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铭
来源：《学习时报》（2024年9月27日 第8版）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和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十六国后秦时期、连续营建直至清代，是由崖面遗迹（包括洞窟及其造像、壁画、摩崖题刻等）、寺院、舍利塔等建筑及馆藏文物、古代文书等组成的综合体文化遗产，现存洞窟221个，各类造像3938件，壁画近千平方米，素有“东方雕塑陈列馆”的美誉，蕴含着丰富且重要的历史、文化、民族、艺术、科学等价值，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拥有厚重历史和独有特征的麦积山石窟，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具体而微的典型代表和生动展示。
千年营造、延续不断，彰显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南宋地理类著作《方舆胜览》记载：“麦积山，后秦姚兴凿山而修，千崖万像，转崖为阁，乃秦州胜景。”明崇祯十五年《麦积山开除常住地粮碑》记载：“（麦积山）其古迹系历代敕建者，有碑碣可考，自姚秦至今一千三百余年，香火不绝。”麦积山石窟东崖第3窟和第4窟之间崖面上原有南宋绍兴二年题记：“麦积山胜迹，始建于（姚）秦，成于元魏。”通过对麦积山早期的第74、78等窟最新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这批洞窟的最初开凿年代在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与历史记载基本吻合。
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十六国后秦时期，其后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朝代1400多年连续不断的营建，成为中国石窟寺中开凿和营建历史最长的石窟，是中国石窟寺中开凿历史序列最为完整的石窟寺，在世界石窟营建史中也是独一无二。麦积山石窟漫长而又未曾中断的修建史，恰恰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有力印证。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彰显中华文明的创新性。麦积山石窟将来自域外的佛教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的融合发展，造就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形式，随着佛教的传入，开始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入中国，先后有了著名的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麦积山石窟等早期重要石窟的开凿，形成了贯通东西的中国石窟走廊，之后才有了大量石窟在中国大地的遍地开花。与佛教在中土传播中国化相对应，石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也是逐渐完成了石窟中国化，处于中国石窟分布区域十字路口的麦积山石窟，就是中国石窟发展和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
天水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秦安大地湾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来源之一，以人头形彩陶瓶和鱼纹盆为代表的彩陶文化，展示了先民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具有较高的审美及艺术追求，以及对于塑形和线条艺术的掌握和表达能力，而这恰恰是石窟艺术中塑像和壁画两大内容最基本的艺术基础。中西合璧且具有鲜明中国本土特色的麦积山石窟，显示出泥塑和壁画艺术与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同时也揭示了麦积山石窟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本土天水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技术工艺为体，对外来的佛教艺术进行创新性转化和表达的结果。
融汇四方、终得大成，彰显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在1400多年的营建历史中，除去大一统王朝时期的统一有序营建，即使在纷乱割据的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麦积山石窟的艺术风格，也是与当时平城、长安、洛阳等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保持了统一性，和其他大型石窟寺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共同追求和构建着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
后秦时期，麦积山石窟受到长安地区和“河西旧风”的影响，将传自犍陀罗地区的佛教造像特征进行吸收，开凿了麦积山石窟第74、78等早期洞窟。北魏时期，先后受到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影响，形成了与当时北中国风格较为统一的造像风格。西魏时期，麦积山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的造像，一种是延续北魏晚期的造像风格，一种是受洛阳地区佛教艺术影响，特别是以永宁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的影响，造就了以第44、20、123窟等为代表的经典洞窟。第127、135等窟所绘制的大型经变画，代表了当时北中国壁画艺术的最高水平。北周时期，麦积山先后受到了北齐境内邺城等地以及四川地区佛教艺术的影响，麦积山第120窟窟顶重绘的北周壁画，就是对这一历史的说明。
麦积山石窟虽然区域性特征明显，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了南北方多处中心文化的影响，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构成了中国石窟寺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一环，是国内唯一将河西、长安、云冈、洛阳、成都五个区域石窟造像风格兼容并蓄的石窟，映照着中华文明统一性这个突出特性。
民族融合、多元一体，彰显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天水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区，是民族融合的大舞台。麦积山石窟是公元5—18世纪佛教沿丝绸之路传播和发展的典型佛教石窟寺，也是中国石窟寺发展和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麦积山石窟在1400多年的营建历史中，各民族文化得以融合、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互鉴。从早期较为生硬的“你之造像，我之建筑”的“混搭”，逐步转化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文化融合，造就了麦积山石窟多民族共建的千年发展和营造历史，彰显出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特征，凸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北魏、西魏、北周皆是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一阶段麦积山的窟龛内，胡汉交融并存的情形比比皆是，不管是造像特征还是服饰穿着，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内，毫不违和，且自然融洽。西魏时期，麦积山石窟在当时崇尚清谈的社会背景下，创作出诸如第123窟维摩诘像在内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造像组合。北周时期提倡恢复周礼，麦积山石窟将佛教的七佛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道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凿了第4窟这样的建筑奇观。元代麦积山迎来了藏传佛教的短暂发展，有少量的造像遗存，麦积山第48窟内的四臂观音造像反映出藏传佛教在北方地区的盛行以及元代北方多民族佛教信仰的互动与融合。而第78窟出土壁画中的隋代伎乐飞天所持琵琶，则是波斯传来乐器经过中原改造后的最新模样。
祈愿太平、关照大千，彰显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作为北方禅修圣地的麦积山石窟，在其开凿之初，就与有着秦地林泉之冠美誉的麦积山和周边环境达到相得益彰的搭配，构成天人合一的“麦积奇观”，成为中国石窟中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的最佳组合，显示出中华民族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选择，以及追求自我圆满和自我观照的平和与升华。
麦积山石窟第44窟“东方微笑”主佛沟通彼此直达内心的慈悲恬淡，第133窟一笑千年初心不改的东方小僧，第121窟“窃窃私语”造像闻法欢喜却又张弛有度的自我约束，第133窟释迦会子时的父爱如山，还有阅遍大千而自得大度、自然洒脱的维摩诘造像。宋代重修第13窟时放进的护国三经之一的《金光明经》，是对国家安宁的美好祝愿。北周第4窟上方白灰涂写的太平大字，则是开窟造像对国家和民族前景的最朴素感情。对于天下太平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贯穿这座千年石窟的每个阶段。这些真实虔诚、饱满丰富、自然平和的表达，正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生动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