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台针麻手术麻醉医生：“针刺麻醉”根本没达到麻醉标准 | 熊卫民、崔竞文

科技 2025-01-30 20:01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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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国家针刺麻醉临床研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此消息迅速引发业界乃至公众热议。所谓“针刺麻醉”是利用针灸技术，通过手捻针或电针刺激穴位达到镇痛目的，希冀使手术在不用麻醉药物的情况下进行。该技术曾在文革时期大力推广，许多从六、七十年代走过的人至今对那场声势浩大的卫生运动记忆犹新，其中不乏亲身经历者。但是，针刺麻醉在80年代后逐渐沉寂，直到今天重新“高调回归”。

去年以来，《返朴》先后发表过两篇对针刺麻醉医师的访谈，展现了一线工作者的反思和思考。今天，我们发表第三篇访谈，请亲手做了4000余台针刺麻醉手术的深度知情人讲讲当年那些事。

访谈整理 | 熊卫民、崔竞文

“文革”时期，针刺麻醉（简称“针麻”）被当成中国最重大的医学成果加以推广，相关手术遍地开花，共做了约200万例。“20 世纪 80 年代后，针麻受到广泛质疑，引发不少争议，国内医院逐渐放弃针刺麻醉，其临床应用走向沉默。” ^[1]为什么针刺麻醉会“从辉煌到沉默” ^[2]？规模宏大、持续了十来年的针刺麻醉推广活动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应对相关的医护人员、患者、科研人员、卫生部门负责人、宣传工作者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研，总结相关的经验、教训。近些年，笔者出于个人兴趣，陆续开展了一些调研工作^[3]。

本访谈的受访人为许帼光，女，1938年生，浙江湖州人。1963年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医疗系（六年制），就职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1965年开始从事针刺麻醉工作，1978年晋升主治医师，1985年晋升副主任医师，1991年晋升主任医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评为上海市名中医。曾任中国针灸学会理事、上海针灸学会理事长。许医师从事针麻工作14年、累计实施过4000余台针麻手术，无疑是针麻真相的深度知情人。

在本访谈中，许帼光医师从我国最早的针刺麻醉手术谈起，介绍了自己进入针麻领域的过程，她与同事实施针麻手术的细节，包括他们对针麻患者的选择、施针方式、针麻手术成功的标准等。许帼光认为，虽然针麻不乏优点，但它实际只是 “镇痛”，并没有达到“麻醉”的高度。这种不成熟的技术之所以能风靡全国，是因为它被意识形态化了，被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加以推广。这么做是不对的，医学应该避免与政治过度联系。

图1 许帼光教授（许帼光供图）

受访人：许帼光教授、主任医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访谈人：熊卫民（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

整理人：熊卫民、崔竞文

访谈时间：2024年7月29日、8月3日、8月19日

访谈地点：上海闵行区许帼光教授家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许教授，您好！您当年做过很多针麻手术，针刺麻醉的经验非常丰富。我想请您介绍您亲历、亲见、亲闻的相关事宜。

一些较早的针刺麻醉手术

许帼光（以下简称许）：上海是最早开展针麻手术的地方。1958年8月30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住院医师尹惠珠^[4]，用针刺麻醉代替药物麻醉，成功实施了上海市首例扁桃体摘除术，这也是全世界的首个针麻病例。同年9月，该成果以“中医针灸妙用无穷，代替止痛药二针见分晓”为题，公开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但未上报中央卫生部。接着，为了进一步探索针刺麻醉技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成立了针麻协作组。至1959年1月，他们共完成71例手术，成功率达90%以上，相关文章登在《上海中医药杂志》上^[5]。

也许是受到《解放日报》上有关针刺麻醉的文章的启发，1958年12月，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孟庆禄医生^[6]，尝试了电针麻醉下的扁桃体摘除手术，取得成功，并将该成果郑重上报中央卫生部，卫生部特别发出贺电予以高度评价。这样一来，很多人就误以为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最早成功实施了针麻手术。但电针麻醉只是针刺麻醉的方法之一。事实上，真正实现针刺麻醉这一技术突破的应该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只不过他们取得成果后并未向中央卫生部报告^[7]。

