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国河 周阵锋
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微信公众号
封泥是古代文书封碱用印后的遗留，具有重要的凭信功能。《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守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这是正史中有关封泥的最早文献记载。20世纪90年代前，秦封泥鲜有发现，散见零星辑著，相关研究亦较匮乏。秦封泥的大量发现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西安相家巷遗址为代表的秦封泥的发现引起学界关注，考古发掘等有关秦封泥的资料日益丰富，引发学界对秦封泥的研究热潮，相关著述日新月异，不胜枚举。进入21世纪，秦封泥的研究热忱不减，特别是近年一批有关秦封泥的新著相继问世，为学界研究注入新的活力。秦封泥是继简牍、石刻、铭文、陶文、印章之后有关秦的重要出土文献资料，对秦史、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就当前秦封泥研究现状，对以后秦封泥的深入研究提出几点思考。
考古学研究对象是各类遗迹和遗物以及由此集合而成的遗址和区域，分期和断代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是进行一切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对秦封泥进行研究，首要问题也是解析其年代问题。考古学上对遗迹、遗物年代判定的一般方法主要依靠地层学、类型学，通过地层学可判定遗迹、遗物的早晚关系，依据共存关系来判断特定遗物相对年代。目前，秦封泥科学的考古发掘仅有2次，分别是1995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考古工作队在相家巷遗址的发掘，后者对发掘的秦封泥资料进行详细公布，为秦封泥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地层学依据，从地层关系上判断秦封泥的年代为战国晚期或秦代。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发掘的秦封泥资料尚在整理中，即将陆续公布，我们从选定的典型单位判断封泥的时代在战国晚期至秦代。当然，在没有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前，对封泥年代的判断主要通过与古文献结合的方法进行。依此，李学勤判断秦封泥的年代“可有上溯下延，以不远以秦代为是”；张懋镕认为秦封泥的年代下限在秦二世、秦王朝灭亡之前，上限则在战国晚期“大约不会早到吕不韦执政时期”，孙慰祖、周晓陆、斯路也基本持相同意见。目前，学界基本认同秦封泥的年代在战国晚期至秦代。战国晚期至秦代又可分为战国秦与统一秦两个阶段，这期间秦历经数位国君，国家制度实现了从封国到王朝的转变。政治制度格局的变化，必然引起行政机构、职官称谓的改变，这些内容（秦职官名称等）在封泥上有所反映，反过来为秦封泥进行的细化研究和分期又提供了可能。关于秦封泥的断代标准，学界曾从不同角度进行尝试。马骥依据印文风格、印面形制并结合文献记载对战国秦封泥特征进行梳理；王辉指出秦封泥“丽邑丞印”时代属于秦二世时期；田静、史党社依据文献考证“上寝”秦封泥的年代在公元前220至公元前210年之间；刘瑞根据传世文献及出土简牍资料，指出相家巷秦封泥中的“玺”“泰”类封泥以及“灋丘丞印”“丽山食官”应为秦统一前之物，而“大”类封泥以及“废丘丞印”“废丘”“上寝”“泰上寝”属于秦统一后之物，并从地层关系上对其早晚关系进行验证；王伟指出秦封泥中的“丞”“印”“泰”“大”等高频词因书写不同存在时间上的早晚关系。这些研究为秦封泥更为细化的分期奠定了基础。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秦统一六国的历史进程对部分秦封泥的分期进行细化。商鞅变法后秦国以法令的形式确立郡县制，秦国不仅在统治核心关中地区推行郡县制，关中之外扩展所得疆域也同样实行。战国末年，随着秦攻灭六国，六国之地渐次成为秦疆域。在秦普遍推行郡县制的背景下，秦在新获得的六国旧地置郡设县，全面推行郡县制，使得各地区纳入秦的行政治理体系之中。由于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不同，各地郡县行政机构的设置时间上限必然存在差别，这在以官职称谓为主的秦封泥上也应有所反映。如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攻灭楚国后继续南击百越“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吴越地区归秦接近秦统一之年，与之有关的“吴丞之印”“乌呈之印”封泥时代基本明了。