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历史学五部好书
学术
2024-10-01 10:03
北京
为反映中国历史学研究前沿，构建权威、科学、公正的历史学评价体系，引领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自2020年开始推出年度报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旨在梳理研究进展、盘点研究热点、评选好书好文。通过专家推荐、大数据采集、课题组筛选、问卷调查、专家审定等程序，我们评选出2023年度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五部好书和十篇（组）好文。现予发布，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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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评：国家统一既是中华文明在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念，也是中华民族战胜种种困难实现伟大复兴的命运所系。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实现大规模国家统一的重要时期，也为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首批重大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在众多权威专家的共同参与下，由邢广程、李大龙主编的《清代国家统一史》全面阐述了清代实现、巩固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程，系统总结了清代边疆经略的得失，为回击海外“新清史”等学术思潮的谬误提供了坚实的实证研究，更在深刻诠释中华文明统一性特征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该书表明，清代实现、巩固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程，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经济和文化演化的必然结果，从而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在清代的特定表达与实践逻辑。清代的国家统一，是在强烈中国认同驱动下的国家统一。清前期几代统治者推进中国认同的努力，同清代中国疆域的统一与整合形成有机配合，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迈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清代的国家统一，也是中西政治大分流背景下的国家统一。在面对全球危机的巨大挑战时，中国与欧洲出现完全不同的国家发展形态，从而呈现迥然不同的政权建设路径。从世界历史的维度看，欧洲的大分裂和中国的大统一，是全球范围内政治文明的两大不同发展走向。清代国家统一不仅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必然演化结果，也是一条异于西方政治模式的政治文明发展道路，更是超越西方民族国家模式的国家统一。以“帝国—民族国家”为指向的西方国家理论，是完全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的地方性知识，根本不符合统一多民族中国演变的历史事实。唯有摆脱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才能正确阐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变。毫无疑问，以这部著作为基础，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双重维度观察清代国家统一，才能充分理解清代对“大一统”国家观的继承、发展与实践，才能全面把握清代政治文明在中西政治大分流进程中的世界性意义，才能从根本上打破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桎梏，才能确切认识中华各族人民在缔造历史中国广阔疆域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更加有力地凸显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在清代的特定表达与实践。同时，深入把握清代国家统一的世界意义，既有助于从根本上打破西方世界对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垄断，也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及其实践逻辑。点 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积累了宝贵的治国理政经验，被历代史家记录、总结，备载于典籍之中。要吸收好、利用好、发展好这些经验，从而为新时代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智慧，必须进行实证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历史研究。《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正是这样一部关乎重大历史课题与时代课题的代表性成果。该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采取专题与时间相结合的体例，设置“行政与监督”、“吏治与用人”、“中央与地方”、“民本与民生”、“思想与文化”、“礼治与法治”、“基层秩序”、“边疆治理”、“民族治理”、“宗教治理”、“环境治理”等11个单元，邀请具有深厚学术素养与扎实研究能力的知名学者展开研究。