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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Andreas Gerster, Stefan Lamp, Energy Tax Exemptions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ume 134, Issue 663, October 2024, Pages 2803–2834.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93/ej/ueae048
01
前言
随着全球能源市场的持续动荡和环境规制的日益严格，能源成本的波动已经成为影响工业生产的关键因素。面对能源成本上涨对制造业竞争力所带来的挑战，许多国家采取税收优惠政策以减轻制造业的税负，其中就包括德国为制造业提供的能源税豁免政策。但在政策实施后，德国政府关注到这些豁免可能带来企业行为扭曲和税收收入减少。例如，能源税豁免可能诱使企业调整其生产投入选择，大量增加电力消耗，进而影响其生产效率和环境可持续性。那么，这是否与政策制定者旨在通过税收激励促进能源效率和环境保护的目标相符呢？基于此，作者通过对德国可再生能源附加费（REL）免税政策改革进行实证研究，揭示在不同政策设计下，税收豁免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的电力消费、生产决策和市场行为，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关于如何平衡税收激励与环境保护目标的重要见解。
02
研究背景
能源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德国为了减轻能源密集型行业的财务负担并维持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德国政府实施了可再生能源附加费（REL）免税政策。该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制造工厂免除或减少支付REL，这是一种附加在电力消耗上的税费，用于资助可再生能源项目，所有家庭和企业都必须支付。作者围绕这一政策的两个阶段进行研究：2003年至2012年的阶梯式豁免政策，以及2012年政策改革后的豁免政策。
在2003年至2012年的政策期间，德国的制造工厂如果年电力消耗量超过10吉瓦时（GWh），并且企业层面的电力成本与增加值（GVA）之比超过一定比例，便有资格获得REL豁免。这一政策设计意味着，工厂通过增加电力消耗量，可以在两年后获得豁免资格，从而享受降低的边际电价和边际内的收益。
2012年的政策改革对豁免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将获得豁免的电力消耗门槛从10GWh降低到1GWh，扩大了豁免的适用范围。这一改革旨在减少企业为了获得豁免资格而操纵电力使用的激励，同时降低了税收缺口，减少了企业聚集在豁免资格门槛之上的现象。改革后的豁免政策仅在电力消耗超过1GWh的部分提供税收减免，而不再提供边际内的收益。
03
改革过程电价和豁免时间表的变动分析
1.电价的变动趋势
图1展示了2000年至2017年间德国REL与工业平均电价的演变。在此期间，工业平均电价大幅上涨，从2000年的约6美分每千瓦时增加到2017年的17美分每千瓦时。REL在这一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00年的0.2美分每千瓦时增加到2017年的6.88美分每千瓦时，占当年工业平均电价超过三分之一。
2.豁免时间表的变动分析
豁免时间表包括了工厂获得豁免的条件、电力消耗的门槛、以及与这些门槛对应的税收减免幅度。图2绘制了原始豁免时间表(面板(a))和政策改革后的修订时间表(面板(b))，其中Tnt和Text分别表示非豁免和豁免工厂的总REL支付。在原始政策设计(面板(a))下，如果工厂在基线期间t-2消耗了超过10GWh电力，则可以在t期间豁免。豁免减少了t期间的总REL支付，减少了Tnt-Text的金额。这种边际内收益激励工厂定位在豁免资格门槛之上。提供这种边际内收益的豁免计划通常被称为阶梯税设计。如图2的面板(b)所示，REL豁免规则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接近1GWh新资格门槛的工厂的税收缺口。只有边际REL支付在此点发生变化，对工厂扩大电力使用以达到资格的激励作用很小。
04
数据来源
作者基于德国制造业2007年至2017年期间丰富的行政数据集(AFiD，德国官方企业数据)。为了计算所有企业和年份的电力成本与增加值的比率，作者根据企业级电价和年度电力购买量对数据进行插值。同时，作者使用了Bureau van Dijk标识符、税号和官方市政标识符将数据与免除REL费用的工厂的完整列表进行匹配。联邦经济事务和出口管制局（BAFA）提供了2010年至2013年的这些数据，并只保留制造业工厂。作者还确保能够在工厂层面唯一识别豁免工厂，并且根据作者的数据，豁免工厂不违反资格标准。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91%至95%的匹配工厂符合这些标准，表1列出了2013年三大类工厂的汇总统计数据。描述性统计如下图所示。
