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整体格局中，不同区域的文化兴盛期、活跃期及其文化特色、文化角色、文化价值和贡献是有所不同的，有时候甚至存在显著区别。这种区别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区域的文化价值、意义和地位。在中国文化古今变迁的复杂历程和整体格局下的多样性区域形态中，江南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极为特殊的意义，对中国文化的多个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思想符号、精神象征和典型形态。江南文化及其地位与影响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这既是江南文化自身走向自觉、成长、繁盛的过程，也是江南文化日渐广泛地传播、被接受、被塑造和经典化的过程。尤其是明清以来，江南文化通过运河等多种渠道向北方传播，甚至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京城建筑和城市风格。同样，江南文化也向地缘接近、往来便利、贸易频繁的南方地区传播，其中便包括五岭以南的广东及其他地区。
从地理关系或地缘关系上看，唐代的岭南东道与江南道相连，尽管后世行政区划屡次变迁，但这种地缘上、空间上、交往上、文化上的联系，始终是江南与岭南之间的重要纽带，也是江南和岭南两地密切文化关系的直接反映。不同区域间的文化关系在很多时候都是双向的、互相的，而不是单向的、单一的。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在不同的时期、领域和层面，存在先后、主次、重轻等多方面的区别。因此在认识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关系时，既要看到二者之间密切关联、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深刻关系，也要看到二者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明显差异，看到二者之间在交往、交流过程中的先后、主次、重轻，甚至主动或被动、积极或消极、受容或排拒等多种情况的存在。这是全面准确认识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关系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基本思想方法。
一、从江南到岭南：几条主要路径
从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总体关系上看，明清及近代时期，一方面，处于主导地位的江南文化有力地启发和影响了岭南文化，主动促使岭南文化的诸多方面发生显著变化，尤其是向多元化、丰富化的方向发展，向主流性、主导性的方向演变。当然，另一方面，由于岭南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如澳门、香港、广州等）更早、更直接地受西方文化影响，或者说这些地区是西方文化最早到达中国的地区，因而从西方文化进入和影响中国的角度来看，岭南文化对江南文化尤其是后起的作为中国近代都市文化代表的上海文化，也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如今在上海许多地方仍然清晰可见的种种岭南文化痕迹，就是这种历史影响的生动说明。假如观察得更加细致充分一些，则可以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上，即从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文化关联上，寻绎和认识江南文化对岭南文化的影响；或者换个角度说，从不同因素、不同路径、不同方面考察和认识江南文化在岭南的传播，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岭南文化对江南文化的接受。
第一，一些重要官员在粤为政时期对塑造岭南文化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深刻影响，是包括江南文化在内的多个区域文化深刻影响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方重要官员代表着朝廷对所辖地方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统治，这种管理和统治的力量极为强大，影响力也极其明显而且持久。从这一角度看，一些重要人物尤其是清代几位重要来粤官员的作用不容忽视。比如惠士奇、阮元、翁方纲、张之洞等清廷重要官员治粤时期的许多作为，对岭南政治、经济、学术、教育、文学等多个方面都产生了关键性、长久性影响，尤其是对增进岭南地区的认识和了解、使岭南地区更加有效地汇入以中原、江南等地文化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是一种值得特别予以注意并深入考察的重要政治文化现象。