各位作者立足国内外已有研究，从思想渊源、历史演变、制度运行、治理成效、经验总结、理论升华、现实启示等角度，对重要史实进行考订、对制度框架进行分析、对核心概念进行正名、对思想文化进行探索、对治理经验进行深化，不仅清晰呈现了制度变迁的主线，而且作出诸多新的学术贡献，体现在：鲜明揭示了重要制度的本质，如中央集权不是简单专制，而是根据中国治理特点，合理规划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有效制度；深刻论述了重要治理思想，如以人为本是历代治理实践与治理理念的根本底色；恰当标示了关键问题的特征，如“多元一体”的民族治理、“以教辅政”的宗教治理；有力补充了薄弱研究环节，如从“德政”角度探讨历代环境治理的理念与得失。总体而言，全书以专题驾驭史料，以史料提炼经验，以经验升华理论，体现出学术性、思想性、理论性、现实性的高度统一。《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不仅呼应了国家民族的时代要求，而且发出了中国史学界的学术新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付诸实践，以中国立场研究中国历史，为中国治理提供中国经验。该书既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成果，更是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智慧力量的史学佳作。
点 评：陈志强教授总主编的《拜占庭帝国大通史》，是华语世界第一部学术性多卷本拜占庭通史，具有一部优秀史著的基本特点，如结构合理、内容丰富、史料充实、引证规范，论点令人信服，在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上不拘成说，能够从中国学人的视角给以实事求是的说明。举例而言，这本书提出一系列具有新意的学术观点，譬如军区制的兴起与发展之于拜占庭帝国兴衰，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变化之于地中海东部、西部的历史走向，拜占庭文化发展之于欧洲古典文化传承，以及拜占庭帝国之于欧洲中古政治的影响等。这些观点既是对晚近40年来我国拜占庭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也为其下一步发展确定了大体方向，有利于我国拜占庭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项原创性基础研究成果，意味着我国学人对拜占庭帝国史的认识已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越过了纲要式的简史阶段，进入广泛深入研讨的新境界，体现了我国拜占庭研究的重大进步，填补了我国区域国别史方向一个很大的缺口，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在新时期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拜占庭研究在我国世界史学科中起步较晚，曾经较明显地落后于其他研究方向。近40年来，经过拜占庭研究工作者不懈追赶，目前总体上有了一支专业化学科队伍，积累了一定学科成果，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体系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国际拜占庭学界也占有一席之地。这套书反映了我国拜占庭研究的可喜进步，亦即高度专业化趋向，研究者能够充分利用“希腊语原始史料数据库”，注重拜占庭学原始文献的解读、考证，同时参考英语、现代希腊语、法语、德语、俄语等多种语言的学术成果，体现了我国拜占庭研究业已突破学科基本技艺的门槛，上升到专业水准。点 评：郑炳林主编《敦煌通史》分为两汉、魏晋北朝、隋至唐前期、吐蕃、晚唐归义军、五代宋初归义军和西夏元明清七卷，以330余万字宏大篇幅全面叙述汉代至清代的敦煌历史。古代敦煌既是丝绸之路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又是河西地区的门户，还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重要基地。所以，不能把敦煌通史写成敦煌地区的历史，而是要将其置于河西地区乃至西北地区历史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考察。该书整体上把握住了敦煌历史的这一基本特征，不仅关注敦煌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同时以较多篇幅介绍敦煌在维护河西安全和拓展西域交流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展现了古代敦煌重要战略地位及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无可替代性。由于地处汉族居住区和少数民族游牧区的中间地带，敦煌自西汉至明清，始终是多民族活跃的舞台。该书通过对敦煌地区漫长历史上各个时期民族状况的具体考察，充分展示了羌、乌孙、月氏、匈奴、汉、吐蕃、吐谷浑、回鹘、粟特、西夏和蒙古等诸多民族在这里轮番演出或同时登台的场景，描绘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画面。该书的考察有力说明，正是由于中国历代各族人民不间断地努力，共同经营开发这块土地，才有了作为文化宝库的敦煌。由于敦煌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所以这里又是中西文化汇聚之地。该书不仅考察了道教文化等中原文化自汉代传入敦煌，之后逐渐扎根结果，世代传承的具体情况，也充分关注了佛教、祆教（拜火教）、景教和摩尼教等外来宗教文化在敦煌的流行情况，表明古代敦煌曾是一个交汇中华、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的都会，拥有独特的多元文化景观。该书除了利用学界过去使用的传世文献和敦煌文书，还充分利用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汉晋简牍、碑刻墓志、画像砖、塑像、壁画、古代遗址和陶罐、瓦当、漆器等出土器物，力图用多重证据深入考察古代敦煌的历史。如两汉卷利用很多马圈湾汉简、居延新简、悬泉汉简中的相关资料；其他各卷利用一批墓志、墓表，也很引人注目。上述资料虽然在各自相关领域已有学者做过研究，但该书第一次将其纳入到敦煌通史的叙事架构中，大大拓展了敦煌历史写作的史料范围，是值得称道的重要贡献。从长时段视角看，以往对敦煌历史各时段的考察并不平衡，《敦煌通史》可以说是这一领域具有开创性的重大阶段性成果。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该书将成为后续研究的新起点。![]()