1960年，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院成功完成了国内首例针麻下的肺科手术。自1960年6月至1987年3月，累计实施针麻肺切除术1250例，其中有57例针麻手术未成功，失败率为4.56%。失败的病例都有分析报告，网上可以查得到。

1965年4月8日，我所在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六院”）泌尿外科的针麻肾盂切开取石术取得成功，这也是全国首例泌尿外科针麻手术。但是没有宣传，相关资料也没有得到妥善保存。

1972年4月19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心脏外科专家王一山首次采用针刺麻醉的方法，成功地为患者施行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1976年4月9日，为了宣传我国六七十年代医疗卫生工作取得的突出成就，邮电部特别发行了一套《医疗卫生科学新成就》的邮票小型张，全套共4枚。其中一枚邮票的票面图片原型反映的就是仁济医院的这场针刺麻醉下的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场景。这是我所了解到的一些较早的针麻手术。

邮票《针刺麻醉》，图案描绘了医务人员使用针刺麻醉进行手术的情景

初步接触针刺麻醉

熊：您是怎么进入到针刺麻醉领域的？

许：1963年，我从上海中医学院医疗系（六年制）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中医科主要是开药方，而针灸科既能开药方、又可以扎针灸。出于自身的考量，我选择了针灸科，从此跟着丁健候医师，跨两科看病。

1965年，经中央卫生部号召，全国各大医院掀起了开展针刺麻醉手术的热潮。六院的首任院长朱瑞镛决定，要以泌尿外科为起点开展针麻手术。于是，院长召集泌尿外科的陈万里、陈曾德，针灸科的丁健候和我布置任务，并把我们选派到上海第一结核病院参观学习。就这样，我开始接触针刺麻醉。

熊：这次参观学习是对你们进行针刺麻醉的培训吗？

许：是的，那里的针灸医生给我们做培训，传授相关知识，教给我们一套针刺麻醉方法，还让我们观摩他们的手术。

回院后，大家就正式投入到针刺麻醉的工作中了。做第一例针麻手术时，我们挑选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性患者。他患有肾盂结石，我们决定为他做肾盂切开取石术。这台手术是在患者的11和12肋间切口，切开皮肤、肌肉后要用撑开器把肋间撑开来扩大视野，也不存在复杂的内脏牵拉问题，相比腹腔手术更容易些。这场手术在针刺麻醉下顺利完成，效果也不错。实际上这也是全国首例将针刺麻醉应用在泌尿外科手术中的成功病例。

针刺麻醉对象的挑选

熊：你们是如何挑选患者的？

许：挑选适合做针刺麻醉的患者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我们很重视与患者的沟通，希望通过面对面交谈，彼此建立起亲切感和信任感，也便于在手术中能够得到患者的积极配合。第二，为了确保手术安全和效果，术前预测必不可少，我们挑选那些成功可能性较大的患者。但当时的预测手段比较简陋，只能用弹簧测痛棒来评估患者的疼痛反应。

图2 弹簧测痛棒示意图（采自《针刺麻醉理论研究资料选编》）

熊：还有这种工具？您能详细介绍一下怎么用弹簧测痛棒测量病人的痛值吗？

许：这种工具非常简单。弹簧测痛棒上设有10个刻度以表示刺激强度，压力刺激作为痛刺激。测痛时，将棒的头端置于测试部位，并将套管以等速度慢慢向下压，由此产生压力。病人稍微有感觉时，就询问其是否感受到疼痛，何时开始感到痛，以及这种疼痛能否忍受，记录弹簧棒上的读数，作为“痛阈”，并继续加压，直至患者感到很痛、不能再忍受时，可撤去弹簧棒并记录读数，作为“耐痛阈”^[8]。一般选用耐痛阈值作为评判的标准。在测试中，我们发现个体差异显著：有的病人在弹簧测痛棒达到1-2个刻度时就感到疼痛，而有的人却在5-6个刻度才有反应。因此，我们会优先选择那些耐痛阈值较高（5-6刻度以上）且情绪稳定的病人作为针刺麻醉的对象，否则针麻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第三，考虑到许多患者没有打过针灸，我们会先在患者身上选择1-2个穴位进行试针。这样做是了解病人的得气情况及耐受能力，便于医生在术中选择最合适的刺激方法与刺激量，逐步消除患者对针刺的恐惧，以配合手术进行。