05
关于企业聚集和豁免行为的典型事实
作者继续评估企业的聚集行为，即工厂在多大程度上战略性地操纵其电力消耗以在两年后有资格获得REL免税。表2中的测试统计数据表明，尽管税收缺口创造了经济激励，但聚集现象很少见。作者仅在2010年检测到统计上显著的不连续性，当时带缺口的免税政策仍然存在，REL已大幅上升至每千瓦时2.05美分。2010年，即作者豁免数据涵盖的第一年，只有大约四分之三(72%)的符合条件的工厂申请了豁免。这一比例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增加到大约75%。2013年，由于资格标准的降低和豁免率的略微下降，作者样本中豁免工厂的总数增加到1500多家。
为了测试豁免价值更高时，工厂是否更有可能申请豁免，图3绘制了2012年符合条件的工厂的豁免率与其两年前的基线消费量之间的关系。基线用电量低于10GWh的工厂不符合条件，因此豁免率为零。在符合条件的工厂中，只有大约35%的用电量略高于10GWh门槛的工厂申请了豁免。然而，用电量约为360GWh的工厂的豁免率几乎增加到100%。这一发现支持了企业在豁免的财务收益与其使用相关的合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的猜想。
06
实证策略和结果
（一）REL免税政策在分段政策设计下的情况
作者的第一个项目评估关注的是在最初的、分段税收设计下REL免税的影响。作者的目标是估计REL免税对德国制造业工厂能源投入选择和竞争力指标的影响。在作者的整个分析中，作者遵循潜在结果框架，并将Dit为一个处理指示符，如果工厂i在年份t被豁免，则等于1，否则为0。工厂i在处理情况下的潜在结果由Yit(1)表示，而Yit(0)表示工厂未接受处理，即继续支付全额REL的情况下的潜在结果。作者感兴趣的是估计对接受处理的平均处理效应(ATT)，由ATT=E[Yit(1)-Yit(0)|Dit=1]给出，其中E[.]表示期望算子。
1.实证方法：断点回归法
为了克服缺失反事实的基本问题，作者进行了断点回归分析。断点回归设计的核心思想是利用基于所谓的运行变量是否超过截止值来确定处理资格的制度规则。在作者的模型中，Ri代表基线电力使用量，c代表10GWh的截止值。由于REL免税仅授予那些申请豁免并满足第二个资格标准的10GWh阈值以上的工厂，因此该政策设计符合模糊断点回归，即在临界值处的处理概率会发生跳跃。模糊RD方法基于三个主要的识别假设。首先，处理概率需要在截止值c处跳跃。其次，假设通过阈值会影响所有工厂的处理概率朝同一方向变化。第三，潜在结果的条件期望E(Yi(j)|Ri)，假设在截止值处是连续的。在这些识别假设下，截止值处合规者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作者将其表示为ATTRD，定义为
作者通过局部线性回归来估计结果变量的条件期望。鉴于阈值处工厂数量有限，为了提高统计效力，作者将2010年和2011年的观测结果合并，并在公司层面聚类标准误，以考虑误差项中潜在的序列相关性，并进一步控制了滞后的结果变量(在时期t-3)。
2.主要结果
表3中的模糊RD估计显示，REL免税使豁免工厂的平均用电量增加了约3.1GWh，这一效应在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更具体地说，鉴于RD设计的局部性质，这一效应意味着在截止点附近的合规者，即在2008年和2009年消耗约10GWh的豁免工厂，在2010年和2011年将其用电量增加了其基线消耗的约三分之一。对用电量取对数的结果显示，平均相对增加量更大，但估计不精确，达到了78%。
（二）修订政策设计下的REL免税政策
接下来，作者研究了2012年改革后REL免税的影响，该改革消除了税收缺口并显著扩大了有资格获得豁免的工厂群体。作者重点关注修订政策实施后的第一年(2013年)REL免税的影响，基于匹配的DID方法，该方法允许作者将新豁免的工厂与具有共同经济历史的高度相似的控制工厂进行比较。此外，作者利用2014年至2017年的结果数据，并估计这些年份的意向处理效应。
1. 实证方法：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
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使作者能够利用数据集的纵向结构，并使用丰富的工厂级特征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平均处理效应(ATT)可以表示为
其中Yit表示工厂i在结果年份的产出，t=2013和Yi0表示基准年(2011年)的产出变量，用于确定处理状态；I1表示免除处理的工厂集合，而I0和N0表示对照组。此外，项WN0,N1与决定了反事实观测的权重。
2.主要结果