原籍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的惠士奇，以其深厚的家学渊源、经史修养以及与古吴学派的深刻关联，在担任湖广乡试正考官、提督广东学政期间，大力提倡经学、小学和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有力促进和扩大了经学在广东地区的传播与影响，引导和培养了一批经学史学人才。惠士奇督学广东期间，同为著名学者的其子惠栋随之南来，襄佐父亲做了许多工作。惠栋一方面传承父亲及其家族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与皖派学术的代表人物戴震等有着密切联系和深刻渊源。惠栋在广东开坛讲学，恰为时人所需所盼，因而产生了广泛影响，一时弟子颇众。当时广东的才俊之士如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天等皆出自惠氏门下，甚至有“惠门四子”之称。四人经常追随惠栋讲论经学、史学、文艺，成为引领当时广东经学、教育、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惠氏父子对岭南学术、教育、思想、文化的多方面贡献，是江南文化直接并深刻地影响岭南文化的一段生动佳话，也是江南与岭南在学术、教育、思想、文化等方面深厚密切关系的有力证明。作为学者型官员，阮元任两广总督期间，在教育、学术、文化等方面用心尤多，最显著的标志是创立学海堂，并采取多种办法解决办学经费等问题。学海堂的创立，通过培养众多本地人才，大大改善了岭南的教育条件和教育水平，优化了岭南的学风士风，对清代后期岭南的教育、学术、文化等众多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阮元将包括扬州学派在内的江南文化因素带到岭南，并使其在岭南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承和传播；同时，阮元的一系列学术、教育、文化尤其是人才培养举措，对岭南文化在包括中原和江南在内的内地广阔地区的传播、接受和认同，产生了积极有力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岭南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促进了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中原文化的交融互鉴。另一位学者型官员翁方纲因精于考据、金石、书法、诗学等，在担任广东学政期间也自觉、有意识地发挥所长，积极主动转移和完善岭南的学术风尚与学术风气，对岭南文化多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持续多年，一直影响到晚清、民国时期岭南的学术、教育、诗学等多个方面。翁方纲虽是直隶大兴人，并非江南人，但由于有主持江南等地乡试的经历和担任江西、山东等地学政的经验，尤其是由于江南文化在明清时期具有的主导性、主流性地位和产生的空前广泛影响，翁方纲也不可能不受到江南学术、教育、文学等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启发。因此翁方纲担任广东学政期间，顺应学术文化的时势和主导性动向，对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交往交流做出了积极努力和重要贡献。还有一位值得关注的关键人物是张之洞。作为直隶人氏的张之洞，在洋务、外交、教育、学术、文学等多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尤其是在《劝学篇》提出著名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后演变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丰富的为官经历和广阔的政治文化视野，使张之洞对外来科技、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最为活跃和集中的岭南尤其是岭南沿海地区予以更多关注，并在政治、教育、学术、文化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尝试和自强探索。他在任两广总督期间，以其一向重视经济时务人才、学术教育人才的理念为依托，主持兴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培养了众多岭南当地人才，尤其是当时国家急需的通晓时务、关注外国、洞察世事、堪当大任的各类经世人才，对岭南的教育、学术、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江南文化影响岭南文化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江南地区一些重要文化家族的南迁并落籍岭南，和在这一过程中对江南文化的有意识传播。明清以来，江南地区一些文化家族由于种种原因南迁，逐渐成为岭南人。这些南迁家族在这一明显的空间变化中，在不同地区文化的兼顾与调试、受容与生新中，通过在地化生活同时在学术、教育、文化等方面寻求自立并走向自强，直接启发和影响了岭南文化的诸多方面。这种具有趋势性、变革性力量的迁徙现象及其影响，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中后期以降，表现得逐渐突出，成为岭南与江南文化关系中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