最后，心理诱导也蛮重要。针麻时，病人的痛觉虽迟钝，但大脑仍处于清醒状态。我们常常在术中配合放松功：轻柔缓慢地在病人耳边引导，从头部到脚部，逐一告知其身体各部位要“放松”。通过这样细腻的心理诱导，患者逐渐进入一种朦胧而放松的状态，更有利于手术进行。

熊：您有没有参加过示范手术？

许：在我们医院参加过很多次，在外地也参加过。记得有一次是在天津，有十台手术同时进行。我负责其中的小患者——一位只有11岁的男孩，他患的是小儿麻痹症，需要做踝关节融合术。然而，这次手术宣告失败。主要原因是，这位患者年纪太小，根本不能配合你的手术，从切皮开始就根本不能配合。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外地没有选择病人的权利，病人是随机分派的。

针麻中的个体差异

熊：不同类型的病人对针麻各自有什么反应？

许：疼痛耐受力在不同人群间存在显著差异。就拿南方人和北方人举例，北方人在接受肌肉注射100毫克杜冷丁后，照样还可以跟人聊天，还很清醒；而南方人在仅注射25毫克杜冷丁后，就进入了睡眠状态。另外，男性和女性的耐痛程度也不一。不单是针刺麻醉，在西药麻醉中个体差异也很明显。

熊：我被做过手术，用的是药麻。术后回到病房不久，开始疼痛，我感觉可以忍受。但跟我在同一个病房、做相同手术的病人对疼痛就格外敏感，就难以忍受那种疼痛。个体对疼痛的耐受度差异确实很明显。

许：针对这种个体差异，我们会根据不同病人的反应，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手术步骤中有强烈的刺激可能会导致病人疼痛，我们会同步增强手法刺激或增加刺激穴位。如在腹部手术中，我们会施针于特定穴位，以有效缓解腹部牵拉反应给患者带来的不适感。对于耐受力较弱、表现出明显不适的患者，我们会向肌肉或静脉注射少量镇静剂或止痛药。若遇到因极度不适而难以继续手术的病人，我们也有两手准备：即备好硬膜外插管，在针麻效果不佳时，能及时注射少量麻醉药，即将针麻换改成针药复合麻醉，以避免病人痛苦。在可能引发患者较强应激反应的腹部手术中，我们更是会预先准备好硬膜外插管备用，适时调整药物推注，确保患者顺利、安全地度过手术。

熊：您说的放松功、诱导，效果是不是有点像催眠？

许：有点像催眠。当诱导达到理想状态时，病人的身体会自动分泌内啡肽，这种物质具有天然的镇痛效果，使得病人在手术过程中能更好地忍受疼痛。对那些痛阈较高、神经类型较为稳定的病人来说，加这样的处理尤为有效。

图3 1970年电针麻醉腹部手术（许帼光供图）

就拿我老先生来说，他的神经类型比较稳定。平日的小病小痛他不太在意，也没感觉。但一旦他感觉到痛了，就意味着病得很严重了。正因为这样，我平时对他格外留心，生怕他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毛病积累成大问题。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自身的敏感度相对较低，痛域值、感觉域值高，就容易忽视身体发出的某些信号。

负责针刺麻醉的培训

熊：您是否培训过其他针麻师？

许：六院成立针麻组时，我任组长，此时团队里共7人，我培训了另外的6人。虽然他们都是有基础医疗知识的针灸师或护士，但对针刺麻醉在手术中的具体应用尚不熟悉。因此，我从病人筛选、穴位选取、进针技巧到针刺操作中的关键——提插捻转手法等讲起。尤其强调捻转的速度要达到每分钟120-200次的标准，这是保障手术效果的基础。每位成员都需要反复练习，直至熟练掌握才能参与实际手术中的针麻操作。

图4 1969年，许大夫在培训针麻医生（许帼光供图）

随着针麻工作的推进，后来我又培训了6位针麻师。他们多来自针灸专科学校。我也对他们进行了系统性的培训和带教，直到确认他们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能过关了，才放心地让他们跟我一起做针麻手术。至此，我们针麻组达到了13人。

