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港自2010年起常年是世界上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包括多个港区，主要位于黄浦江两岸、长江入海口南岸、杭州湾口上。这张拍摄于乍浦路桥的照片，展示了苏州河与黄浦江交界处的风景，外滩的洋房与东方明珠所在的陆家嘴大厦群互相眺望。（图片由Martin Wang捐赠）
原文信息：Joaquin Blaum, Global Firms in Large Devalua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9, Issue 4, November 2024, Pages 2427–2474, https://doi.org/10.1093/qje/qjae017
特征事实
01
货币贬值，企业购买进口品的成本增加，直觉上企业会减少进口。事实尽然如此吗？未必。
文章回顾了一系列货币大幅度贬值事件，包括2002年的阿根廷事件、1999年的巴西事件，以及1997-1998年的东亚事件（包括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拉西亚、俄罗斯、泰国）。在事件发生前后共计12年的时间范围内，总进口投入份额（定义为进口投入支出与总投入支出之比）的变化如图1所示。可以发现，当实际汇率大幅度贬值并持续贬值约十年的情况下，企业进口投入份额反而增加并保持高位。
图1 大幅度贬值前后总进口份额的变化
为什么会这样？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不是告诉我们货币贬值、进口品价格上涨、国内需求被更多本国企业代替、进口减少吗？这篇文章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
02
实证证据
文章认为问题的答案在于企业间经济活动的重新分配模式。令表示总进口投入份额在大贬值前后的差额，表示企业的进口收入份额，表示企业的市场份额，作者将一国进口投入份额的变化分解为公司规模不变情况下进口强度变化的贡献（下公式中Within的部分），以及公司规模变化的贡献（下公式中Between的部分）。
利用1995年墨西哥和1998 年印度尼西亚的市场数据展开分析（结果见下表1），可以发现：（1）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企业内部进口份额的变化往往会降低总进口份额的增长，这表明，企业生产技术的低替代弹性不是特征事实的解释。（2）企业重新分配对总进口份额的增长有显著[1] [王2] 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说，最初进口密集型企业往往会在货币贬值后扩张，这种模式显著增加了总进口份额，如“Between”分量的符号和大小所示。进口密集型企业的这种扩张可以通过市场份额增长与货币贬值前进口份额的散点图来直观地显示出来（下图2）。
表1 总进口投入份额增长分解
图2 墨西哥和印尼货币贬值后进口密集型企业的扩张
如何解释这种企业规模的扩大？笔者提示：在国际贸易中，进口国往往也是出口国。（文章关注的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就是这种情况：两个国家的制造业进出口强度在企业横截面上呈正相关。）贬值的影响有两个方面，它在增加了进口成本的同时，也扩大了出口商面临的国外需求。本国出口商的生产材料来源也有两个方面，国内企业提供的投入品，以及从国外进口的投入品。文章便是结合以上三点提供了一种逻辑上的解释：本国出口商的扩张，可能可以拉动对国外投入品的需求，从而拉动进口。
这篇文章将进口投入份额的变动拆分为了两个部分，即出口商贡献的部分和仅在本国销售的厂商贡献的部分。结果表明（见下表2），对于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在几乎所有时间范围内，出口商占总进口份额增长的比重都超过总进口份额增长（表2的前两列）。换句话说，非出口商的贡献往往会降低总进口份额，进口份额变动是由出口商拉动的。进一步的，将前公式“Between”分量的变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依然是出口带动了进口商规模的扩大（下表2的列3、列4）。
表2 出口商的贡献分解
结构分析
03
作者基于实证证据，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在校准后展开了一系列分析篇幅限制，笔者无意于完整展示模型，而是对其进行概述。
这篇文章聚焦于小型开放经济体，母国企业的投入和产出来源均面临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这些企业需要做出进出口决策和定价、生产决策。跨国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最终可以表示如下：
对于企业i，k是常数项，SDi是企业的国内投入比例，PD是国内投入的价格指数，φi表示企业的效率，fi表示是进口的固定成本，fXi是出口的固定成本，FXM是企业同时承担进出口的总体固定成本，其他为参数。SDi下降，进口份额上升，企业从更密集进口中获得的收益（公式右边前两项）增加；但是，与此同时，企业进口的固定成本也会增加（公式右边第三项）。
文章在此处证明了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探讨了企业对货币贬值（PD-1）的响应，指出企业的国内投入份额弹性和收入弹性的表现取决于最初的国内投入份额和最初的出口比例，并且企业的国内投入份额弹性、收入弹性分别随着初始出口比例的增加而下降、增加。第二个命题探讨了货币贬值对出口商的影响，当这些出口商不从事进口业务时，货币贬值对它们来说的唯一影响就是扩大了出口；但它们同时从事出口业务时，此时货币贬值对出口商的影响还有一部分源于出口商的国内投入份额弹性（当这些企业只从事出口业务时，这个弹性为0），当规模效应足够强时国内投入份额弹性小于0，同时从事进出口的这些全球性企业会增加其进口以最大化其利润。
这两个命题的证明表明：企业在货币贬值时可能会因进口成本上升而减少进口，但也可能因为出口扩张的需要而增加进口，这种行为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全球性企业的生产规模。两个命题定性讨论了企业如何在货币贬值背景下调整投入品的配置。由于这种重新调整的效果依赖于企业异质性和模型参数，因此代入现实的数据进行校准是必要的。
文章首先引入了国内总支出和工资，从而将上述模型拓展到了一般均衡。接着，结合文献和墨西哥1994年制造业数据等对模型进行了校准估计，估计的结果与现实数据在分布上表现了很好的拟合性。