众所周知，岭南是典型的移民社会，不论是潮汕地区、广府地区还是客家地区，许多居民都是不同时期、由于各种原因从内地的不同区域迁徙到岭南，其中一些南迁居民与当地土著居民即原来的百越人通婚、繁育后代，这些族群民系得以发展壮大。因此，移民性、迁徙性、聚合性和后发性，是岭南民间社会的突出特点。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岭南文化的精神气质和思想风尚。其中，江南一些重要文化家族的迁徙岭南，成为岭南与江南文化关系中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尤其突出的是，番禺的几个重要文化家族如汪氏、叶氏、沈氏、邬氏等，无一不是从江南地区迁移而来，落籍岭南，并以有效的家族传承、众多的杰出人才、多方面的事业成就、深远的历史影响而成为岭南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也从具体角度生动诠释了江南文化传统对岭南的哺育滋养。岭南最杰出的经学家、小学家番禺人陈澧，其祖籍在江南地区。叶恭绰在《〈水周堂诗词〉序》中指出：“粤东自昔僻在海隅，罕通中原，故历代文学著称，颇后他省，是非人文独逊，抑无以为渐摩应求标榜使之然也。有清一代，粤东文化，不能不归功于惠、翁、阮、张之倡导，而他省人士之流寓者，亦时有异军之特起，斯亦灌输演进之效致然也。省会中他省新占籍者若徐、若汪、若胡、若沈诸氏，皆家学绵衍，声称籍甚。”从一个重要角度揭示了外地入籍岭南的文化学术人士及其家族对岭南文化、教育、学术、文学等方面的深远影响。这些江南家族入岭南后，一方面主动自觉地进行在地化适应调整，有意识地受容和汲取岭南文化的一些因素，重新调试和建构自己的文化习惯、姿态和品质，开启逐渐认同和融入岭南文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仍然自觉传承江南文化的某些因素，尤其是在思想、学术、教育、文学等方面保持江南文化的基本方式、价值立场和文化气质，从而在思想品质、精神追求、文化习尚等方面对岭南文化产生显著影响。这同时是一个在岭南保持和延续、传承和转换江南文化原有传统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接触和调试中，实现了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流、受容、形塑和发展。从这个角度说，岭南家族文化的兴起与繁盛，以及岭南思想与学派、岭南教育与学术、岭南文学与艺术等诸多方面的兴起和发展，都与江南文化有深刻的事实关联和逻辑关系。
第三，江南文化影响岭南文化的又一条重要途径，是江南人士与岭南人士密切交往过程中，对岭南人士的深度认同和大力表彰。由于江南文化在中国各种区域性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与影响，江南地区代表性、标志性人物对岭南人物的认识和评价，在两地的文化联系和交往中就显得特别关键，他们的态度必然引发其他地区的学者对岭南文士的关注和认同，从而在客观上促进岭南学术、文学的传播和影响。这对于岭南文化的自身认同与他者认同也起到积极作用。屈大均与江南著名学者的密切关系以及江南文士对屈大均其人其诗其著作的关注、认同和赞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屈大均一直坚守反清立场、遗民姿态和不合作态度，其著作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三次被严令禁毁，其人被时下所讳言，其书成为名副其实的禁书。但是，不论是顾炎武、朱彝尊等人与屈大均的交往，潘耒等人对屈大均《广东新语》的评价，还是后来龚自珍、谭献等人对屈大均品格、诗歌与学术的推重，都是屈大均及其诗歌、学术受到更多关注、确立崇高地位、得以广泛传播并影响深远的重要因素，也反映了江南学者对岭南文学、学术的价值认同。这种联系与交往、认同与评价、传播与影响，也留下了值得认真汲取和借鉴的文化史经验。
二、看岭南和望江南：几个重要侧面
由于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各自具有的丰富性、多样性特点，以及彼此关系的复杂性、多变性特征，使得认识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了多领域、多侧面的可能，也就相应地具有了更加广阔深入的解读角度与诠释可能。下面从几个重要文化领域或者通常对于文化形成、变迁、演进产生显著影响的几个方面考察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关系，尤其是江南文化对岭南文化的启发和影响，以便更加具体地看到两种文化的关联。
