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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Bai, Y., Jin, K., & Lu, D. (2024). Misallocation under trade liberal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4(7), 1949-1985.
摘要：本文正式阐释了一个经典的观点：在次优环境下，贸易可能会导致福利损失：收益可能被源于扭曲的边际收入损失所抵消。在存在扭曲性税收的Melitz模型中，我们推导出贸易带来的福利收益的充分统计量，并表明其与有效率情况（ACR）的偏离可以通过投入份额与产出份额与国内边际弹性之间的差距来捕捉。这种损失反映了对更多享受补贴企业的内生选择的影响。我们展示了在何种条件下传统的公式会高估贸易收益，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会出现福利损失。利用中国制造业数据，我们通过考虑企业层面的扭曲，证明了考虑了福利损失后，贸易带来的常规收益实际上被大幅抵消。
推文作者有话说：曼昆《经济学原理》开篇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中有一条，“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然而情况总是这样吗？事实上，这一论断几乎是第一福利定理的推论，需要在一系列最优条件下才能满足。但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完全满足，也就是说，是一个次优状况呢？例如，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中的一个或两个存在错配，即有一些补贴，使得边际之间并不相等，这便偏离了第一福利定理的条件。并且这些补贴需要从总收入中扣除，即一般均衡效应。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发现，这条看似不可动摇的“原理”与现实并不相符。来自罗切斯特大学的白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金刻羽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吕丹的新文章，为我们解读了这一问题，这在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这篇文章的核心思路可以理解为以下三个成分的有机结合。首先是基于Melitz (2003)，在垄断竞争框架和有两个国家的开放经济体设定下考虑了企业对是否出口以及是否进入市场的离散选择。其次，在Melitz的基础上引入了Hsieh and Klenow (2009)框架下的楔子(wedge)和错配，从而使市场进入一个次优环境，并对总销售额、总福利进行了加总。第三，也是本文得出各种结论的关键一步，是拓展了Arkolakis, Costinot, and Rodríguez-Clare (2012)提出的ACR充分统计量，从而可以表达存在错配情况下的福利变动，为清晰的、可追溯的比较静态分析提供了可能。以上三个部分均为教科书中的经典模型，对它们的组合以及加总过程也是教科书般优雅丝滑，微观基础扎实，结合数量分析，自然地得出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推论。
关于本文的方法和结论，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虽然本文的核心关注点是中国国内的错配对中国可开放贸易后的贸易收益的影响，但事实上本文提出的充分统计量非常有一般性，可以扩展到各种情况，如中国国内的错配对美国贸易收益的影响，或反之。作者在拓展部分进行了很多相关讨论，其中附录I.1, Impact of Home Distortions on Foreign Welfare中讨论了这一影响。同时，作者虽然主要关注贸易成本变化带来的影响，但根据其充分统计量的构造，即福利的差分，亦可变成其他参数变化带来的影响。其次，本文所提到的“贸易收益”仅仅指静态语境下的贸易本身，而不能扩展到更广义的包含了各种溢出(spillover)和外部性的贸易收益，如文献里广泛记录的加入WTO改善了资源配置、促进了技术学习等。事实上，本文几乎只包括了国内资源错配对国内贸易收益这一种外部性，或者用作者的话说，主要是一阶而非二阶影响。第三，承接上一点，在动态框架下，无论是否考虑技术进步、技术溢出以及资源错配，都会使结论发生很大变动，围绕这一问题，也有一支蓬勃兴起的文献，这其中包括几位作者的最新研究，Technological Rivalry and Optimal Dynamic Policy in an Open Economy。
介绍
