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3349】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军事援助对反美恐怖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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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Dimant E, Krieger T, Meierrieks D. Paying them to hate US: the effect of US military aid on anti-American terrorism, 1968-2018[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24: ueae034.

大量证据显示，美国干预可能引发意外后果。本文探讨美国军事援助是否真的提升安全，或反而加剧不安全，聚焦其与受援国反美恐怖主义的关系。研究发现，美国援助反而增加反美恐怖活动，加剧不安全。

1968年至2018年间，全球发生了3600多起针对美国利益的跨国恐怖袭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的9.11袭击。美国寄望于军事援助强化受援国能力以减少恐怖主义，这被称为“政策制定者论点”，因为它与美国政治家（例如奥巴马）关于军事援助效力的想法相符。理性经济模型假设，当恐怖分子考虑将恐怖主义作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手段时，他们会理性地权衡暴力行为和非暴力行为的预期（机会）成本和收益。据此，美国军事援助通过增强当地国家能力，提升了恐怖活动的成本，从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减少了恐怖主义。

然而，现有实证研究显示，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如武器出口和支持以色列）与反美恐怖主义呈正相关。设想一个三方关系：政府、欲迫使政府让步的恐怖组织，以及提供军事援助的美国。美援助使权力天平倾向政府，反而激发恐怖组织攻击美国，以此迫使美国撤回对当地政府的支持。简言之，美国强化当地国家能力，却无意中助长了反美恐怖主义。

既有实证研究未充分处理内生性问题，比如军事援助也可能对恐怖活动做出反应。本研究使用工具变量（IV）方法来估计美国军事援助对反美恐怖主义的影响，以解决内生性问题。与政策制定者论点相反，研究结果显示，更高水平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军事融资和培训，与受援国更多的反美恐怖主义相关，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以及若干经济、政治和人口控制变量后依然成立。

本文不仅增加了关于反美恐怖主义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还对另外三个脉络的研究有所贡献：一是增加了关于援助可能对暴力产生负面影响的研究，研究支持援助具有破坏稳定作用的观点。二是揭示了援助可能产生非预期的制度和社会政治后果。三是为评估反恐支出和政策做出了贡献。

本文利用1968年至2018年174个国家的数据，实证研究了美国军事援助与反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由于缺少数据，在运行带有控制变量的模型时排除了12个小国。

2.1 衡量反美恐怖主义

本文使用的恐怖主义数据来自Mickolus等（2019）的国际恐怖主义：恐怖事件属性（ITERATE）数据集。这是记录跨国恐怖活动最大且最一致的数据集。

本文使用二元变量来估计线性概率模型，当某个国家-年份组中至少发生一起针对美国利益的跨国恐怖袭击时，该变量取值为1，没有则为0。跨国反美恐怖主义指的是非美国行为体在美国境外对美国的外交、军事、商业和非官方实体进行的攻击，包括美国外交官和使馆、美国维和人员、美国企业以及美国游客。在ITERATE数据集中反美恐怖主义约占31%。由于多数情况下袭击者国籍不明，所以将地点定义为反美袭击发生的国家，而不是袭击者的来源国。

图2展示了反美恐怖主义的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初、90年代初和21世纪中期出现明显高峰，而在7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及2005年后相对平缓。每年有10%（2005年后）至超过30%（70年代初）的国家遭受至少一次反美恐怖袭击，显示出反美恐怖活动在地理和时间上的巨大差异。

2.2衡量美国军事援助

美国军事援助数据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2019）。将援助金额以百万美元为单位，并折算为恒定（通胀调整后）值。根据USAID的定义，军事援助主要是指惠及受援国政府武装部队或显著提升当地军事能力的援助。具体可以分为六个方面：一是军事融资；二是军事培训；三是打击毒品犯罪；四是拆除大规模杀伤武器；五是维和行动；六是特别项目，如阿富汗安全部队基金。

在实证分析中，重点关注了前两个方面，即军事融资和军事培训，他们明显可以提高地方政府能力，并容易受到腐败、庇护和挪用的影响（如军火交易）。因此军事融资以及军事训练方面的援助会由于加剧当地的不满情绪而强烈助长反美恐怖主义。

参照上述六类援助领域，在(1)中构建了特定国家i在年份t的主要变量及其他两个变量：

图3描述了样本期美国军事援助（总援助）的全球趋势。1968年至2018年间，美国提供了约6000亿美元（经通胀调整）的对外军事援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及2005年之后的几年中，军事援助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高峰，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相对的平缓。大约65%的军事援助用于军事资助和训练，大约30%用于特别援助方案。

3.1 OLS估计

使用以下线性概率模型检验美国军事援助与反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标准误在国家层面进行聚类：

被解释变量是反美恐怖活动的0-1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是美国的军事融资和培训的援助，将其进行反双曲正弦变换以减少异常值影响。同时加入了国家固定效应αi，以控制未观测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以及年份固定效应（τ），以控制共同冲击，其中年份固定效应在一种设定中还与一组区域虚拟变量（r）进行了交互，以考虑区域趋势的作用。控制变量X考虑了一系列混杂因素，如国内冲突发生率、婴儿死亡率（作为经济发展指标）、民主指标、人口规模、全球化指数。

表1给出了OLS估计结果。结果表明，美国对军事融资和训练的援助与反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无论模型是否包含混杂变量以及区域趋势，结果都是成立的。考虑到经济意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美国在军事融资和训练方面的援助每增加10%，受援国产生至少一次反美恐怖活动的可能性就会增加0.29个百分点。

3.2 工具变量估计

美国的军事援助与反美恐怖主义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受援国的反美恐怖主义可能引发美国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以培养当地的国家能力遏制未来反美恐怖活动，这样会使得OLS高估真实影响；也可能会减少援助，以迫使受援国加大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从而低估了真实影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使用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