从传统学术的角度来看，由于地理、交通、教育、传播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相对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岭南传统学术具有明显的后发性、借鉴性、迁移性特点。在许多时候，尤其是明清以降，岭南传统学术借鉴学习的主要对象就是江南学术，当然也包括中原地区及其他区域的学术传统。从源起和发生上看，岭南传统学术的多个领域都是从江南及其他地区迁移而来，其后才逐渐自立，发展出自己的地方特色，有的方面甚至形成了自己的区域优势，并反过来对包括江南地区在内的多个文化区域产生积极影响。岭南经学即是如此。由于距离文化中心区域遥远、处于文化边缘地带，岭南经学较为后起，但后起并不等于价值不大。作为包括经学在内的传统学术的最后一块栖居地，岭南实际上成为了传统经学得以延续、传承并发生转换、创新的一个重要区域。这种具有明显区域性特点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兴亡、时代转换、文化转折的某些关键时期表现得特别集中和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民国年间的岭南经学。陈澧、简朝亮是晚清民国时期最杰出的经学家，康有为、梁启超及其他康门弟子也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尽管他们的经学思想不同，尤其是体现了传统上所谓“经古文学”与“经今文学”在近代出现的明显分化与巨大差异，但是从时代转换、思想变革与经学转向、学术脉络关系上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岭南经学的延续、传承与转换，与岭南地区尤其是香港、澳门两地极为特殊的政治文化因素密切相关。澳门、香港对于传统经学在岭南及更加广阔的海外地区的延续与传播、传承与转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理学方面，明代中后期心学思潮的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更加有力地说明了江南与岭南之间深刻的文化关联。一方面，陈献章作为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创性人物，自从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其进行充分揭示和评价以来，已成为公认的学术史事实。正如黄宗羲明确指出的：“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何故也。薛中离，阳明之高第弟子也，于正德十四年上疏请白沙从祀孔庙，是必有以知师门之学问矣。罗一峰曰：‘白沙观天人之微，究圣贤之蕴，充道以富，崇德以贵，天下之物，可爱可求，漠然无动于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其高风之所激，远矣。”又说：“先生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为实得。远之则为曾点，近之则为尧夫，此可无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向使先生与文成不作，则濂、洛之精蕴，同之者固推见其至隐，异之者亦疏通其流别，未能如今日也。”将陈白沙、王阳明二人的学问渊源、根柢、主旨、要意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得非常清楚。另一方面，由于湛若水与王阳明共同从政、共同从事教育讲学活动、彼此弟子互相交换的特殊关系，必然使陈献章的心学思想通过其最为杰出、最有影响力的弟子湛若水启发和影响王阳明的思想观念。尽管王阳明一生并未提及陈献章对自己的启发和影响，但是种种密切的人际关系、相似的思想观念、相近的思维和思考方式，不能不让后人深切认识到，以陈献章为标志的岭南心学思想深刻地启发和影响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江南心学思潮，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湛若水。而由于当时江南思想文化所具有的远在岭南之上的巨大影响力和传播力，使心学思潮不仅深刻影响了江南地区的思想学术以及文学艺术的多个方面，而且推而广之，对明代中后期整个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学与艺术的多个领域都产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心学思潮的兴起和传播，足以成为明代中后期中国思想领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事件。由此可见，发轫于岭南的心学思潮，假如不是通过湛若水，并借助王阳明在政治、军事、学术、教育等多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岭南心学的传播与接受必定大打折扣。正是因为江南与岭南各施所长、融会互补、相互助力，才成就了明代后期心学思潮的大行其道和广泛传播，以至于影响到日本等邻近国家和地区，并对后世至今的思想、学术与文化产生了有力的影响。
如同经学等多个学术领域一样，传统小学研究的成就也以江南地区为最高标志。这种学术成就的标志性意义和影响，经过清代前期统治者的着意提倡，以及江南等地区代表性学者的适应性改变，终于形成了所谓“乾嘉之学”或称“乾嘉学风”。这种在清初处于主流地位、具有主导力量的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不仅深刻影响和决定了江南的学术走向，也深刻影响了包括岭南在内的许多文化区域乃至全国的学术趋势。小学虽然并非岭南学术之所长，但在持续多年的乾嘉学风影响下，岭南这一时期的小学不仅得到显著发展和强化，而且逐渐成为全国范围内颇受瞩目的学术区域之一，江南小学对岭南学术的启发和影响也逐渐清晰地表现出来。这种影响在陈澧等岭南学术代表性人物的学术思想、治学领域、治学方法与学术路径中可以清晰看出，并延续到民国时期，以至于使岭南地区成为传统小学在深刻巨大的时代变迁、思想动荡、学术更新过程中得以维持生存、苟且延续的最后一片栖居地。
