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美平 殷硕硕
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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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11年，日本为镇压国内社会主义运动，在内务省专设特别高等警察课即特高课，随后出台并修改《治安维持法》，以极刑威慑、惩处共产主义者。在迫害日本共产党的同时，特高课也借口“反共”打击自由主义者，镇压“反天皇制”之宗教团体。为配合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特高课利用政府立法镇压“反战”民众，严密监管怠工、罢工等现象，防遏“战败言论”与“战争责任”论，将民众捆绑于侵略战争之中，极力强化并维系总体战体制。特高课既是日本维护“天皇制国体”的重要暴力工具，也是其进行对外侵略战争的助推器。
关键词：日本 特高课 法西斯 总体战 侵略战争
二战中，日本以法西斯型总体战体制发动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在思想领域通过预先引导与暴力镇压两种方式，实施以“反共”、“反自由主义”、灌输“神国思想”与“天皇制国体”观念等为核心内容的统制政策。预先引导主要由文部省通过国民教育与宗教管制推进，暴力镇压则由内务省的特高、陆军省的宪兵与司法省的思想检察官等负责实施。“天皇制国体”是明治宪法规定的近代日本国家基本形态，其主要内涵包括走资本主义道路与维护“主权在君”的天皇制统治，成为日本政府统合民众、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基本工具。然而，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倡导“天皇机关说”的政党与知识分子、部分宗教团体，因主张反对“天皇制国体”或“绝对天皇制”而遭镇压。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民众的“反战”、“反军”言论也被视为“反天皇制”活动，遭到取缔。特高作为维护“天皇制国体”的思想与政治警察，是日本法西斯对“反天皇制”与“反战”运动进行镇压的主要暴力工具，对维持天皇制与战争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学界对特高课已有一定关注，在整理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以维护战后日本人权为目的，从警察史、法制史、宗教史等角度梳理了其制度发展过程、镇压社会运动与宗教团体的重要事件等。西方学界就特高课对媒体与出版界的管制，以及对左翼运动的镇压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中国学界关于特高课的专论仅有米彦军《日本特高课述论》一文，其广泛介绍了内务省、宪兵队以及中国沦陷区之特高课。对于特高课与日本战争体制的关系，学界尚未足够重视。本文拟利用日本已整理的特高课史料及该国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布的新史料，梳理战时日本如何通过特高课镇压“反天皇制”运动，绑架国民，导致整个国家成为疯狂的战争机器，以管窥日本在思想领域构筑战时体制的主要内容、具体过程及其影响。特高课的任务是“防止、镇压破坏国家存立之根本，或扰乱社会稳定秩序的各种社会运动”。所谓“国家存立之根本”，指事关“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的一切精神与物质根基。由此，特高成为专门维护“天皇制国体”的高等政治警察与思想警察。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前，特高课已有20余年发展史。明治初期业已存在作为政治警察的高等警察。日本为应对自由民权运动而设立旨在“维护国家秩序安宁”的高等警察，其职责与权力高于保护民众生活的市民警察。甲午战争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日渐壮大，社会主义在思想启蒙、组织建党、社会运动等方面取得进展。