表4展示了使用主要倾向得分规则和一对一最近邻匹配的结果。第(1)列报告了基准期内消耗1-10GWh电力的工厂组的ATTDiD，第(3)列将样本限制在基准期内消耗5-10GWh电力的工厂。面板A显示，改革后的政策时间表下的REL免税导致所有工厂(第(1)列)和消耗5-10 GWh电力的工厂(第(3)列)的电力消耗增加了约 3% 和 6% ，估计值都远小于在有缺口的免税政策下发现的效果大小，且作者发现工厂减少了其在总能耗中化石燃料的份额。在面板 B 中，作者检验了工厂对二氧化碳总排放的估计，结果显示在5-10 GWh样本中的工厂显著为正，这些工厂显示出对豁免的更强电力使用响应。在面板 C 中，作者检验REL 豁免如何影响短期内的竞争力指标，结果发现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对 REL 豁免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有效性结论提出了质疑。
（三）反事实模拟
为了评估免税设计特征对效率和分配的影响，作者模拟了两组情况下的市场结果。在第一种情况下，作者通过比较模拟与实际的分批和豁免行为（表5第（1）行至第（4）行）来检验模型的合理性。结果表明由于聚集导致的最大电力使用量增加在 2010 年达到了 26.9% 。这一发现支持了在有缺口的免税政策下平均处理效应可能特别大的假设。
在第二组情景中，作者对市场行为进行了反事实模拟，假设有缺口的免税政策在2013年继续存在，2013年的REL达到2017年的水平，合规无成本，且不存在固定的分批成本（表5第（5）行至第（9）行）。结果表明，有缺口的免税政策在2013年之前仅产生有限扭曲效应的一个原因是REL税率足够低。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带有或多或少严格政府要求的缺口免税政策时面临权衡:更高的要求和合规成本通过聚集减少寻租行为并限制豁免申请数量，但给企业带来巨大成本(例如，第(5)行，第(9)列)。相比之下，作者发现固定聚集成本的缺失对市场结果影响甚微(第(8)行)。
07
结论
作者分析了德国REL免税这一大规模电力税豁免计划如何影响制造工厂的能源投入和生产结果。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两种免税设计下，REL免税均会导致电力消费显著增加。同时，作者表明，如果REL水平提高到2017年的水平且不存在合规成本，聚集将导致电力使用大幅增加约1144GWh。另外，作者没有发现REL免税对销售、出口份额或就业等竞争力指标产生统计上显著的影响，这使得人们对免税政策的有效性带来质疑。
总之，作者的发现警示了基于生产投入定义免税资格的做法。此外，出于对竞争力的考虑，对能源密集型和贸易暴露型制造业实行免税可能是不合理的。这两点都有助于政策制定者优化免税政策的设计，以维持国内生产水平。同时尽量减少成本和生产投入要素的扭曲，而避免造成福利损失。
推文作者
王森，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经济学；
Email: wangsen_kygz@foxmail.com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a large electricity tax exemption on production levels, employment and input choices in the Germ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or two policy designs, we show that exempted plants increase their electricity use. This effect is larger under a notched exemption policy, where passing an eligibility threshold yields infra-marginal benefits, compared to a policy without such benefits. We detect no significant impact of the exemptions on production levels, export shares and employment. Using counterfactual simulations, we document that notched policies substantially distort firms’ production input choices when financial stakes are high and compliance costs are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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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廖小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