在文学方面，岭南文学一向以江南文学作为最高典范和取法对象，在诗词、文章、小说、戏曲、民间说唱等方面均深受江南文学影响。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多位岭南文学家自觉与江南文学家交往切磋，终于形成岭南文学多方面发展乃至走向繁荣的局面。屈大均与多位江南文人学者交往密切、感情深厚，被同时或稍后的江南文人深刻认同并高度评价，如顾炎武、朱彝尊、潘耒、龚自珍等人，都是通过认同屈大均其人其文其学，进而认同岭南文学成就与学术精神的典型例证。江南文人的这种认同和赞誉，或出于与屈大均时代相近、有相近文化立场、遗民心态、人格操守，或出于时代稍后、当屈大均著作被严令禁毁之时亲身感受到的压抑的政治文化氛围，由此让人益发感受到这种交往和认同的来之不易、难能可贵。清代江苏著名诗人、诗论家洪亮吉在《道中无事偶作论诗绝句二十首》中对岭南诗人给予特别关注，其中一首云：“药亭独漉许相参，吟苦时同佛一龛。尚有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洪亮吉的评价反映了江南诗人对岭南诗歌的基本态度，体现出一种文学价值取向和基本价值认同。清代前中期岭南文学的全面发展，愈来愈多地受到内地文人学者的关注，为其后岭南文学的发展转换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反映了岭南文学在全国文坛格局中地位逐渐上升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总体趋势。
在刻书与文献整理方面，具有悠久传统的江南刻书也对岭南的刻书业产生了显著影响。明清时期的岭南刻书业，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江南刻书的启发、影响下兴起和发展的，尤其是苏州、杭州等地的刻书对岭南的刻书业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一方面与江南刻书业一直以来所具有的资源、技术和工艺特色优势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江南地区丰富的学术传统、文献资源密切相关。随着江南刻书对岭南刻书业影响的形成与持续，其技术与工艺特色、文献资源和优势也在岭南刻书中得到了愈来愈充分的体现。当然，岭南刻书业迅速兴起并形成规模和特色以后，也对其他地区的刻书产生了积极影响。与刻书密切相关的文献汇集和总集编纂方面也是如此。从时间和规模上看，岭南文献总集、别集的编纂和刊行均明显晚于和小于江南地区，官刻总集、家刻别集、书院刻书等方面均如此。随着江南刻书传统、文献意识、总集和别集编纂的影响，加之岭南学术教育和文化性、商业性家族的兴起，岭南文献整理也迅速发展起来，甚至出现后来居上之势。比如南海谭氏、伍氏藏书与刻书，南海、番禺、顺德等地书院、重要文化家族刻书的兴起，都是岭南文献汇集、传播与商业经营意识逐渐增强的显著标志。
在教育方面，岭南的教育与江南及内地一些地区相比，在水平上并不发达，在时间上也较为后起，但在明清时期却得到迅速发展，甚至在一些方面显示出后来居上之势。这种变化并非偶然。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随着中国文化核心区域、活跃区域的大幅度南移，江南一带已经相当稳固地确立了教育主导性、领先性地位，并在广阔的江南地区兴起了数量繁多、影响广泛的书院。江南地区教育的兴盛发展，必然带动和影响包括岭南在内的多个区域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岭南教育也自觉主动地借鉴和学习江南教育的经验。这是岭南传统教育在明清两代得到迅速发展、得以自成面目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具代表性的例证是，继陈献章开办书院讲学、在岭南大兴理学心学之风以后，其弟子湛若水继续大办书院、大兴教育，在各地讲学，招收弟子，显著扩大了理学心学一脉在岭南及各地的影响。与此同时，王阳明也大力创办书院、招收弟子，大力宣传理学心学思想，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尤其是由于王、湛二人交往密切，王门弟子与湛门弟子不仅人数众多、分布广泛，而且王湛弟子之间也交流频繁，多有互为师长、互为弟子这种递相出入的情况，成为当时书院讲学、思想学术传承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说：“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又说：“先生与阳明分主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王阳明与湛若水思想、学术、教育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也间接指明了陈献章对王阳明的思想影响。从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关系来看，王阳明与湛若水之间的密切关系、学术思想的互相交流与共同发展，王门弟子与湛门弟子之间的互相交流和切磋共进，恰好是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之间互相启发、彼此交流、切磋共进、共同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也是不同区域之间思想文化密切交往、深入交流并产生新思想学说的值得记取的宝贵经验。