日本政府于1900年制定《治安警察法》，在严格限制集会、结社自由的同时，将罢工视为犯罪，禁止工会活动。1910年6月，日本政府在全国大肆逮捕社会主义者，查封工会，禁止出版进步书刊。翌年1月，日本对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进行秘密审判，捏造幸德秋水等26人“大逆不道，图谋暗杀天皇，制造暴乱，犯下暗杀天皇未遂罪”。日本大审院（即最高法院）宣判幸德等24人死刑，另外2人有期徒刑。其后，12人被减为无期徒刑，但幸德等10余人被处绞刑。“大逆事件”给日本政府带来重大冲击，警察机构随之发生两大变化。第一，1911年8月21日，东京都警视厅官房调整高等课，分设高等课和特别高等课两部，第一个“特别高等课”由此诞生，下设特别高等系和检阅系。掌管全国警察事务的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也设置了与警视厅相同的专任职员。第二，1912年10月1日，大阪府警察部亦设特高课。特高负有比高等警察更高级别的职责，是专为取缔社会主义运动而设。此后，特高课将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倡导土地复权者及其他否认国家存在者”，列入黑名单加以追踪调查。随着特高课的严密监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运动走向沉寂。一战结束后，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均在日本进一步发展。在社会运动中，社会主义具有重要影响。1922年7月，在共产国际指令下，堺利彦、山川均等正式创建日本共产党。11月，日本共产党派代表参加第四次共产国际大会，被承认为“共产国际日本支部”。其纲领草案将天皇制视为封建残余，强调日本无产阶级必须率先推翻天皇政府，废除君主制，主张从朝鲜、中国及萨哈林撤军。在特高课严密追查下，初建的日共因堺利彦、山川均、荒畑胜三等领袖被捕而溃散，地方共产党组织尚处建立阶段就被镇压。随之，北海道、长野、神奈川、爱知、京都、兵库、山口、福冈、长崎等地设置特高课。特高课以涉嫌违反《治安警察法》中的“秘密结社”条款处分被捕者，但该法并非针对社会主义的专法，惩戒力度有限，日本政府开始推进专门立法。1925年，加藤高明内阁宣布实施普选。为防止社会主义者借普选掌控政权、推行革命、变革国体，若槻礼次郎内相在第50次帝国议会众议院提出《治安维持法》，第1条规定：“对于以变更国体、政体，或否认私有财产制为目的，组织结社，或知情却加入者，处以10年以下徒刑或监禁。”对协商者与煽动者，处以7年以下徒刑或监禁；对提供或约定提供财物者，处以5年以下徒刑或监禁。议会鉴于“变更政体”条款影响重大，将其删除，其余则得以保留。《治安维持法》主要针对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成为特高课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也成为日本政府镇压左翼思想与运动，甚至监控自由主义思想与宗教，并逐步转向法西斯体制最重要的法律工具。田中义一内阁制造三一五事件后，又以紧急敕令形式修改《治安维持法》，加重量刑，以死刑处置社会主义者。1926年1月，福本和夫等在山形县重建日本共产党。次年，日本爆发金融危机，农村凋敝，大街小巷充满失业者，工人与资本家严重对立。日共动员其外围团体劳动农民党、日本劳动工会评议会、日本农民协会和无产青年同盟等积极罢工。资本家也雇佣暴力团体应对，争端进一步恶化。11月，日共召开扩大会议，商讨并决定实施“27年纲领”，提出“与战争危机斗争”、“不干涉中国革命”、“防卫苏联”、“殖民地完全独立”、“废除君主制”等口号。1928年初，日共打算利用议会进行阶级斗争，开展选举活动。有日共署名的革命文件、檄文被张贴在工厂墙壁、电线杆及公厕内，甚至连外出军人也收到传单。在劳动农民党的候选人中，有数名共产党员在演说会场发放赤旗与传单，福冈县候选人德田球一长期潜伏于地下，在最终选举战中突然现身，日本政府为之震惊。此外，日共还组织工人自卫队，宣传武装起义。无产阶级运动高涨，让日本政府感到所谓“赤化危机”到来，要求取缔工人运动、“善导”思想。警视厅在不断搜查日共的过程中，获取日共的指令、纲领、檄文等资料，判断日共是“第三国际的日本支部”，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企图推行日本革命，实现工人、农民的专政政治”。