一步发展的路径和方式。从股票发行上市的历史可以看出，尽管有着意识形态的敌意和计划经济的禁锢，股票市场得以在中国扎根发芽，起初完全由于股票发行可以为企业筹资输血这一实用功能。可以说，筹资功能不仅仅是所有股票市场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在中国更是股票市场的准生证和生存下来的保命符。在最初的“额度制”下，股票发行额度就是获得筹集资金的门票，自然就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当时把发行额度分配给各地政府和各部委，除了有实际生产企业的之外，还有一些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发行股票并上市企业的部门和机关，比如团中央、妇联等等，有一些地方也没有可供发行股票和上市的企业，于是，他们的额度就被用来交易。这种交易当然不可能获得官方的许可，也不可能有官方的明码标价。根据我们亲历所得到的感觉以及聊天交流的信息，那时候一个发行额度的价格大致是2000万元。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国股票市场最初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为了筹集资金，股票发行额度实际上是依据政治权力进行的利益分配，而不是正常意义上企业发展需要筹集的资金规模，更不是为了给投资者提供适当的投资标的。当时股票发行的主体只能是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不得发行股票。由于当时很多国有企业处于困境，因此，一家公司要发行股票，还必须捆绑一家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叫做“捆绑上市”。这种做法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官方的正式说法是股票市场为国有企业解困服务。另一方面，从股票市场的需求方来说，当时政府规定，国有资金不允许进入股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股票市场就是因为国有企业要筹集非国有资金而产生的。从中国股市萌芽到正式得到官方认可的过程可以看出，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先是由体制边缘的群体（企业和老百姓）在不得已的窘境下冒风险“吃螃蟹”，在获得一定的成就并得到官方认可后，不再有政治风险并只有获得资金的好处，股票发行便被体制内主导企业垄断，行政权力主体也跟着分享利益。其实，这也是中国过去神奇四十年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各行各业大同小异。不同阶段的区别主要在于受益主体的变化，前期主要是国有企业和行政部门，后期越来越多的是私人企业、利益团伙和私人家族。本人在1996年曾经指出，“理解证券市场的定位问题，是理解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理解市场面临的问题，理解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的关键；解决证券市场的定位问题，是确定我国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战略，进行证券市场规范化建设的前提。事实上，定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建设和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片面的筹资定位下，特别是“额度制”下，股票市场会呈现什么样的状况呢？首先，“地方政府和企业不顾具体条件争相发行股票，在发行额度的角逐中，使尽浑身解数，甚至有不择手段者”。中国股票发行市场的这种状况，或者说基因中的这种特性，至今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但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中国股市初期，不少国有企业作弊发行股票和上市，但他们主要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生存和给员工发工资的问题，有些上市公司作弊的“窟窿”在后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公司成长壮大过程中得到了自我补救，或者获得外部资源注入得到缓解和弥补。然而，经过最初十五年的股票发行和市场发展，发行股票和上市的企业大多是非国有企业，他们不再有国有企业的约束、管制和底线（尽管这些管制和约束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和明显的缺陷），于是便出现为数不少的非国有企业的“伪IPO”，甚至欺诈发行和上市，上市后大股东们“清仓式”减持套现离场、无节制的再融资和利益输送。在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大背景下，这类上市公司的危害日益凸显，已经成为中国股市面临的严峻挑战，甚至生存威胁。从中国股市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行政主导的以筹集资金为使命的股票市场（“政策市”是近似的概括）。其实，股票市场的筹资定位与行政主导是孪生姐妹，前者决定了后者的不可避免性。我在1997年写到：“筹资定位决定了上市公司的第一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是筹集资金，正是这种市场定位才导致了股票发行和上市中的排队现象以及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不顾一切的争夺现象。一级市场的管理首先是一个利益平衡的管理，一级市场这种定位使得行政性控制和配额分配成为不可避免。虽然许多人从理想的市场规范出发批评我国现行的一级市场的行政管理模式，但是，在这样的市场定位前提下，我们能够设想没有这种强制性管理的一级市场吗？一旦取消股票发行和上市的控制阀门，一级市场绝对要天下大乱，二级市场也从此绝无宁日，我国证券市场必将遭受毁灭性的冲击。”时至27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讨论由于一级市场股票发行制度改革引起的“一天一发行”（包括周末和节假日）现象对二级市场造成的冲击。