再如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灭齐建立统一秦王朝，则秦在齐国旧地设置郡县时间当早不过秦统一之年，如此，秦封泥中“济北太守”“即墨太守”“琅琊司空”“临淄城邑”“狄城之印”等诸多与齐国故地有关的封泥基本可以断定为秦代之物，详加考证，部分秦封泥的时代或许会更加明确。再者，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称谓来判断封泥的时代。如秦封泥中的“王后詹事丞”，秦国王后是随着秦君称王而出现的，秦君称王始于惠文君十四年。《史记·秦本纪》：“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十四年，更为元年。”《七国考·秦职官》后妃爵秩引应劭曰：“自秦惠王以后，嫡称王后，次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秦君称王以后，其嫡妻称王后，统一六国后，秦王称“皇帝”，其嫡妻称“皇后”。《汉书·外戚传》：“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適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可知，皇后制度确立于秦，因此，秦封泥“王后詹事丞”当是秦统一六国前职官。秦封泥分期细化的标准是学界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之一，厘清这一问题对理解秦统一前后政治制度变革历程具有重要价值。当前已刊布的秦封泥数量近万枚，内容两千余种，未刊布者数量也超过万枚，如何将这些封泥进行细化分期并非易事。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前提下，结合对封泥文字形态演变的考察，并借助传世文献建立秦封泥标准断代，把秦封泥分期细化为战国晚期秦、秦统一后嬴政时期，乃至秦二世时期，也许可以实现。
秦封泥在发现之初，因其内容与秦官制、地理密切相关即受学界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在刊布秦封泥资料的同时已进行内容的考释。本世纪初，周晓陆的《秦封泥集》除了刊布封泥资料外，还对每一枚秦官印封泥内容进行扼要考释，在此前后他还先后发文刊布大量的秦封泥资料并予释义。刘庆柱结合文献对相家巷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字清晰可辨、保存基本完整的116枚秦封泥进行考释。此外，王辉、陈晓捷、王伟、周天游、史党社、陈治国、刘瑞等诸多学者先后发文刊布和考释所见秦封泥。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秦封泥的考释成果虽然较为丰富，但多集中于材料的刊布和文字的释读，以及与传世文献结合的对应比较研究。毫无疑问，与秦封泥本体相比，文字内容背后蕴涵的历史信息更具有学术价值。随着大量封泥资料的辑录刊布，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继续推进秦封泥的释读工作。
第一，对以往未能释读的文字和未能考释的封泥进行精准辨研。囿于字迹漫漶、字体生僻，秦封泥中包含较多暂时未能辨识的内容，部分内容甚至较为罕见。如：“![]()
武宫印”“![]()
宫之印”“鸿□宫印”“寺□丞印”“□丞之印”等。对这些文字内容的识别虽有较大困难，但可借助传世文献资料及日益丰富的出土文献资料，必要时还可借助科技手段进行厘定和分析。学界对多数职官能够进行合理考释，并在秦职官体系中对其职能和统属关系作出合理判断，但仍有较多职官未能考释，如“典达”“行车官印”“湅布之丞”等，对其职能和统属更是鲜有论及。对这些内容的合理释读对进一步厘清秦职官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对新刊布秦封泥内容的文献释读。近几年，学界对以往刊布的秦封泥数量、品种进行了大量的整合工作，对秦封泥认识更为全面。新刊布的内容，如“蜀采铁印”“河外太守”“南昌丞印”“鄳丞之印”“汾阳丞印”等，包含了丰富的秦职官、地理信息，这些信息或为文献无载或被记载为汉代发生之事，补正了文献记载疏漏，提供了新的历史地理信息。结合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文献加快这些封泥新内容的释读，将进一步完善秦职官“网络”体系，丰富秦史、秦文化研究。
第三，对以往争议性封泥内容的深入考释。以往学界对已刊布的秦封泥进行大量考释工作，推动了相关学术问题的解决，因研究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对部分内容的考释存在争议。如对“上![]()
”封泥的考释，学界因对“上”字理解不同而对“上![]()