熊：第一次您培训了6个人，您还记得这是哪一年吗？

许：应该是1969年。

熊：被培训的人是你们医院的，还是其他医院的？

许：第一次受培训的6个人来自我们医院不同科室。第二次受培训的6个人都是从专科学校毕业分配进来的。

熊：他们实际上也是你们医院的，只是更年轻？

许：不是六院的，当时卫生局开了一个针灸短期培训班，他们是从这个培训班毕业的，然后被分配到我们医院针麻组来。

熊：第二次培训大概是什么时候？

许：应该是1975年或1976年，正值针刺麻醉全面开花时。

针麻中的细节问题

6.1 施针数量

熊：针麻手术一般要取多少穴位？

许：大约10个左右，但具体数目不固定。实际操作中取穴的多少要依据手术大小、难易及具体手术部位而定：有时仅需2-4个穴位就可满足需求，在更为复杂的手术中可能需要多达10-16个穴位。同时，还要注意观察病人在术中的即时反应，以便适时增减穴位。

我们遵循多种取穴原则，如辨证取穴、脏腑取穴、循经取穴、神经节段取穴（阿是穴）以及基于长期时间积累的经验穴。循经取穴时，我们会在病人的手部和脚部选取关键穴位进行针刺，同时也会在即将进行手术操作的部位进行针刺。手术开始前（即划皮前），我们会先对病人进行一段时间的诱导，这个过程大约持续20-30分钟左右。等到要划皮时，就会拔掉刀口附近穴位上的针，仅保留手上和脚上的针继续发挥作用。

熊：您做针刺麻醉的时间比较长，经验也越来越多。熟练后，扎针的数量有变化吗？减少还是增多？

许：没有明显的变化。可能后面的手术精益求精了，有些针放在那里发挥不了太大作用，就可以去掉。

6.2 针刺手法

熊：如果扎10针的话，需要多人同时捻针吗？

许：我们是双手开工，两只手同时捻两根针，轮流负责患者手上和脚上的针。

熊：那就是说，有一些部位深度留针，扎进去就暂时不动它了，然后再捻一些新的针进去？

许：在一些部位深度留针，需要调整时就轻轻提起针体进行捻转操作。针刺时，重要的是让病人有酸胀的感觉，这是确保穴位得气的关键。因此要将“上下提插”和“左右捻转”的手法结合起来，使针在穴位上能以每分钟120-200次的速度进行细微而快速的转动。在术前的诱导阶段，这种捻转手法是持续进行的。

手术中，“提插捻转”的速度、角度和深度则需要根据手术的具体步骤和病人的即时反应来灵活调整。若手术进展顺利，病人状态稳定，我们可以采用较为轻柔的手法，减少不必要的提插捻转；相反，若遇病人对针反应较为强烈，情况严重，我们会采用“留针带气”的方法，即将针固定在穴位上，暂时不进行提插捻转，让其持续作用于穴位，以达到稳定和缓解的作用。

6.3 针刺速度

熊：听您讲，针麻时捻针的速度要控制在每分钟120-200次，手指保持这个劳动强度应该很容易酸麻吧。

许：速度非常快，所以一定要经过训练——培训期间，我拿着秒针严格计时，确保每位医生都达到这个要求才行。针的速度越快，上下提插的幅度就越小。后来我们采用了电针疗法，电针与传统针刺手法所能提供的刺激强度一样，都要严格控制在病人的耐受范围之内。

熊：用电针的方式，扎针的数量还是没变？

许：没有明显变化，数量仍根据实际需要调整。

针麻的成功标准

熊：针刺麻醉手术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成功标准是什么？或者说，怎么样才算是针麻手术成功了？

许：“成功”就是在做手术的过程中，当手术刀划过病人皮肤切入肌肉时，病人稍微有点痛感，完全能够耐受。但在某些手术中，比如涉及胃或肠道的手术，由于手术操作中可能会牵拉到脏器，这往往让病人难以忍受——出现恶心、呕吐等强烈反应。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针刺特定穴位能够有效缓解病人的不适，使整个手术做下来，也是成功。