工具变量regaid是指美国对受援国邻近国家的军事援助总和。其构建方式如下：（1）对于每个国家i，确定其位于世界上的哪个部分。划分的十个世界区域包括：东欧和中亚；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地区；中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西欧和北美洲（即加拿大）；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2）对于每个世界区域，计算用于外国军事融资和培训的军事援助总额（区域总额）。（3）从这个区域总额中，减去分别给予国家i自身的军事援助金额。剩余的区域援助就是工具变量regaid。

工具变量相关性：作者认为一个国家收到的援助总额由一个国家特定（内生）的部分和一个区域特定（外生）的部分组成。例如，区域特定因素（如共同的政治历史或与美国或其地缘战略对手的地理邻近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世界区域会收到不同水平的美国军事援助。因此，这个工具变量是足够相关的，区域援助（扣除本地军事援助后）应能正向预测本地援助。

工具变量外生性：区域军事援助的变化主要是由美国内部的因素（如预算、政治考虑、行政和国会的决策以及选民等）驱动的，而不是由区域内特定国家的本地条件所驱动。这种情况下，区域军事援助就可以被视为外生于本地条件，从而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表3中报告了工具变量（IV）估计结果。与OLS估计结果一致，军事融资和培训的援助水平越高，发生反美恐怖主义的可能性就越大。加入额外的控制变量并没有显著变化。此外，用于其他目的的军事援助对反美恐怖主义没有显著影响，而美国军事援助总额则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美国援助与反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是由用于军事融资和培训的援助所驱动的。

IV估计结果约为OLS的两倍，表明OLS低估了美国军事援助对反美恐怖主义的影响。这可能源于美国与潜在受援国的讨价还价，导致援助减少以换取政策让步。另一方面，IV估计仅反映了受工具变量影响的国家（compliers）的援助效应，尤其是那些与美国有军事关系的国家。相比之下，与美国没有关系甚至敌对的国家不太可能因区域援助增加而受益。对于遵从美国援助政策的国家，反美恐怖主义风险高于平均水平，这与IV估计值大于OLS估计值相符。

上述结果表明，更多的美国军事援助与更多的反美恐怖主义相关。可能存在两个潜在机制：首先，军事援助会提升当地国家能力，这使得恐怖分子的成功可能性降低，从而为恐怖组织创造了一种战略激励，即通过攻击美国来削减军事援助（战略逻辑机制）。其次，军事援助可能通过那些因援助导致制度薄弱和排斥性政策而受到不利影响的人群，鼓励反美恐怖主义（社会不满机制）。

国家能力：将国家能力分为军事能力和行政能力。通过主成分分析构建复合军事能力指标，涵盖本地军事支出、人员总数及支出比例，数据源自NMC。另从VDEM提取国家领土控制变量作为军事能力指标。行政能力则由反映公共行政严谨性、公正性和法治水平的两个变量代理，数值越高行政能力越强，数据也来自VDEM。

社会不满：使用四个来自VDEM数据集的变量来反映受援国的寻租行为、制度质量和分配冲突。包括：衡量公共品提供的指数（反映基本服务和教育获取平等性）、贫困人口政治排斥指数（反映社会经济地位对政治权力的影响）、政权腐败指数（涵盖行政、司法和立法腐败）以及庇护主义指数（反映资源换取政治支持的普遍性）。

表5结果显示，关于国家能力变量，较高水平的军事能力与反美恐怖主义呈负相关，而行政能力则无此关联（Panel C）。同时发现，较高水平的美国军事援助会降低当地的军事（而非行政）能力。例如，受援国可能过度依赖美国军事援助而减少本地军事支出。这表明，美国军事援助与反美恐怖主义之间的不利关系不能归因于战略逻辑机制，该机制认为美国援助提高了受援国国家能力。

相比之下，更多美国军事援助与公共品分配、贫困人口政治参与、政权腐败和庇护主义负相关，而排斥、腐败和庇护主义与反美恐怖主义正相关（Panel C），支持社会不满机制。军事援助引发寻租、排斥性政策和制度薄弱，降低暴力机会成本，助长反美恐怖主义。此外，援助对制度质量的负面影响部分解释其削弱军事能力，如高腐败和庇护主义不利武器采购和晋升政策。

同时作者还研究了援助与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使用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盖洛普，2018）的数据，汇总了国家层面的个人调查数据。考虑以下调查问题：“你赞成还是不赞成美国领导人的工作表现？”该变量值越高，意味着对美国政府及其外交政策的不满程度越高。不出所料，在伊朗和俄罗斯等国，反美情绪异常高涨；然而，在希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经常接受美国大量军事援助的国家，这一比例也很高。

表6显示，更高水平的美国军事援助导致对美国政府领导力的更大不满（Panel A）。对美国的不满更有可能导致反美恐怖主义（Panel B）。这一发现也与Krueger和Maleckov（2009）一致：当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赞成另一个国家的领导时，国际恐怖主义的发生率更高。

本文研究了1968年至2018年间174个受援国中美国军事援助对反美恐怖主义的影响。结果显示，军事融资和培训援助越高，受援国反美恐怖活动越频繁。工具变量分析表明，美国援助翻倍使反美恐怖风险增加7.9个百分点，占样本均值的50.9%，凸显此类援助的重大负面安全影响，尤其在美国每年发放数十亿美元援助的背景下。

除了反恐外，美国提供军事援助还旨在确保战略地位、获取国际政治支持和国防工业市场准入。但研究显示，这些利益需权衡其带来的安全风险，尤其是反美恐怖主义单次事件可能引发高昂的经济和政治代价。例如，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恐怖袭击事件的政治后果对2012年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作者：李俊洁，中国社会科学大学2023级数量经济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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