01
发展中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商品贸易开放，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议题。得益于近几十年来国际贸易领域所取得的显著进展，目前对于贸易收益的性质和类型，我们已经有了诸多了解。然而，尚不明确的是，为何某些发展中国家从贸易中获得的益处多于其他国家，以及为何某些国家似乎受益较少甚至几乎未受益。新的贸易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能从贸易中获得最大收益：倘若贸易自由化能够促使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重新配置，那么总体生产率和福利便会相应提升。但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受到广泛存在的政策和制度扭曲的影响。例如，对某些企业的显性和隐性税收与补贴、产业政策、出口促进政策等等——这些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常见现象。许多人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有可能缓解部分此类问题，因为资源会流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而更多的直接外国竞争会淘汰一些低效率企业。但正如Rodriguez–Clare (2018）所暗示的那样，贸易在改善资源配置从而带来福利增益方面的效果究竟如何，还远不明确，“对于贸易收益的计算而言，一个复杂的情况可能在于国内扭曲的存在。” Bhagwat and Ramaswami (1963）早就提出了贸易可能在次优环境中产生不同影响这一论点。即使在经典的教科书分析中，也存在关于“反对贸易的国内市场失灵论”的讨论，即“当次优理论应用于贸易政策……经济内部功能的不完善可能成为干预其外部经济关系的理由” (Krugman, Obstfeld, and Melitz，2015）。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点更是如此。这些重要问题激发了本文的关键动机。为了进行探究，我们将企业特有的扭曲因素纳入一个两国的Melitz模型，并分析贸易成本冲击所导致的福利变化。在我们的框架中，企业不仅在生产率上存在差异，在扭曲程度上也有所不同。在基准模型中，这些被假定为外生的产出楔子或要素楔子。它们反映了各类政策和制度的扭曲，并导致企业之间边际产品的差异。
我们表明，在一个有税收的开放经济体中，外部冲击所产生的一阶福利影响等同于其直接影响、间接贸易条件影响以及间接财政外部性(fiscal externality)影响的总和。前两种影响在有效率情形下以及不存在扭曲的状况中，能够通过由 Arkolakis, Costinot and Rodriguez-Clare（2012），即ACR充分统计量予以概括。财政外部性反映了扭曲如何作用于市场选择以及企业的生产规模，进而影响总体财政收入和收益。若企业总体补贴增加，财政外部性为负；若总体税收增加，财政外部性则为正。这种负外部性可能会削弱传统贸易所积累的收益，在特定条件下，甚至会导致贸易福利损失。因此，一项主要的理论成果在于，为这一低效经济体中贸易所带来的福利增益或损失提供了充分统计量，并表明诸如贸易流量和弹性之类的统计量已不足以捕捉福利变化。与 ACR 的主要差异仍能通过充分统计量来概括，即国内销售份额与投入份额之间的差距以及国内完全弹性。扭曲（例如税收和补贴）如今掩盖了企业的真实生产率。企业在市场中进行生产，可能并非因其固有生产率，而是由于其获得了充足的补贴。大量受到高额补贴但生产率不足的企业可能会以其他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为代价进行出口和扩张。那些生产率高同时税负高的企业，原本在国内市场中勉强能够生存，但随着其他企业获取市场份额并推高成本，它们将会被逐出市场。换言之，在Melitz类型模型中带来收益的选择效应不再仅仅基于生产率，而是由企业生产率和扭曲共同决定。并且，随着贸易的增多，总体补贴有可能上升，从而引发负面的财政外部性。贸易成本冲击能够通过市场选择影响总体税收/补贴，其一般均衡影响作用于企业层面的生产。尽管这些异质性影响颇为复杂，但我们的理论分析表明，仍然有可能通过充分统计量来概括财政外部性效应。我们指出，如果国内投入份额的降幅大于销售份额的降幅，那么可以推断存在对更多受补贴企业的负向选择（即更多受补贴的企业选择出口，换句话说，拿国内的钱补贴外国人，推文作者注）；如果国内投入份额的降幅小于销售份额的降幅，那么可以推断存在对更多非补贴企业的负向选择。