1928年3月15日晨，特高课依据《治安维持法》，在全国1道3府27县逮捕共产党，共抓捕近1600人，通过审讯，其中450余人被起诉。田中内阁还以“作为极左团体接受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为由，逮捕、解散劳动农民党、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无产青年同盟等组织。此即三一五事件。此次逮捕人数大超预期，不仅对日本当局造成巨大冲击，也给社会带来广泛影响。众议院议员尾崎行雄将之称为思想性国难，在议会上提出“思想国难决议”并被予通过。此后，日本进一步强化对“赤色思想”的镇压，为此大规模扩充特高课，全国性的特高组织由此确立。在中央，内务省警保局是最高警察机关，下设保安课作为特高中枢机关，负责掌管特高事务；在地方，警察部（东京为警视厅）设置特高课，且不同于普通警察，直接受命于中央。田中内阁借口三一五事件大肆宣传“赤色恐怖”，企图修改《治安维持法》，以强化对社会主义者的惩处力度。4月27日，田中内阁向议会提出“《治安维持法》改正紧急敕令”案。该案因临近闭会提出而审议未果。然而，田中不顾司法省与部分阁僚反对，于6月12日决定以敕令形式颁布法案，向枢密院提请咨询，枢密院为田中大开绿灯。法案将原法第1条中的“变革国体”与“否认私有财产制度”相分离，进而区别“组织者”与“知情却加入者”，对“以变更国体为目的而组织结社，或从事结社的负责人与起到领导作用者，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徒刑与监禁”，将量刑提到极刑程度。小川平吉铁相在枢密院力主死刑以发挥震慑作用。此次修改终在翌年第56次帝国议会通过生效。此后，特高课利用修改后的《治安维持法》，严密监控日共的重建活动，不断逮捕全国各地日共党员。1929年，特高课制造四一六事件，在全国逮捕700多名日共党员，重建的共产党几近溃灭。1930年1月，田中清玄领导日共第三次重建，借助2月份的众议院选举争取大众，组织选举斗争同盟，在全国公开活动，将数万张传单散发到军队、军需工厂和地方大工厂。2月22日，特高课在全国逮捕日共党员781人。1928—1931年，根据《治安维持法》被逮捕的左翼运动者人数分别为3426人、4942人、6124人、10422人。要之，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为镇压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专设特高课，出台并修改《治安维持法》，以极刑威慑、取缔日共。特高课无限扩大对此法的解释，借口“反天皇制”、反军等，制造一系列镇压社会主义的事件，将左翼分子送入监狱。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共产主义者不仅继续主张推翻天皇制，而且提出反战主张，从事反战运动，但遭到特高更为严厉的镇压，以致共产党“转向”进而陨灭。特高课加大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取缔力度与范围。与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兴起相呼应，特高机构被进一步扩充强化。1932年6月29日，警视厅特别高等课升级为特别高等警察部，原由官房主事所管的特高课、外事课、调停课被调到特别高等警察部，特别高等警察部内新设外事、特高、劳动、内鲜、检阅、调停6课，特高职能扩大。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回日本后，日共在群众中开展反战运动，起草、散发反对日军侵略中国东北的檄文。日共在题为“满洲占领战争与日本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宣传手册中，提出反战口号，号召“打倒天皇”、“建立苏维埃日本”。1932年10月30日，特高课得知日共在热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遂以热海为中心，在东京、镰仓等3府18县，逮捕日共党员2200人，仅东京一地就有680人。于是，正进入全盛期的日共溃散。1931—1933年，因“共产主义活动”嫌疑被捕的人数分别为6903人、9212人、9000人。