定位于筹资的股票市场，最关注的就是筹集资金规模，历年都以融资额来衡量股票市场所取得的成绩就可以证实这一点，而股票市场（各个方面）的长期建设、上市公司的发展、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落实等等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落实，以至于对筹资中的各种违法违规甚或犯罪活动也给予了不该有的宽容，以至于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各种欺诈和腐败盛行。三十多年来股票市场的基本运行模式似乎可以描述为：目标函数是上市公司首发股票和再融资筹集的资金规模最大化，主要约束条件有二，一是股市下跌不至于引起股民的严重不满甚至闹事，二是股市上涨不至于严重损害银行的利益（“股市风险是涨出来的”，几次股市大涨都以“储蓄大搬家”，查处银行资金违规入市而告终）。上证指数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围绕着3000点上下波动，就是有关方面对于股市的这种运行模式有了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后，通过行政方式为主的各种方式对股市进行“调节”的结果。行政主导的股票市场的最基本特征是一系列的“可控”：筹资主体可控、筹资规模可控、筹资节奏和时机可控、筹资使用投向可控等等。行政逻辑决定股票发行，犹如决定筹资企业的终身大事，有人负责上轿前的梳妆打扮，虽然能够勉强维持上市公司的金玉其外，但没有人能够担保不是败絮其中。这种种可控性与行政决策的特点相结合，股票发行市场具有与此相对应的特征并进而影响到二级市场乃至整个市场的方方面面。相对于市场性和专业性而言的，行政性不具有自然的经济合理性，也不可能有内在的经济效率。我们以“额度制”为例进行说明，尽管“额度制”早已成过去时，但在诸如股票发行主体选择、发行规模确定以及是否符合发行要求等主要方面的基本原理和机制并没有根本改变。行政性必然以政治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利益考量和平衡，在“额度制”下表现得最为明显，按照“条条”和“块块”进行额度分配，额度被划分为一个个小“豆腐块”，再加每条每块在多个企业间进行平衡，往往将本来就十分有限的额度再分成更小的额度，形成“撒胡椒面”的局面。上市公司由各地各部委行政机关初选推荐，往往并不符合股票市场本身的要求。再如，退市规定很多年前就已经颁布，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因为一家上市公司面临退市的时候，往往会有省级领导出面斡旋力图保住当地的筹资平台和“面子”，最终不了了之。一旦这类行政干预成为人们通常的预期，市场便不再信任“退市”一说，最近证监会有关退市的规定以及将之付诸实施的坚决态度，超出了有些人的预期，导致股市大跌。由此可见股市监管拨乱反正的难度和积习的危险性。行政主导的筹资市场在各个方面都会表现出欠缺专业性、前瞻性和系统协调性，很容易过分注重一时的局部现象和问题，急功近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断地打补丁贴膏药。随着时间的推移，股票市场本来是一个统一有机系统，却被割裂成几个碎片，必然会出现诸多的自相矛盾，解决一个问题可能会引起更多的相关问题。时至今日，中国股票市场积累了不少问题，似乎已经陷入了这样的境地。二、中国股票市场成功的关键：从筹资市场转为投资市场1.重新平衡股市的筹资功能和投资功能，以投资者为中心建设和发展股票市场如前所述，筹资功能不仅仅是所有股票市场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在中国更是股票市场的准生证和保命符。中国股票市场的产生和初期发展，是为了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其筹资定位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种定位的弊病由于当初股市规模小，更由于后续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和企业发展壮大而得到缓解和弥补。然而，随着股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筹资规模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投资方无法承受的巨大负担，而经济增长的放缓，更无法让投资者长期维持乐观的预期，中国股票市场片面的筹资定位已然走到了尽头。股票市场本来就是筹资和投资双方的矛盾统一体，缺少任何一方都不成其为股票市场。在股市初期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筹资方，而今时过境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然转化为投资方。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能及时将股票市场建设的主要关注和精力放在投资方，股票市场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巨大的困难。股票市场的定位从筹资转为投资，需要从投资者的角度设计和建设股票市场，让投资者在股票市场的投资中获得应有的回报，并进而推动更多的资金通过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配置到经济运行中去。股票市场的定位从筹资转向投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和条件，那就是随着社会财富规模的增大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变化，股票市场将成为人们财富管理的最重要的平台，如果这个平台不能提供适当的投资回报，对于经济的发展、消费的增长，以及民众生活信心的维护，是极为不利的。定位于投资的股票市场，就是要以投资者为中心，围绕着投资者的利益来设计、组织、运行和监管，就是要让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和主体必须得到有效惩处。只有让投资者赚钱，才能让投资者掏钱，这是股票投资市场的硬道理。2.