在书法与绘画方面，岭南书法与绘画在创新发展中自成面目，岭南书学在清代以降成就突出，岭南绘画更是以“岭南画派”在清中后期至民国年间独树一帜，影响及于海内外。岭南书法的兴起和发展与江南书法艺术之间有着深刻关联，在许多方面深受江南书法理论观念、书法风格、书学传统的影响。岭南画派向来以探索性、变革性和独创性受到持续关注和高度评价，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岭南画派之所以形成兼取中外、融会古今、兼顾雅俗、守正创新的时代特色和地域风格，正是基于对以江南地区为典范的文人绘画传统的自觉继承，以及在扎实继承基础上结合岭南自然风物、人文传统，尤其是注重学习、吸收和融会西方绘画观念和技法所进行的大胆变革、有力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岭南画派的形成与发展、传播与影响，与江南绘画传统之间有着深刻关联。这种受容与变革、融会与扬弃、传承与创新，也留下了值得深思和借鉴的艺术史经验。在岭南园林与建筑方面，同样可以看到江南文化的影响和江南园林的影子，以及江南园林作为中国园林最高典范在岭南地区的传承和发生的某些适应性变革。不管是广州西关一带大户望族的园林式宅院，还是以顺德清晖园、南海梁园、番禺余荫山房、东莞可园所谓“岭南四大名园”为代表的岭南园林，虽然在数量、规模、价值、影响等方面远不能与江南园林相提并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这种差异性、变化性中，在这种因地制宜、因时而变的同与不同、似与不似之间，才真切地反映了江南园林对岭南园林的深刻影响，以及岭南园林对于当地气候、风土以及建筑条件、生活习俗的适应性变革，也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变革性的文化接受和具有自觉性的文化形塑。
江南文化对于岭南文化的启发和影响，远不止于上述这些方面。但上述例证足以说明，江南文化的多个重要方面对岭南文化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江南文化是岭南文化兴起、成熟、演进、转换的一个重要外在动力。
三、望江南和忆江南：岭南的文化形塑与文化记忆
至迟在唐代，在中国文人的文学书写和人生追求中，就形成了一种江南意象，江南的自然景观、人文传统、思想底蕴、精神风貌，江南文化的思想内涵、表现形态、意趣神韵，逐渐具有了典范性、象征性和理想性意味。江南文化的内涵、地位、价值、意义和影响，由于南宋定都临安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与持续，而得到显著增强。南宋作为中国历代统一王朝中首都最靠南方、纬度最低的一个朝廷，其中自然包含着明显的种种不得已、无可奈何。但是，对于江南地区而言，这却是一个最佳的发展跨越的机会，也是包括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等在内的广大东南方地区的绝好发展机会。事实也是如此。假如没有南宋定都临安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经济、人口数量及其合理构成等各个方面的促进与助力，江南及东南、岭南地区不可能获得这样迅速的发展机会，也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取得如此显著的文化成就，获得如此重要、如此关键的文化地位并产生如此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唐宋时期及以前奠定的思想文化基础上，明清以降江南文化在许多方面成为中国思想、学术、教育、文学、艺术的杰出代表和典范形态，产生了日益广泛深远的历史影响。在这一复杂多样的文化演进历程中，由于岭南与江南在地缘上的接近，在接触与交往、贸易与往来、迁徙与移民、互通与互利上的方便，形成了两地日益频繁的文化交往和日益密切的文化关联，岭南文化也留下了深刻的江南文化痕迹。这种文化痕迹逐渐加深、丰富，在岭南地区形成了可以称作江南记忆的各种江南文化印迹、文化方式和文化理想。这种江南记忆在明清以后益发明晰和突出，成为岭南文化传承转换、自立自觉、创新发展并自成面目的一个重要外在动力。正是在江南文化的持续启发、影响和触动下，岭南文化的多个方面都发生了更加自觉、更加有意识的变化，并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在整个中国文化格局中的个性与特色、价值和意义、认同和传播都得到迅速提升，甚至产生了日益广泛的海外影响。岭南文化遂成为明清及民国以来中国文化整体格局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创新发展能力、传承延续价值的一种重要的区域性文化形态。