在校准的基础上，文章研究了货币贬值带来的影响。在分析中，货币贬值是转移支付减少，进而工资水平下跌20%带来的，这与1995年墨西哥的情形相符。反映实际汇率的总体消费者价格指数下降了15%，国内投入品价格下降了13%。模拟表明（见下表3），这样的贬值引起了总进口投入份额增加了约2.5个百分点。表3的结果非常有趣，可以发现各百分位数和平均的进口投入份额变化都是负值，它们变动的方向与总进口投入份额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这里的百分位数和平均值，都是相对于进口商总数而言的）这表明总体进口投入份额的变化，不能用“所有企业的进口投入份额普遍上升”来解释。相反，这样的结果应该用“成分效应“来解释，即少量、保持较高进口投入份额的企业在货币贬值后进一步加大了它们的进口力度，大量小企业的进口投入份额则下降了。
表3 反事实分析：贬值后进口投入份额的变化
是的，企业经济活动对资源的重新配置是解释特征事实的关键。图3展示了货币贬值前就出口的企业，在货币贬值之后市场份额扩张速度与贬值前出口份额的关系。无论是模型还是墨西哥的实际历史数据，均表明出口强度更大的企业在货币贬值后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增长。考虑到进出口重叠（出口商的生产需要进口投入品），这些企业扩大出口的同时，也大力拉动了进口的增加。与此同时，进口商的生产成本相对增加。数据表明（图4），对于事前进口份额足够高的企业，出口效应占主导地位，并在进口强度和市场份额增长之间产生正相关关系；在墨西哥的数据中，这种正相关关系在所有初始进口强度等级中更为广泛。
图3 出口商的增长：基线模型与数据
图4 进口商的增长：基线模型与数据
尽管图3和图4暗示了成分效应的存在，但这些图表并没有量化成份效应对总进口投入份额增长的具体贡献。为此，文章采用了Baily, Hulten and Campbell (1992)的方法对进口投入份额的增长进行了分解。表4的结果表明，进口份额的增长是由于企业间的变化引起的，并且完全是由出口商带动的。
表4 进口投入份额分解
对贬值的影响进行预测和分解后，文章为了研究全球性企业（同时进行进出口的企业）在贬值前后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第二项反事实分析。反事实策略包含两种，一是假设经济中只存在进口商（model of importing），二是允许经济中同时存在进口商和出口商（No global firms model），但不允许出现同时进行进出口的企业。预测的结果可以在表3和表4都有展示。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模型都预测，贬值后总进口投入份额将急剧下降，这表明跨国公司对于模型处理数据中观察到的总体替代性和公司再分配的能力至关重要。
这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作者最后拓展性讨论了全球性企业对贸易流量和贸易收支的影响，基本结论是全球性企业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通过增加进口强度放大了出口响应（相比于没有全球性企业的经济而言），从而提升了总贸易流量，但对贸易平衡的改善有限。
04
总结
这篇文章揭示了两个新的实证事实。大幅度的货币贬值通常伴随着整个经济进口投入强度的提高以及经济活动向进口密集型企业的再分配。第一个事实基于1970年至2011年期间43次大幅贬值的样本，这些贬值事件通常表现为外国商品相对价格的持续变化。第二个事实使用了1995年墨西哥和1998年印度尼西亚贬值的微观数据，进一步揭示了进口密集型企业的扩张主要由其出口活动驱动。
这些事实与近期的投入贸易数量模型存在矛盾，因为这些模型未考虑进口和出口之间的关联性，预测了由于进口密集型企业的收缩而导致的进口投入支出占比大幅减少。为使理论与数据一致，考虑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全球参与情况至关重要。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进口和出口是互补关系，且规模较大的企业会更加密集地从事这两项活动。在对1995年墨西哥贬值的量化应用中，该模型能够解释数据中观察到的进口强度的增加及向进口密集型企业的再分配。此外，研究表明，匹配这些事实对于理解贬值后的总体贸易流量模式和支出转换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I investigate the consequences of firms’ joint import and export decisions in the context of large devaluations. I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large devalua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an increase in the aggregate share of imported inputs in total input spending and by re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ward import-intensive firms, contrary to what standard quantitative trade models predict. These facts are explained by the expansion of exporters, which are intense importers. I develop a model where firms globally decide their import and export strategies and discipline it to match salient features of the Mexican micro data. After a devaluation, the model reproduces the pattern of low aggregate substitution and firm reallocation observed in the data. Compared with a benchmark without global firms, the model predicts higher growth of total exports and imports and a smaller reduction in the trade deficit.
推文作者：王梓淳，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兴趣集中在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和产业组织。欢迎交流合作，wangzc24@m.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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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卢欣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