”的考证即有秦寝宫“陵上寝”、专设机构、专设职官等多种观点，刘瑞指出它是“秦统一后为秦始皇服务的机构所留”，诚如此，其可作为秦封泥的断代标准。对不同材料的运用，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历史信息，如对秦宫室方位的讨论即是如此。相家巷秦封泥中发现大量与秦南宫、北宫有关之内容，诸如“南宫郎丞”“南宫郎中”“北宫工丞”“北宫弋丞”“北宫榦丞”等，有学者认为秦南宫在章台之南，秦北宫在相家巷遗址附近，汉北宫承袭秦北宫而来。刘庆柱通过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相结合论证秦南宫故址即汉桂宫遗址，而北宫应在渭河以北，此说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对待秦封泥中有争议内容，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要注重多学科、多方法、多种材料、多重证据的综合运用，推动争议朝着历史真实方向发展。
当然，目前已刊布的秦封泥内容已达两千多种，内容多与秦职官有关，秦职官体系的庞大、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既往的认识，需要高度重视。
秦封泥的特殊性在于它与秦的国家政治生活息息相关，是国家“政治文化”的物化载体。秦封泥包含了丰富的职官及地理内容，不仅要对其进行分期和考释，更应该在此基础上升到对秦政治制度的阐释、行政地理空间重构等方面的研究上。
秦立国较晚，西周时期僻居西垂，春秋初年成为诸侯国进入关中逐步东向，至秦始皇时灭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虽其国祚短暂二世而亡，然其所确立的政治制度（职官制度、郡县制度等）为汉代继承，并影响后世数千年。秦职官制度的形成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除了自身固有传统外，还承袭西周官制、学习关东列国，同时兼具创新。秦人进入关中后，“收周余民”，大量吸收西周的礼乐文明，职官体系势必继承较多周制内容。秦崛起于周之故土，相当一部分职官必然以周制为源头。除了对周制较多承袭外，三晋政治制度也对秦有较大影响。战国中期秦孝公任用卫人商鞅变法图强，秦国大规模向东方学习，实行军功爵制、确立县制、推行法制，逐步建立并完善官僚制度，推动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转型，秦国的职官制度显然受到三晋影响。实际上，秦孝公之前的简公、献公就已经开始学习东方三晋。二人曾长期流亡魏国，对变法后的魏国政治社会必然有所了解，归国即位后推行的改革措施在东方早已存在。学界对秦职官溯源研究已有开展，安作障、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曾对部分秦职官的称谓、职能、统属进行系统的溯源论述，但其考证职官以《汉书》记载为主，且侧重于秦汉官制的流变，而对秦封泥中文献无载的职官并未涉及；赵孝龙曾选择部分职官进行考证，涉及部分秦封泥中的职官，然而于庞大、复杂的秦职官体系而言，其考证职官数量少、涉及面狭窄，影响力较小；臧云浦曾对部分秦职官的三晋因素进行简述，然学界对内涵丰富的秦职官体系中承袭三晋制度的内容进行系统论述者尚未有之。秦国从西周时的附庸小国到统一秦王朝，国家发展经历了由弱小到强大的漫长过程，政治制度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作为“政治文化”缩影的职官制度，不同阶段官职称谓、职能、统属、级别、品秩变化反映了秦政治导向的变化，对其开展溯源研究，对廓清秦职官体系内涵、阐释政治制度发展过程具有重要价值。当前公布的简牍、铭文、陶文等其他出土文献资料已经较为丰富，结合这些资料可深入推进秦中央、地方职官体系的重构，进而推进对秦各级行政机构运行机制的深入研究。秦行政地理空间重构主要涉及对秦郡县制度研究。秦国是较早推行县制的国家，春秋时期即已置县，标志者国家行政管理模式的转变，分封制不再是唯一的行政管理模式。商鞅变法使得秦国以法制形式确立县制，秦控辖疆域内县制得到普及和快速发展，新的行政区划—郡也在之后产生，并与县共同构成秦的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是秦王朝建立后行政制度上的一大变革，这一制度下地方直接听命于中央，郡县长官流动任免，中央权力直达地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最大限度削弱地方分裂割据的政治根基。秦郡县制度研究难题是郡县数量问题，这一课题学界争议不断。秦置郡数量不止古人有论证，今人学者王国维、谭其骧、辛德勇、后晓荣、何慕等考证秦郡数量有四十八郡、四十六郡、三十六郡、五十四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秦郡范围、统县数量谭其骧、后晓荣等先后考证，然因秦郡数量未定，其结论仍可深入争论。对于秦置县数量，杨守敬、史念海、王蘧常、马非百、严耕望、后晓荣、何慕等先后讨论，然数量差异悬殊。秦封泥不仅包含大量的职官信息，还提供丰富的郡、县地理信息，其郡、县官署机构及职官称谓往往与地名相关，刊布的秦封泥中有较多文献缺载或误载，这些内容进一步明晰我们对秦置县数量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推进秦郡范围、统县数量问题的深入研究。