不难想见，假如没有江南文化的深刻启迪、持续影响、多方助力，明清以后岭南文化的形态、演进、价值和影响，定然是另外一番情景。同时也应该看到，岭南文化之所以在明清以后得到迅速发展、快速提升、广泛传播的机会，江南文化的启发和影响并不是唯一原因或单一动力。除了江南文化之外，其他区域文化尤其是与岭南地缘比较接近的湖南、江西、福建、广西等省区的各种文化因素对于岭南的影响，不同时期由于各种原因陆续南迁的官员、文士、商人乃至平民落籍岭南对于当地的贡献，澳门开埠以后对外贸易基本没有中断和由此带来的西方近现代军事、科技等各种思想文化因素对于岭南的直接影响，等等，都是岭南在明清以后得以迅速崛起、地位持续提升、影响逐渐深广的重要动力因素。当然，世世代代岭南人自身的创业奋斗、不懈努力、共同发展，是岭南文化发展进步、转换生新过程的众多因素中最为内在、最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因素和精神动力。特别是不同时期因陆续南迁逐渐形成的丰富多元且充满变革与竞争性的岭南移民社会，不同民系、不同民族从不同方面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贡献，等等，都是岭南社会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并有后来居上之势的重要内在动力和社会文化资源。
可见，正是由于内部与外部、本土与他方、土著与移民、中国与外国等多种文化动向、文化因素、文化力量在不同阶段、不同方面、不同领域的共同作用，才促进了岭南文化在明清及民国以后的迅速发展、全面提升。在这一过程中，江南文化的启发和影响显然是其中一个特别重要且持久的动力因素。而且，由于江南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特殊地位、长久价值和象征意义，加之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地缘相近、渊源深广，来往频繁、交往密切，遂使两者结下了深挚而久远的文化因缘，两地文化之间展开了一幅以传播与接受、受容与生新、形塑与转换为中心的生动画卷，也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地域文化之间交往与交流、启发与影响、助力和促进、发展和创新的佳话。在岭南文化的多个方面均清晰可见的这种江南文化印迹和江南记忆，一方面是江南文化启发和影响岭南文化的重要表征，是江南与岭南密切文化交往、深厚文化关系的有力证明；另一方面，也是岭南自觉接受和有效吸纳江南文化、进行重新塑造的生动写照，是岭南得以迅速发展、甚至取得后来居上之势的重要外部文化动力。
江南文化尤其是江南生活、江南学术、江南文学艺术、江南建筑乃至江南意象、江南情调、江南气质，对于古往今来的许多岭南人来说，早已不仅是一种文化记忆与文化典范，而且是一种文化追求和文化理想。在许多岭南人看来，江南既是思想、学术、教育、文学、艺术、建筑、生活等诸多方面最高成就的代表，在许多方面具有典范性意义和范式性价值，也是日常生活方式、生命状态和价值取向的精神导引和价值象征。江南文化具有动人的典范性、长久的理想性价值，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岭南人的追求目标、理想方向。岭南文化的许多事实也证明了这种目标和方向的导引与启发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深刻影响。江南文化的经典性、理想性，可以从一些具体文化现象中得到直观而真切的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词牌中有一首非常知名且流传广远的“忆江南”，也称“望江南”或“梦江南”。这一起于江南、取于江南的词牌名称，这种追忆、眺望和梦回，不仅道出了江南文人对自身地方风情、人文风韵和区域文化传统的认同和自豪，而且道出了江南意象在中国词人、文人心目中、思想意识中极为特殊、极具象征性的价值和意义，也从一个具体而微的角度反映了江南对于包括岭南在内的多个文化区域产生的深远影响，当然也反映了江南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格局中所具有的极为特殊和崇高的文化地位和产生的至今犹在的深远历史影响。这种具有文化符号意味、象征意义的江南情愫和江南怀想，在岭南文学与文化的诸多方面也留下了深刻而清晰的记忆。岭南大儒陈澧原籍江苏上元（今江苏南京），起初将其词集命名为《灯前细雨词》，后来别具深意地改为《忆江南馆词》，其用意显然在于“以先世上元人，凡甲辰后所为词，虽无多篇，并前作题为《忆江南馆词》，以寄思念故乡之意”。关于这种用词作为“以寄思念故乡之意”的用意和情愫，陈澧之子宗颖也在为父亲词集《自序》所作的识语中再次强调。可见这种江南情思、故乡情怀对于陈澧及其家族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是何其关键、何其重要。无独有偶，岭南著名藏书家、学者黄荫普也将自己的藏书楼取名为“忆江南馆”，这当然也是一个具有明晰的江南追忆与怀想、具有特殊文化意味的符号性标志。
从江南文化的标志性、象征性意义及其精神内涵、广泛影响来看，特别是从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深刻关系来看，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也绝非个别，而是一种具有文化符号、文化象征内涵的有意味的广泛现象。在岭南，怀有这种悠远而深沉的忆江南情感思绪、思想寄托和精神追寻的，当然远不只陈澧、黄荫普这样的一家一族，而是许多岭南士人、学者、官员、商人乃至平民的一种长久的文化之思、文化之忆、文化之梦。因此，从文化形态、文化渊源、文化影响、文化关系的角度来看，岭南文化中几乎随处可见的江南之忆、江南之想和江南之梦，不仅属于悠远的过去，也关涉蓬勃的现在，更指向辽远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