此后，特高认定，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日本消费组合联盟等左翼组织是日共外围团体与“蓄水池”，对社会思想的危害甚至超过日共本身，因此开始镇压此类团体。1932年特高镇压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在全国逮捕400余位文化团体中坚分子。4月7日，警视厅搜查东京各大学和专业学校所属的学生消费合作社，查出东京学生消费合作社在各大学贩卖大量左翼“禁书”，随即没收“违禁品”后，以违反出版法将合作社专务理事山岸晟送交检察局。1933年2月下旬，特高课镇压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京桥筑地警察署逮捕作家同盟成员小林多喜二，将其迫害致死。3月，特高课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长江口涣等5人送交东京地方检察局。特高课还调查为日共提供资金的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及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文人、大学教授与新闻记者，于5月搜查东京大学副教授平野义太郎、山田胜太郎等人的住所，拘捕嫌疑人。仅1930年前5个月，特高课就逮捕781名相关人员，起诉151人，送交检察局60人。1933年，日本仅以违反《治安维持法》起诉的共产主义者就达1294人。在特高课一系列镇压之下，1934年4月，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宣布解散。特高课还促使被捕的日共及左翼分子“转向”。在公审中，检察官要求对佐野学、锅山贞亲等19名日共处以死刑、无期徒刑等。在死刑、小林多喜二的“前车之鉴”以及特高与思想检察官的压力之下，日共领导人纷纷“转向”。1933年6月7日，原日共中央委员长、领导狱内公审斗争的佐野学，与原党中央委员锅山贞亲，在世谷监狱公开发表“转向”声明，宣布日共脱离共产国际，追求以日本为中心的一国社会主义，肯定日本侵华战争是对中国军阀与美国资本的“进步”战争，承认废除天皇制是错误的。作为日共领袖的佐野、锅山公开“转向”，是日本共产主义思想史的严重倒退。其“转向”声明被散发到狱中的同志手中，给日共带来重大冲击与连锁反应。许多日共领导纷纷发表“转向”声明或手记。7月，日本官方发布如下数据：在未判决的1370人中，“转向”者415人；在已判决的392人中，有133人“转向”。1935年3月日共名实俱亡，直至日本战败都未能重建中央。七七事变爆发后，佐野再次在狱中提出申请，表态“皇室中心主义、民族第一主义、国家主义等，是我今后不变的信念”。锅山也提交《最近我的思想内省》，强调“民族超越阶级”，主张放弃阶级斗争。为应对日共领袖“转向”后的新形势，日本又出台政策与法律，促使日共与左翼运动整体“转向”。首先，实施“保留观察”政策。1928年后，日本政府虽逮捕大量日共及左翼人员，但实际未被送检人员逐年增加。经过三一五事件及四一六事件，《治安维持法》亦被用于强制“转向”，是否“转向”成为法官量刑的参考要素。与通过审判促使被捕者“转向”相比，在尚未审判阶段促使被捕者悔改、“转向”的案例明显更多。日本政府通过不予起诉，促使被捕者反省“转向”。根据曾任最高法院检察官的池田克所言，1931年“保留观察”处分从东京、大阪逐渐遍及全国，事实上得以制度化。翌年12月，日本以司法大臣训令的名义发布《对思想犯保留处分处理规程》，正式承认此种制度。第1条规定：“对涉嫌违反《治安维持法》的事件展开搜查，在查明有犯罪嫌疑，但鉴于嫌疑人之主客观原因，判断在一定期限内对其行为进行监察，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较为适宜时，予以保留处分。”其次，日本政府修改《治安维持法》，在1936年的《思想犯保护观察法》中，正式确立“保护观察”制度。《治安维持法》只是规定通过审判施行刑罚，难以应对促使大量被捕者“转向”的形势要求。1933年末，司法省与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制成全面修改方案，由内阁向1934年、1935年的议会提出。方案中的“预防拘禁”条项遭异议，审议未果。