股票市场是一个有机整体，从筹资市场到投资市场的转变势必是一场系统性的脱胎换骨以筹资为主的股票市场转向以投资为主并以投资成就筹资的股票市场，整个市场的各项设计、组织运行和监管都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股票市场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发行、上市、交易、登记过户、清结算、支付等各个环节和活动，上市公司等发行者、投资者、各类产品提供者、监管者、证券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投资顾问与咨询机构、基金销售机构、会计师等服务机构等各类角色，市场监管、信息披露、交易产品、交易方式、技术支持、人员队伍、簿记与核算、各项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相互之间都有可能存在着关联和互动，任何一个制度、一项措施都有可能会产生牵一髪而动全身的影响。因此，股票市场的转型与改革，需要有系统的观念。一个高质量的股票市场应当具有如下特性：市场参与者具有自主性，市场活动具有自愿性，市场整体安全、流通、透明、公平竞争和公正合理，所有这些都需要有对应的内在协调的法律制度、监管制度、交易清算制度、金融中介体系、投资服务制度以及相应的技术保障和基础设施等等作为保障。关于股票市场的制度和规范，上述各个环节和活动、各类主体、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多种选择。单独就一件事情和一个问题来看，通常不存在排他的唯一可取方案，而是几种不同的选择都可能是合理可行的。有必要根据我国股票市场的具体情况选择符合股票市场一般原理和原则要求，同时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规范及其具体模式、具体形式乃至具体内容。然而，这种选择的自由度并不等于选择的随意性。在很多情况下，市场某一方面或某一个环节的一项制度或一种规范在事实上决定了并被决定于其它某些方面或某些环节的规范或制度。只有市场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上的制度规范达到协调与和谐，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市场建设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如果简单地、机械地把一个个单独看起来合理可行的制度凑在一起，得到的可能是很不规范、根本无法联动运行，甚至有重大问题和危害的大杂烩。比如，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单独看没有问题，股票融券卖出，单独看也没有问题，但如果将定向增发与融券卖出结合起来操作，就可以实现无成本无风险的巨额利润。再如，量化交易，无论从高新技术运用、投资策略和交易规则来看，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殊市情，占比超过99%的散户投资者没有投资理论、没有技术装备、没有巨额资金、没有市场地位获得融券、没有关系（如市场传说中将服务器放在交易所的设备附近），那么量化就有可能成为收割广大普通投资者的锋利镰刀。总之，股票市场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工程的各个组成部分，甚至整个工程本身都可能不是唯一的，但是，其内在逻辑必须是一致的。这一内在逻辑必须贯穿于市场建设的整个过程，体现在市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笔者认为，股票市场的定位是决定股票市场整体内在逻辑的首要因素。股票市场的筹资定位决定了与其相对应的市场内在逻辑和制度规范，定位从筹资转换成投资，市场的内里逻辑和制度规范也需要作相应的调整，并且，这种调整是系统性的而不是孤立的或者局部的。从筹资市场到投资市场的转变是系统性的脱胎换骨。股票市场与任何其他市场（比如大家熟知的菜市场）一样，其最基本的决定机制是供求关系以及供求背后的一系列更深层次的因素和关系。我用下图来说明对中国股票市场供给与需求基本决定机制的理解。这个图的中心是股票价格，股票价格由股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股票的供给由图的左半部分表示，股票的需求由图的右半部分表示。限于篇幅，不完整介绍说明该图（参见上图，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林义相 中国股票市场的基本决定机制，新浪微博，2022年3月19日）。股市的供给有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由上市公司决定。2005年作此图时，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今天尽管从数量上来说已经改变，但从运行机制和股票市场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来说，国有企业仍然占主导地位；国有企业的状况由企业制度决定；企业制度由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由政治制度决定；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状况历史地选择了现在的政治制度。股票市场的需求也有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由投融资体制直接决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主要由国有银行体制、银行体制由金融制度决定，金融制度由经济制度进而由政治制度决定。股票市场的矛盾运动是股票价格波动的原因，矛盾尖锐的时候表现为股票价格的剧烈波动，极端情况下表现为股市的危机。解决股票市场矛盾的“逻辑”过程是从外到里，解决股票市场矛盾的现实过程往往正好相反，是从里到外。这是一个矛盾产生、演变和激化，最后才不得不解决的过程。矛盾首先表现为股票价格大幅波动（长期持续下跌），大家才想办法解决它，先看看能够在股市供求层面做些什么(比如供给方暂停新股发行、需求方鼓励更多资金入市如多发一些基金)，然后看看外面一层能够做些什么(如供给方的公司治理、分红制度，需求方开放新资金入市)，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可能要动更深层次和更高层面的东西(如供给方的股权分置改革，需求方的政府资金进场)。从股票市场低迷（或者说危机）开始，一步步往外冲击，不断冲击外部的更深层次的约束。随着股票市场矛盾的激化，随着股市危机冲击效果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观念的转变，股市危机将不断地推动外层的改革。