秦疆域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特别是对关东六国故地的扩张，其在关东地区推行郡县制也是一个渐变过程，郡县机构所在一般设置城邑，城邑数量变化反映出秦对各地社会治理不同，城邑与墓葬及其他聚落关系又可反映社会结构、基层社会组织变化。前者可以综合传世文献及各类出土文献梳理秦统一前后各地区郡县数量变化，并借助地理信息技术可对秦区域治理模式进行深入阐释。后者可以选择考古发掘时代明确的郡县城邑，从城邑选址、空间布局出发，结合墓葬及不同类型聚落空间分布进行综合考察，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到关中东西部地区的差别，中心区与边疆区的不同。秦封泥的研究深度还可进一步加强，可从秦职官体系出发，有针对性的选取一类职官，除了从官制本体考察外还要对其所反映的秦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进行深入阐释。秦封泥发现之初，学界除了关注封泥文字考释外，已有学者就其所反映的微观问题进行专门讨论。秦封泥中有大量与宦官有关内容，如“宦者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北宫宦丞”等，余华青依据秦封泥内容结合相关文献对秦汉时期宦官机构的发展、归属、机构设置等问题进行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发现的更为微观的问题进行考察。如路东之由秦封泥对秦马政问题进行初步考察。秦统一前后大量修筑宫室、苑囿，秦封泥中出现较多与宫室、苑囿有关内容，王辉曾对秦苑囿进行初步考察，王伟考察了秦封泥中宫殿名称及其分布，近来徐卫民对秦宫室苑囿进行系统研究，他还对秦封泥中与帝王陵有关之内容进行系统考释。此外，学者还对秦御府、贡橘制度、御弄类苑囿职官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精细化研究日益成为学界进行学术研究的趋势，而这一研究思路越来越多被应用于与秦手工业相关问题的探讨，如对秦工室、铁官的考察。随着封泥材料的逐步刊布，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一些新的问题逐渐被发现，以往讨论问题还可持续深入。秦工室问题还可深入讨论。商鞅变法后，秦在经济领域奉行抑商政策，抑制私营手工业发展，官府手工业发展较快，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从刊布的秦封泥看，秦中央和地方均设置官营手工业机构，且门类多、分工细。作为政府主导的官营手工业机构，工室的主要职责是兵器生产，秦中央和地方郡县均设置工室，从秦封泥来看就有“少府工室”“属邦工室”“御府工室”“铁兵工室”“弩工室印”“蜀西工丞”“巴左工印”“河内左工”“巫黔右工”“咸阳工室”“雍工室丞”“栎阳左工室丞”“栎阳右工室丞”。秦能统一六国，除了军队英勇善战外，充足而精良的武器供应也是重要原因，遍及中央和地方的工室制造兵器使得秦军的武器供应得到充足保障，可以说工室的设置在秦统一战争中发挥的贡献不可磨灭。兵器生产必然有与之相关的储藏、管理机构，秦封泥中有“武库”“武库丞印”“上郡武库”等内容，是为专门储藏、管理兵器的机构，而对武库制度的探讨学界鲜有涉及。此外，对秦铁官及与之相关的冶铁业问题也可继续讨论。秦中央和地方均设置铁官对冶铁业从铁矿开采至铁制品销售进行管理，中央设置“铁官丞印”“铁市丞印”，地方设置采铁官，在政府主导下，秦国冶铁业得到快速发展。冶铁业的发展推动铁农具、工具的大量使用。铁制农具、工具坚固耐用，更易开挖，战国晚期以后洞室墓在关中地区流行恐怕与秦冶铁业的发展之间有一定联系。此外，墓葬随葬品也有明显证据，关中地区战国晚期至秦代出土铁制品的墓葬占比明显高于战国中期。秦以耕战立国，农业生产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秦封泥中有较多诸如“郎中左田”“郎中西田”“大田”“北田”“南田”类内容，反映秦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设置专门田官管理农事，对秦田官问题进行系统考察学界尚显不足。与之相似，秦水官问题研究也面对同样现状。秦封泥发现被认为是继秦兵马俑、秦木牍、秦简之后秦地下文物的又一重大发现。它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不仅具有科研价值，还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其所承载的历史权重不是其他“遗物”所可比的。秦封泥质地脆弱，具有不可再生性、不可代替性，在做好科研的同时一定要加强保护工作，要推进封泥的合理适度利用，向大众展示我们宝贵的遗产。如何保护好、利用好秦封泥，是必须谨慎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