1936年，日本政府将修改案中的“保护观察”条款单独制成《思想犯保护观察法》，于第69次议会通过。该法主要内容有：当违反《治安维持法》者被判处缓刑或免予起诉时，由保护观察审查会决定对其进行“保护观察”，将当事人交由保护观察所的保护司或相关团体与个人管理，监视其思想与行动，限制其居住、交友、通信，以防再犯；保护观察期限为2年，必要时还可延长。该法正式追认了事实上已被运用的“保护观察”政策，并试图将其打造成《治安维持法》体系的中枢。日本据此在全国设立22个“保护观察所”，借口设置“保护团体”将整个城镇与社会置于监控之下。1931年10月末，在违反《治安维持法》的256名受刑者中，广义上的“转向”者有63%，非“转向”者有37%。1936年5月“成绩”提高，在438人中“转向”者占55%，准“转向”者占19%，共计74%，非“转向”者占26%。特高课与思想检察官迫使日共“转向”也影响了左翼运动。1932—1937年，被逮捕的左翼人数分别为13938人、14622人、3994人、1718人、1207人、1292人。被捕者、起诉者在1933年达到顶峰。在一系列高压政策下，日共及激进左翼分子放弃曾在九一八事变后坚持的“反战”、“反军”、“反天皇制”等主张，转而肯定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前后，特高课将反共魔爪伸向合法共产主义组织与左翼运动。1935年夏，共产国际发起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运动。此后，日本合法共产主义组织劳农派开始广泛组建反法西斯战线，通过合法运动从事共产主义活动。1936年1月，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委员长加藤勘十、劳农派铃木茂三郎，倡导组建劳农无产协议会，次年4月发展为日本无产党，其宣言纲领以劳农派的战略理论为基础，得到劳农派领袖支持。七七事变后，日本无产党在反法西斯方针中宣传物价高腾起因于军费庞大，威胁国民生活，因此必须实施和平外交政策，宣扬战争将招致国际危机，故要取缔此种言行。特高课认为，日本无产党吸纳劳农派，是人民战线运动的推进主体，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作为日本无产党的一翼而活动，秘密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并巧妙表达反战之意。1937年12月15日，特高课抓捕日本无产党、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及其理论指导团体劳农派。750余名警察在警视厅菊池盛登特高部长指挥下，逮捕铃木茂三郎、猪俣津南雄、大森义太郎、山川均等近20位相关人员，此即“人民战线事件”。特高课还在全国3府1道14县铺下镇压网，共逮捕430余人。12月21日，末次信正内相解散日本无产党、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截至1938年中，特高课在镇压人民战线运动中共逮捕1300人。其后，加藤勘十等人被判有罪。镇压劳农派后，特高又制造“劳农派教授集团事件”。1938年2月1日，特高课以向劳农派提供理论指导及政治活动资金为由，逮捕东京大学大内兵卫、有泽广巳、胁村义太郎，法政大学阿部勇、美浓部亮吉、南谨三等教职人员，并将猪俣津南雄、荒畑胜三，以及所谓教授集团有泽广巳、阿部勇、美浓部亮吉等17人送交检察局。特高课认为，他们自组成劳农集团后，以推行共产主义革命为目的进行活动。大森义太郎等被东京刑事地方法院判处有罪。人民战线事件是战时特高课对日本共产主义组织及其外围团体最后的大规模逮捕。此后，共产主义者仅有零星活动，左翼战线基本溃灭，直至日本战败大部分左翼人士仍被关押在狱，其余都声明“转向”。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特高课借口取缔共产主义活动，制造恐怖事件。偷袭珍珠港前夕，日本仍有极少数人在内心反省战争，采取旁观者姿态，特高课极力搜寻隐藏的“反战思想家”与“伪装的转向分子”，最典型的是“企划院事件”。1941年上半年，特高认为有大量“伪转向者”潜伏于敏感的政府机构下属调查团体，取得官员身份，在重要国家事务上相互配合、共同行动，意图实现共产主义。高等官和田博雄、正木千冬、胜间田清一、稻叶秀三、小泽正元遭逮捕并被起诉，判任官芝宽、冈仓古志郎等被判处2—4年徒刑。