股市矛盾的产生、演变、激化和解决整个过程都是靠政策改变来实现的，矛盾运动到了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出台相应的政策，否则，即使是前瞻性的、明显合理的政策，如果矛盾没有激化到相当的程度也是不可能出台的。这是预期和分析中国股市(“政策市”)各项政策的一个方法论。我们从三个层面来分析股市的决定因素：第一是理念层面，第二是制度层面，第三是技术层面。如果能够找准股市措施在上述基本决定机制图上的定位，再考虑当时的大环境，可以帮助判断哪些措施能够出台，哪些措施不会出台，哪个层面决策，需要多长时间决策，什么时候出台措施，哪些措施能够落实，哪些措施不可能得到落实，措施影响什么范围，影响深远程度如何，等等。如果认同政策市的说法，要跟着政策走，那么对于政策的预期、理解和把握应是股票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所谓理念的层面是最高的层面，理念决定基本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企业制度、经济调节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等。中国股市危机时常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政府要不要救市”，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理念的问题，然后是资金和利益的问题，最后才是具体方案和操作的问题。股票市场重大的发展和突破，包括股市的产生，重大政策的出台，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来自认识和理念的突破。如果理念上不突破，就不可能有大的股市发展，就不可能有重大的政策突破。所以，理念是最重要的。下一个层面是制度。如果认识和理念问题解决了，后面的问题是，政治上要做安排，政治安排主要涉及的是利益和权力，任何一项重大政策的出台，最后涉及到哪些部门来操办，各个部门之间具有什么样的权力，哪些是属于证监会的，哪些是属于国资委的，哪些是属于财政部的，哪些是属于人民银行的。各个部门之间有不同的权力和利益，而更大的利益，在于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人群之间以及股票市场各类参与者之间的利益，这些利益都需要平衡。第三个层面是技术方案和操作。如果说技术问题重要，确实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很多政策的成败，往往取决于技术方案的设计和操作落实；如果说技术问题没那么重要，确实又是上两个层面决定的结果，不过是体现了理念和制度的要求，落实了制度的安排而已。中国股票市场建设需要有一系列的理论作为基础和依据，如股票市场监管理论，证券市场理论，金融理论，经济理论，等等。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不能应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对中国股票市场也同样不能。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而资源配置之前要解决好所有制、人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利益分配这三个由政治经济研究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资源配置的自然前提，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需要研究的对象完全不同。我所提多项政策建议的核心是主要在四个方面，且缺一不可：“控资金流出，堵系统漏洞，开资金源头，严市场监管”，简称“控流，堵漏，开源，严管”。每个方面，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这些事情的重要性急迫性不一样，需要统筹安排，精心设计，周密组织，严格执行。当然，我把这些建议尽量局限在股票市场供求关系的最里层，只有“股市稳定与发展基金”稍微走得远一些。“控资金流出”主要指在目前股市状况下，需要控制好以新股发行、大小非减持和上市公司再融资等形式从股票市场上流出的资金。新股发行建议的核心是，在股市融资大门开放的同时严格监管，形成为企业发展筹集资金的人能进，违法违规的人不敢进，等待市况改善的人暂时不愿进。大小非减持建议的核心是根据IPO时设定的强制条件和自愿承诺条件减持为主，持股时间限制减持为辅，即“条件减持为主，时限减持为辅”。根据股票和持股人的不同情况分别实行“认股不认人”或者“认人不认股”。再融资的核心建议是提倡和鼓励现有股东配股认购为主，配发配股权证并上市交易。鼓励上市公司对其流通股进行回购注销。“堵系统漏洞”主要指堵住违法犯罪者的漏洞和一些制度性的疏漏，前者如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证券欺诈（如发行和上市环节）、虚假陈述等，后者如因为制度规则组合操作形成的漏洞（如定增+融券卖出，限售股转融通等）。这些漏洞从理论上讲会是无底洞，从这些漏洞非法漏掉的资金可以远远大于前述与股票发行减持相关的流出资金。如果这些漏洞不能堵住，任何资金投入都是徒劳的，并且会成为不法犯罪分子源源不断的饕餮大餐。“开资金源头”主要指增加股市的资金来源，除了汇金公司、保险资金以及社保资金等之外，我重点建议由中央银行通过创造基础货币的方式设立“股市稳定与发展基金”（类似于“平准基金”）。我认为这一基金已经超出了前述“中国股票市场基本运行机制”图中投融资体制和银行体制的范围，而进入“金融制度”的范围，因此出台的难度大，但这是活跃股票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实现金融强国的关键措施。“严市场监管”主要指依法依规严格监管到位，尤其是对于前述市场上利用违法犯罪的漏洞损害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和主体，应当监管处罚到位，乱“市”用重典，不妨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进行顶格处罚。严监管是所有措施见效的保障。鉴于中国股票市场的交易、结算和登记制度，资金的支（划）付制度，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侦查手段，如果想查，股票市场上的种种“怪力乱神”没有一个能瞒得了、逃得掉。关键是查不查，查到什么程度，查完了以后处理不处理，处理到什么程度，都是另外一回事。难不在查，难在查清后的定性和处理。但不管怎样，只要查，就必能形成威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