另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对这些影响进行量化。正因如此，我们在中国的情境下对研究结果予以实操。我们选取中国，是因为它是一个存在诸多扭曲的经济体，并且在 21 世纪初经历了重大的贸易自由化事件。在我们的定量分析中，我们在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将出口市场中的额外楔子纳入考量。我们运用中国制造业的微观数据，探究在不考虑国内既存扭曲的情况下，我们的模型与标准贸易模型之间存在多大的偏差。我们发现，当考虑到扭曲因素时，对于中国而言，负外部性导致了15%的福利损失，远远超过了常规 ACR 收益的 11%。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定量分析中，我们并非直接测量楔子。原因在于，所观察到的统计数据并非底层数据：现存的企业已经经历了筛选，因此它们所观察到的分布并非真实的分布。对于所观察到的生产率与楔子之间的相关性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受到重税的企业必须具备高生产率才能得以生存或出口。基于这些原因，定量分析中所采用的方法是对楔子与生产率的潜在联合分布，以及生产和出口的成本进行估计，以与所观察到的企业产出、投入和出口模式相匹配。
02
理论框架
消费者：
首先，国内的代表性消费者消费C，以最大化效用u(C)，价格指数P，工资w，其中Π是分红收入，T是从政府获得的一次性转移支付的数额，并且满足如下约束：
最终品生产者
最终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CES生产函数意味着总产量Q和价格指数P的表达式为：
其中σ是中间品之间的替代弹性，q(ω)是中间品ω的需求量，p(ω)是其价格，Ω是内生决定的商品集合，对商品 ω的需求可以写成：
中间品厂商
两国都存在潜在的边际竞争进入者，他们可以通过fe的支付沉没成本进入。潜在的进入者面临着他们在该行业生产率的不确定性。他们的每一分收入还面临着随机的收入楔子τ，如果>1就是税收，<1就是补贴。一旦支付了这个沉没成本，企业就会独立地从联合分布g(φ,τ)中抽取生产率φ和楔子τ。企业是垄断竞争的，对于只在国内的企业，最优化问题是：
生产q单位的产品需要固定生产成本f和不变的可变成本，因此所需的总劳动量为l=f+q/φ，如果企业决定出口，需要支付fx个单位劳动的出口成本以及τx个单位的冰山贸易成本，所以出口的最优化问题就变成：
其中外国需求是，其中Pf和Qf是国外的价格和数量。企业的生产率和扭曲和之前一样。国内销售和出口的生产率边界就是：
政府的收支平衡条件如下，并以一揽子形式回到消费者处：
均衡条件
均衡有以下几个要素。首先，是一个固定的进入者数量Me以及生产者M，还有事后的运行中的企业数量，或者说是条件于成功进入的生产率和扭曲的联合分布：
成功进入市场的概率是：
成功出口的概率是：
因此，在均衡中，生产企业的数量等于进入者的数量与进入概率的乘积ωeMe=M。
外国经济有gf(φ,τ)的生产率和扭曲分布，它的进入者和生产者数量是Mef和Mf，进入市场和出口的生产率边界是φf*(τ)和φxf*(τ)，事后的企业分布是μf(φ,τ)。
均衡中，将国内外产品都进行CES加总，国内的价格指数满足：
另一个条件是自由进入条件，或者说考虑固定成本后，进入是零利润的：
结合劳动市场出清条件，可以得到生产企业的数量为：
再上一个平衡贸易（balanced trade）条件，就可以得到：
将国内工资标准化为1，(4)中的两个生产率边界（进入市场和出口），(5)中的价格指数，(6)中的自由进入条件，(7)中的劳动市场出清，国外市场的以上所有条件，(8)的贸易平衡条件，可得11个等式，从而可解11个未知数{φ*(τ),φx*(τ),φf*(τ),φxf*(τ),P,Pf,Q,Qf,M,Mf,wf}的方程。
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命题，用零次齐次性说明提升外生楔子的均值并不会影响实际变量（例如国内销售和出口企业的数量）。资源错配来自企业间楔子的异质性，而非楔子平均值的变化。
理论比较静态分析
03
下面将福利记作W，即人均消费C/L，在均衡中也就是Q/L=(PQ/L)(1/P)，而，因此代入(5)式中的价格指数和(8)式中的自由贸易条件，可以得到如下的福利表达：
其中MRPLτ=wτ是企业特有的劳动的边际产品。该表达式表明，福利与以相对扭曲为权重的加权企业生产率相关。
贸易带来的福利变化
微小的贸易成本带来的福利变化可以表达为：
这里，通过家庭的预算约束和零利润条件Π=0将PQ替换为WL+T，并标准化w=L=1。这里，d ln(1+T)或者说dlnPQ度量了财政外部性(fiscal externality)。
事实上，就这一表达式而言，这里并不只是只能表达由贸易成本带来的变化，而是能表达许多其他变量带来的变化，只是作者在本文中比较关注贸易自由化，也就是贸易成本降低带来的影响。
但是这个dlnW到底包含什么成分呢？作者用充分统计量来回答。为了推导最后的充分统计量，作者首先推导了国内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