然而，被捕者实际上不过是在比较研究世界各国的战时体制、情报收集，轮读左翼文献。战争末期，特高课还借口“反共”捏造“横滨事件”冤案，迫使政界、知识界与舆论界不得从事“反战利敌”活动。1942—1944年，神奈川县特高课相继制造“美国共产党事件”、“苏联局势调查会事件”、“日共重建准备会团体事件”、“政治经济研究会事件”、“改造社及中央公论社内左翼团体事件”等，共逮捕48人。特高课认为，上述事件在人员上具有关联性，整体上可视为一个庞大组织。若再不逮捕，他们将进一步巧妙利用合法机构，在官厅、公司、工厂、舆论界和国策性调查机构扩张组织，甚至与海外联系，政治经济研究会所讨论的日本重要国家机密，将被报告于美国、苏联等，有可能给战争带来重大阻碍。“横滨事件”表面上极其复杂，实则由特高课杜撰，其后逮捕“犯人”，又通过拷问获取笔供并起诉。特高课大量拷问新闻记者，甚至导致有人惨死狱中。在特高课借口“反共”的严厉镇压下，舆论界与知识界只能配合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为应对发动对外战争的需求，日本军人与民间右翼结合掀起国家主义运动，通过发动政变促使国家政治体制转型。在五一五事件中，首相犬养毅惨遭暗杀，日本政党内阁时代终结，开始转向法西斯专制。在“国体明征”运动中，日本抹杀“天皇机关说”，确认“天皇主权说”，从法理上颠覆政党政治之根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支持美浓部达吉于大正民主运动中所提出“天皇机关说”的基干力量。“反共”本是日本法西斯与自由主义者的共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竟将自由主义视为“共产主义”之温床，利用特高课予以镇压，同时竭力肃清“反天皇制”、“反战”之宗教团体。1933年，文部大臣鸠山一郎以京都大学教授泷川幸辰《刑法读本》及其学说容忍通奸罪和内乱罪为由，迫使京大校长令其辞职。随后，文部省不顾京大校长和法学部多次拒绝，于5月26日凭借文官高等资格委员会一致赞同，强令泷川停职。文部省在处置泷川的过程中，判断其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由此，内务省禁止发售泷川著作，文部省亦剥夺其教授身份。此后，日本的思想统制范围从原本针对马克思主义，演化扩展到针对自由主义。文部省强令泷川停职的处分，导致京大法学部教授全体辞职，引发一系列要求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学生运动，特高课对此严厉镇压。东京大学联合各高校的同窗会，决议支持京大，召开各高校正式代表会议。6月17日，特高课逮捕在东大安田讲堂主张“学问言论自由、反对支配校园”的9名学生。21日，东大法学部第31号教室由美浓部达吉教授上课，当时1000多名学生听课，其中一名学生登台，要求停课召开法学部学生大会，从窗户打出绝对反对泷川教授停职等7项要求，散发传单。当日在安田讲堂有2000名学生声援泷川教授，警视厅逮捕41人。京都大学由全校学生代表会议、全校学生中央部会等组成领导机构，支持法学部教授，呼吁“学研自由”，展开声援运动。6月20日，京都府特高课逮捕岩田金吉、高木养根等7人。发端于泷川事件的大学自由维护联盟准备会，于7月1日在东大举行成立大会。出席的学校有12所，计30人，旁听者有各校大学生百余人。会议由京大学生井上利行主持，确定以“加强全国大学生团结，确保学问研究自由与校园自治”为纲领，决定成立大学自由维护联盟，在全国大学生牢固团结下“严守大学自治与研究自由”等。警视厅借口参加会议的学生佐藤正一、杉山昇、小林进发表“过激言论”而予逮捕。经过一系列斗争，京大法学部除两位教授外，其余都予留任。7月27日京大召开法学部学生大会，参会的180人大部分主张继续斗争。京都府警察部借口学生大会由一部分“激进分子”煽动，逮捕藤本恒雄、远山景弘等10名学生。1936年，青年军官发动二二六政变，日本建立军部法西斯统治，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做铺垫。七七事变后，特高课进一步借口“反共”，打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胁迫大学“转向”，协助侵略战争。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大行其道，政界与财界都誓与军部合作，记者讴歌战争。