熊：病人在手术过程中能够忍受疼痛，没有大喊大叫，就算是成功的针麻手术？

许：对。整个过程中没有听到病人大喊大叫，只是偶尔皱皱眉头、哼一哼就算成功；病人喊痛，声音不太大，我们适时地向病人肌肉中注入一点镇静剂、止痛剂，若能够解决问题，也算是成功。而对于少数实在无法忍受疼痛的病人，需要启动备用方案——在硬膜外插管并推注麻醉药物，那就失败了。

1975年之后，我们认识到用针刺不可能做到完全麻醉，就开始尝试针药复合麻醉——也就是针麻跟药麻结合，硬膜外插管，少打一点麻药。我当时在麻醉科，药物麻醉也做，针药复合麻醉也做。我的主治医生职称就是在麻醉科晋升的。

熊：您的家人、近亲是否做过针麻手术？

许：他们没有，但有朋友做过。做之前朋友找我咨询，我告诉他注意事项：先确定你是不是对疼很敏感，不太敏感的才可用针麻；针麻手术中若感觉很疼，要叫出来，然后医生会给你用麻醉药。

图5 组织针麻病人谈针麻术后体会（许帼光供图）

针麻在国际上的影响

熊：您有没有接待过外宾？

许：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上兴起了一股中医热潮，而这股热潮实际上是从针灸热开始的。特别是针麻手术取得成功以后，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也无数次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宾，医院应该有相关记载，但估计现在也无从查阅了。

当时，尤其是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在肺部手术上的成功，以及仁济医院在心内手术方面的突破，吸引了大量外宾前来中国交流学习。尼克松总统和来自英、美、法等国的众多外宾都曾参观过针刺麻醉手术。我们六院每次接待外宾时都是以我为主，负责接待、讲解，并亲自进行手术操作。

外宾观摩针麻手术时，为了确保手术万无一失，我们会做第二手准备：一旦针刺麻醉出现问题，即刻采取针药结合的方式完成手术。对于接受手术的病人而言，有外宾来参观，他也有一种为国争光的荣誉感，这种荣誉感会激发他们内心的力量，促使他们更积极地配合好手术。

熊：你们有没有在外宾不知情的情况下给麻醉药？

许：我们没有。做这种有外宾参观的示范手术时，我们会挑选那种耐痛力很强、很配合的病人。

熊：您是否去国外传授过相关技艺？

许：没有。我的老先生很喜欢看书、买书，他曾经买过《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这两本书^[9]，并借给设计院的同事看。然而，时局变幻莫测，书的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后来被定性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引发了很大的风波。他不幸被卷入其中，因这两本书被检举揭发、贴大字报，进而被当作“三家村急先锋”加以批斗。我也因此遭受牵连，生活与工作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有一段时间我是被控制使用的。我失去了接待外宾的机会，连拍照都被禁止，更不用说出国了。

熊：您口中的老先生是指您丈夫吗？

许：是的。他现在老了，所以我叫他老先生（笑）。

我们从上海中学毕业，他比我高五届。当时动员学生参加抗美援朝，他在高三时就瞒着家里去参了军。因为他被安排到海军，所以没有到朝鲜去打仗，不然肯定会死在朝鲜战场上。他后来在大连、青岛待了13年才又回到上海。

说个笑话——他是我的叔叔辈，我叫他的父母为好公好婆（苏州、上海一带的方言，是孙子孙女唤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称呼），他称我爸妈为哥嫂。这里面有个渊源：他的父亲跟我的父亲在湖州海岛中学读书时是前后同学。后来，上海泰山砖瓦厂需要一位医生，恰巧我祖父学过医，便受邀到泰山砖瓦厂做医生。我父亲也随祖父从福州迁来上海。我们的父母亲都在一个厂里工作，我还没有进大学的时候，就跟他在一个厂里。那时候他在部队服役，已经快25岁了。他的领导关心他的个人生活，便半开玩笑地说：“小吴，你可以考虑成家了，外面追求你的人很多。”他一直希望能找一位南方妻子作伴，这也正合她母亲的意。于是他妈妈就开始留意厂里职员的女儿，物色好以后就问他：“许帼光怎么样？”他说可以啊，我们就这样联系起来，等我1963年毕业后结了婚，“叔叔”成了丈夫。