点 评：从干群关系角度看，中共革命史就是一部领袖、干部和民众的互动关系史。在中国革命的波澜壮阔进程中，干部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中坚力量，又是党与人民群众之间不可或缺的沟通纽带。深入研究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如何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彰显卓越领导力、发挥抗战中流砥柱作用。赵诺的《太行山上》是一部视野独具、资料扎实、见解深刻的中共革命干部史著作。作者在以往研究基础上，选择中共太行根据地的干部为研究对象，力图有所推进。与前人研究相比，该著对干部史的研究不仅有组织、有制度，还有人，力图全面反映组织、制度与人的复杂关系；不仅关注领袖、高层干部、基层干部，还关注中层干部，反映出四者的复杂关系。这两点颇能体现作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中共干部问题牵涉甚广，头绪纷繁。该著以整党整风为线索，主要探讨五个重要方面：太行根据地干部队伍的建立、1940年前后第一次整党、抗战相持阶段干部的进退升降以及整党向整风的过渡、1942—1945年的整风运动、1947—1949年土地改革中的干部整编。作者利用大量一手档案、日记和口述访谈等史料，深入剖析根据地干部成长中的风云际会、路线策略、升降机制及其成效和问题，反映了革命过程的艰难曲折和革命胜利的必然趋势。无细节不足以成史。该著为呈现太行根据地干部成长的历史细节，做了相当可贵的努力。关于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作者细致考察干部的来源、聚合、矛盾、去留，反映出组织集中统一下的张力与复杂；关于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者利用翔实的会议记录，详细论述会议程序、内容和效果；关于整风运动，作者利用《温村日记》捕捉亲历者的内心活动、情感世界和认识变化；等等。这些历史的细节使中共革命史变得立体、坚实、血肉丰满。全书持论客观，多有识见，有助于深化理解中共革命政治史的脉络。譬如该著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从京津地区撤出的共产党人，在八路军保护下，到冀豫晋三省交界地区，和本地干部一起，领导组建太行根据地，实现组织上的“转生”。又如作者认为，太行根据地的干部整顿实现了在区域整合基础上的“组织化”、“中央化”和“一体化”，使根据地干部进一步成为党的机体的一分子。总体而言，此著在坚持正确政治导向的前提下，推进了中共党史、革命史的学理化阐释，值得表彰。
点 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且以其独有的连续性而为世人惊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课题。该书汇集近年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阶段性成果及考古一线人员的所思所感，以考古材料实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独特发展道路，是一部兼具前沿性和科普性的力作。该书运用最新的考古资料，围绕8座核心遗址展开叙述，以点带面，勾勒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壮阔图景。根据历史文献，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古史可上溯至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而透过考古材料，我们可以看到距今约1万年来，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的蓬勃生命力，以及由农耕文明孕育出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以上山、贾湖等遗址为代表，中华先民开启了农耕和聚落定居的时代。随着环境变化、技术进步，农业文明逐渐走出河谷盆地，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构成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深厚根基。该书不仅有丰富的考古学及历史学材料，同时展现了中国学界在文明起源等领域的最新理论思考，生动系统地阐释了文明判定的中国标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归纳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几个阶段，该书以八千年起源、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年王朝崛起为时间框架，简明而清晰地梳理出中华文明的源头时间线。中华文明的诸多特质在其起源形成阶段即已彰显，如象天法地、注重礼乐、以“中”为尊、多元一体等，这些特质决定了不能简单套用“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城市）”等标准来理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历程。该书始终贯穿着两条线索，即从一般聚落到城市出现再到国家出现，从相对平等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再到王权诞生，其中，国家的出现是文明社会的最主要标志。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即以寻绎中华文明的源头为己任，百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不懈探索，这条绵延不断的脉络已经比较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