也有个别人不满军国主义，他们虽未采取反战行动，但冷静地批判日本国民的狂热。东京大学仍在“大学自治”、“学问自由”之名下保持沉默。东大经济学部教授分为以土方成美为首的革新派，与以大内兵卫为首的进步派。革新派立足国家主义立场，在国家酣战之时不许大学容纳“反天皇制”的左翼教授，企图以“赤化”为由驱逐进步派。时值特高指责该学部的矢内原忠雄教授在1937年《中央公论》9月号上发表的《日本的理想》一文，以及1936年出版的《民族与和平》一书存在反战内容，内务省禁其发售。革新派借此要求开除矢内原忠雄，大内兵卫则主张不应以思想问题驱逐教授。其后，同为东大经济学部教授的河合荣治郎为追求学问自由加入大内一派，招致革新派憎恨。革新派勾结校外势力，要求校长罢免矢内原忠雄，矢内按校长要求辞职。由此，东大“象牙塔”开始动摇。特高逮捕“劳农派教授集团”后，革新派要求立即驱逐大内兵卫等人，河合荣治郎坚持如此行事为时尚早。在1938年2月16日的贵族院会议上，军人出身的井田磐楠批判河合的《法西斯批判》《时局与自由主义》《第二学生生活》等著作宣扬社会主义，拉开批判河合的序幕。5月，原皇道派军人领袖荒木贞夫担任文相，修改大学校长与大学教授的任免制度，决定“在前任校长推荐的三位候选人”中由文相任命大学校长，取消学部教授会实际决定任免的制度。此举引发大学自治骚动，并迅速波及各帝国大学。原东大校长称病辞职，平贺让被任命为新校长。10月5日，内务省以河合荣治郎的《社会政策原理》《法西斯批判》等4部著述“扰乱安宁秩序”为由，禁止发售。特高判断“河合教授是基于理想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受到处分的4部著作基于其所持思想，教唆共产主义，轻视国家，强调反战反军，力主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处分对东大造成重大冲击。贵族院对河合荣治郎的思想批判与内务省的禁止发售处分，意味着校外势力压迫东大驱逐河合。平贺校长规劝河合辞职，河合并无辞意。1939年1月19日，东京地方检察局传唤河合，开始就其著作立案调查。平贺校长遂以《文官资格令》第11条，提请文部省对河合、土方2人给予停职处分并获批。此即“平贺肃学”事件。河合被起诉，东京刑事地方法院判处其违反《出版法》与《刑事诉讼法》，东京控诉院二审仍判有罪，河合上诉，大审院维持原判。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解散现有政党，开始推行舆论划一、“一国一党”的新体制运动，建设“高度国防国家体制”。此后，日本自由主义彻底失去政治庇护，知识分子普遍转向与政府合作，有的选择参加军队报道班、战地慰问队、文学报国会、言论报国会等，有的则自动解除武装，潜身于民众之间。以学问自由与大学自治为传统的大学，在内务省特高课与文部省联合镇压下，配合日本法西斯，协助推行侵略战争。此外，特高极力镇压“反天皇制”国体的宗教团体。天皇是日本民族“优越感”的源泉与号召国民参战的旗帜，“天皇制国体”观念是日本排斥一切外来思想与镇压“反战”运动的利器。1931年前后，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民众生活困苦，日本出现大量“新兴宗教”，受到底层民众狂热支持，其对民众的组织力受到特高关注。特高判断大本教巧妙地伪装“皇道”或“惟神道”，实际却企图破坏现有“天皇制”下的政治、经济制度。1935年12月8日，在内务省警保局总指挥下，京都府派出550名完全武装的特别检察警察队，“奇袭”大本教本部，逮捕教主出口王仁三郎等210人，将该教一网打尽。七七事变后，特高课职能扩大，宗教运动正式成为镇压对象。建立于1935年的天理本道是类神道性的宗教团体，宣扬真正创造人类的神是月、日两神，它们是应当统治所有人类社会的绝对神。只有月、日两神在甘露台的附体者，才能统治日本。天皇统治不合神意，故必将导致天灾地变频发、爆发大战等变乱，故应变革国家社会制度与机构，实现符合神意的甘露台世界。大西爱治郎作为教祖的后继者，是月、日两神在甘露台的现身，在实现甘露台世界时应取代皇统，位于统治者地位。特高课认为，天理本道此种教义是“反国体”的“大逆不逞”之举。1938年11月21日，大阪特高课与警视厅在全国一齐搜捕天理本道，逮捕大西爱治郎等149人。基督教团体主张超越国家的和平主义，亦遭特高课取缔。灯台社主张，“现存世界的一切国家组织及社会制度，毕竟是恶魔所产，违反耶和华的神义，故应将其悉数破坏消灭，建设作为理想社会的神国。