针刺麻醉推广活动的结束

熊：那些年，你们医院或科室总共做过多少例针麻手术？

许：我院的针刺麻醉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5-1968年，针刺麻醉主要以泌尿外科为主，包括肾切除术、输尿管肾盂切开取石术、膀胱切开取石术等，共做了101例手术。

第二阶段是1969-1978年，当时将开展针刺麻醉手术提升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因此，院长挂帅，医院上下，从手术医生、针灸医生到麻醉医生，都不得不做。针麻手术全面开花，涵盖了外科、骨科等多个领域：外科手术中，从甲状腺切除术到胃癌根治术，从剖腹探查术到阑尾切除术，多达29种手术类型均采用了针刺麻醉；骨科方面，肌腱移植术、窝囊肿切除术、人工股骨头置换术等复杂手术也采用针刺麻醉。其中，断肢再植术共完成了26例，涉及病种多达38种。此外，泌尿科与妇产科也进行了针刺麻醉手术。这一阶段是针刺麻醉的全盛时期，我院共做了3000多例手术。

针刺麻醉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迁，手术数量逐渐减少，由此针刺麻醉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手术种类也在减少，主要集中于外科、口腔科和五官科。在针刺麻醉发展的三个阶段中，我院做过的针麻手术共计4663例。

图6 1993年带教国际针灸班美国医生（许帼光供图）

熊：那您的针麻经验应该是非常丰富了，您具体做到了哪一年？

许：我做到了1979年1月份，当时针麻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针麻组宣布解散。因为工作需要，我就回到中医科担任中医科主任。后来，针麻手术也做得越来越少了。

推广针麻是政治运动

熊：您刚才提到，在第二阶段，针麻是政治任务，被上纲上线为 “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您看来，对针麻的推广是不是政治运动？

许：我觉得有点像政治运动。“文革”中的政治运动很多，这也是其中一个。我认为将“针刺镇痛”提升到“麻醉”的高度是不恰当的。因为真正的麻醉应该确保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完全无痛感；要能够把手术顺利做下来，并使医生和病人都感到满意。针刺镇痛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可当时硬要推广针刺镇痛，就把它说成是针刺麻醉，还把使不使用它跟政治挂钩，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操作。不如此，针刺麻醉就没法推广开来。当时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譬如“备战备荒为人民”就是一个政治运动。为了备战，国家决定将重要的兵工厂向大西南等偏远地带转移。我们医院也接到任务，要在贵州筹建一个新的包括内、外、妇、儿、中医科的分院，并要求医院“好人好马”支援内地。我就是要被派过去建中医科的一位，红榜都贴出来了，全家搬迁，限期一个月之内要走。我们赶紧就卖家具。红木的大圆桌，50块！红木橱柜，45块！沙发，5块……还要单位开证明人家才收。后来就是因为我爱人在设计院挨批斗，我的名字被划掉。但家具已经卖掉，又不让我们再买回来了。没了家具，日子还得将就着过，生活质量当然下降了不少。现在看来，我没有去成反倒是“因祸得福”。若我真的去了贵州，能否顺利返回上海也是个未知数。至于备荒，大量粮食被储存在仓库里而缺乏有效的保存措施。许多大米、谷子等粮食烂掉、霉变，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

熊：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吃过四年的陈化粮——放久了的稻米很不好吃。

许：当时还有“练好铁脚板，打击帝修反”的口号。让中学生去拉练，作为医生，我们陪着他们一起拉练。这样的拉练真有用吗？学生真能成为“打击帝修反”的重要力量吗？大家每天要跑很多路，那些正处于发育中的小女孩月经期也只能使用粗糙的草纸，腹股沟大腿内侧皮肤都擦破了！天气又那么热，导致很多女孩发炎化脓，她们也只能忍受这种痛苦。条件异常艰苦，学生们甚至没有地方大小便，那些小孩子真是太苦了！

虽然现在的环境与过去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活动仍与政治挂钩，这也使得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参与其中，运动来了就不得不干。（以下省略两千余字）