作者还推导了国内投入（在这里有且仅有劳动）占总投入的比例：
在没有扭曲，也就是τ全都为1的情况下，两者应该相等，然而一旦引入楔子它们就不相等了。这个区别是作者区别于之前文献的起点之一。接着，作者又引入了两个关于广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s)的变量：
前者表示在市场内，生产率在任何一种边界 φ ̂之上的企业的累计销售额关于这一边界φ ̂的弹性，后者则表示生产率在任何一种边界 φ ̂之上的企业的累计投入关于这一边界φ ̂的弹性。
基于上面的各个部分，考虑一个微小的贸易成本的变化（如上所述，可以是其他变化））。将(8)中的贸易平衡条件代入(5)中的价格指数，再把(7)中的劳动市场出清条件代入(6)中的自由进入条件，再将两个条件的差结合起来，可以得到一般性的福利变化的表达：
命题2 一般的福利表达 关于冰山贸易成本冲击的福利变化为：
其中财政外部性，也就是，可以进一步表达为：
作者随后对财政外部性展开了专门的讨论。
04
数量分析
为了进行数量分析，作者拓展了之前的表达，之前一个企业的特征只包括(φ,τ)，即生产率和国内国外都一样的楔子，现在变成一个四元组，即(φ,τ,τex,τfx)，生产率，国内楔子，出口楔子，以及进行出口的固定成本的一个乘积，它们来自一个联合分布G(φ,τ,τex,τfx)。那么出口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变成：
那么，只有生产率高于下面这个界的企业才会选择出口：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进行了一些巧妙的处理，例如将τfx，τex等企业特有的变量代入边界，采用连续统等，减少了符号上的处理麻烦。
在上述更一般的设定下，作者推导了福利变化的充分统计量：
命题3 在上述设定下，冰山贸易成本变化带来的福利变化可以表达为：
其中财政外部性部分可以进一步表达为：
作者接下来的数量分析主要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上面这个版本的充分统计量，探讨贸易开放对国内福利的影响。
推文作者信息：韦忠吉，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研究兴趣：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邮箱：weizj@link.cuhk.edu.hk
Abstract
This paper formalises a classic idea that in second-best environments trade can induce welfare losses: gains accrued can be outweighed by incremental income losses stemming from distortions. In a Melitz model with distortionary taxes, we derive sufficient statistics for welfare gains from trade, and show that its departure from the efficient case (ACR) can be captured by the gap between an input and output share and domestic extensive margin elasticities. The loss reflects the impact of an endogenous selection of more subsidized firms into exporting. We show sufficient conditions under which conventional formulas overestimate trade gains as well as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elfare losses can occur. Using Chinese manufacturing data, we demonstrate by taking into account firm-level distortions, welfare losses largely offset conventional gains to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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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卢欣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