对针刺麻醉的认识

熊：到1979年1月，您针刺麻醉的工作就基本结束了。那是不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基本也不搞运动、不再推广针刺麻醉了？

许：是的。但上海还是留有很少一部分人在继续搞针刺麻醉。有的是为了满足外宾的参观需求，有的是在做针药复合麻醉研究。

熊：针药复合，就难以判断究竟是针刺起作用，还是药起作用。现在有些中成药也是加一些西药进去，人们难以分辨到底是中药产生了作用还是西药产生了作用。

许：加入西药后的效果肯定会好一点，因为西药快，中药慢。

熊：几十年后的今天，您对针麻有怎样的认识？

许：回顾我在六院度过的40年医疗生涯，其中从事针麻14年——占了我的近1/3时间，这是一段比较难忘的经历，也对我中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我看来，针麻确实具备一定的优点。它比较安全、经济且成本低。此外，针麻引起的生理扰乱较少、呼吸循环精神并发症少。它还能促进肾上腺素功能的提升，增强患者在手术中的脑供血和供氧能力，从而有效降低脑损伤的风险，保护脑功能。但针麻的缺点也不少，最显著的问题是稳定性不够。由于每位病人的身体状况、耐痛能力及反应都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导致针麻的疗效难以预测。进一步而言，目前尚缺乏统一的选穴标准和疗效评价标准，这也使得针麻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规范性。所以，针麻的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和有效性，也都因上述因素而显得不够确定。

我对针刺麻醉还有三点自己的认识：

第一，我个人认为将“针刺麻醉”的名称直接用于描述功效不合适。实际上，它不能达到传统意义上的麻醉效果，只是发挥了一定的镇痛作用，且这种作用效果还因患者个体差异而定。因此，我更倾向称它为“针刺镇痛”——这样的表述更贴切，更加名副其实。

第二，我始终认为医学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应该避免与政治过度联系。将是否开展针刺麻醉上升到“是否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用政治路线压倒一切、用政治标准衡量医学实践，是错误的做法。把医疗和政治挂钩，是我很反感的。

第三，至于针刺麻醉的应用范围，我认为可以考虑做一些头面部以上区域的手术。这些部位痛觉神经相对较少，实施针刺麻醉时，病人痛苦比较少，但操作过程还是有点繁琐。

（注：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为《回顾针刺麻醉推广活动——许帼光针灸医师访谈录》。）

注释

[1] 周嘉,宋琼芳,沈莉. 针刺麻醉走过浮沉60年[N]. 健康报,2019-04-03(5).

[2] 周嘉,宋琼芳,沈莉. 针刺麻醉走过浮沉60年[N]. 健康报,2019-04-03(5).

[3] 已发表过的相关访谈包括（1）熊卫民,贺崧智.陈惠然教授访谈录.见：熊卫民主编.中国科学技术生命科学访谈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0-121.（2）熊卫民. 打鸡血、喝尿、针刺麻醉，我亲历过这些医疗荒唐事——刘京林大夫访谈录. 返朴.2024-3-17.（3）熊卫民,崔竞文.它曾被称为“中国医学的卓绝成就”，如今却销声匿迹——寿天德教授访谈录. 返朴.2024-5-5.

[4] 尹惠珠，1929年生，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世界断肢再植之父”陈中伟院士的夫人。

[5] 针刺应用于临床局部麻醉的初步观察[J].上海中医药杂志,1959,(01):25-27.

[6] 孟庆禄，1924年生，陕西省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1959年参与编写我国第一部针刺麻醉专著《针灸麻醉》，其中“机制综述”及“耳鼻喉科”两章为他所撰。

[7] 张仁.中国针刺麻醉发展史[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第8-18页.

[8] 《针刺麻醉》编写小组编. 针刺麻醉理论研究资料选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9] 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辟了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写。1961-1962年，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开设了《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两个专栏的一些篇章对时弊有所讽喻。1966年，均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同时，对三家村的批判也成为了“文革”的直接突破口。

本文2025年1月22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返朴（四千台针麻手术麻醉医生：“针刺麻醉”根本没达到麻醉标准 | 熊卫民访谈），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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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熊卫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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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科学素养，家国情怀，横跨文理，纵览风云。《周易·文言》：“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