若不建设通过以基督即耶稣为首、犹太民族为中心的组织体进行统治的神权政治国家，人类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幸福”。特高课判断此种教义极力否定现有国家组织与制度，从政治、经济与宗教上消磨民众的国家观念。尤其是其领袖明石顺三等屡次明言废除天皇统治，否定私有财产制。而且，灯台社还宣传只要不是耶和华神命的战争，就是撒旦指挥的战争，拒不参加。特高课认为其宣传属“不敬”与“反战”言论。1939年6月21日拂晓，特高课与司法省检察部门、宪兵队密切合作，在全国搜捕灯台社，共逮捕明石顺三等116人。为更好管制宗教界，日本政府于1939年4月颁布《宗教团体法》将教派神道统合为13个教派，将佛教统合为13门28宗派。基督教旧教，除东方正教会外，都被统一为日本天主公教会，新教也最终屈服于日本国家权力，断绝与外国教会的联系，被统合为拥有10部18教团的日本基督教团。1940年10月，基督教界参加了为天皇举办的“纪元2600年”庆典。由此，作为“和平使徒”的基督教界，也不得不舍弃“信教自由”，配合日本的战时总动员体制。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日本政府全面修改《治安维持法》，将宗教团体纳入取缔范围，尤其强化对“亲英美”之基督教团体的镇压。1941年，日本政府向议会提出全面修改《治安维持法》，未遭反对而通过。其修改主要有两大支柱：一是设立“预防拘禁”制度，对本应刑满出狱者，当局为防范其“可能重犯思想罪”，对其施以拘禁处置，为此设置“代用监狱”作为拘留所关押相关人员；二是将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等左翼运动完全无关的民间宗教组织列入管制范围，新增第7条“以散布否定国体、亵渎神宫与皇室尊严为目的，组织结社，或担任结社代表等领导职务者，处以无期或4年以上徒刑。对知情但仍加入相关社团者，或为实现结社目的而有所行动者，处以1年以上有期徒刑”。此前，特高课虽已开始镇压“反国体”之宗教，但缺乏适当法律加以制裁。经此修改，《治安维持法》成为特高镇压宗教团体的利器。1942年5月，灯台社明石顺三依据该法被判处12年徒刑，后经上诉，东京控诉院改判其10年徒刑。1942年6月26日拂晓，特高课以《治安维持法》中的“反国体”、“反皇室”罪在全国围捕日本基督教团体圣教会等，逮捕96人。由上，日本政府借助特高课，将主张“天皇机关说”、反对“天皇制法西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反天皇制”的宗教团体置于严密的法西斯统治之下，迫使其协助推行侵略战争。为推行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在政治、军事上逐步建立御前会议、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等最高决策机制，在经济上确立财产私有制下的计划性“统制经济”。在对“反战”、“反军”民众的动员与控制方面，特高课发挥了重要作用。特高通过监视、监听、搜查、逮捕等手段，借口“反战”、“反天皇制”等严密监控民众的“反战”言行。被称为“侦探警察”的特高，相较于逮捕活动，更重视、擅长事前侦查。七七事变后，日本全体后方民众被强制要求储蓄、捐款、义务劳动和送别士兵。山口县的黑石房吉与人聊天时对送别士兵表达不满，认为“精心经营自己的家业更能巩固后方，精忠报国”，“花费宝贵的时间去欢送并不相识的应征兵，呼喊‘万岁万岁’没有意义”，被特高课视为“反军言行”予以严厉训诫。1939年8月的一次返乡军人座谈会上，一男子因宣称“反正日本兵怎么都是死，所以才不会退缩”，受到特高课严重警告。特高课无视、践踏个人隐私，强行搜查、研究个人信件与日记，为此不惜“投其所好地收买邮递员”，或“在半夜把邮筒放倒，从入口处取出信件”。一士兵在书信中写有“可怜的士兵们告别家乡的爱妻和衰老的父母，忍着离别的泪水，在强大的权力面前毫无办法，只能自暴自弃地去赴死”，被特高课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调查。从处置手段看，特高课逮捕民众后，对已被调查定性的“极左分子”、“共产主义分子”或情节严重如涉嫌造谣的反战反军者，多予拘留或交由检察局起诉审判；对调查结果是“无思想背景”、“非左翼分子”的普通民众，多教育或训诫，令其写下检讨书，持续监视。随着侵华战争长期化，特高课处置与军事相关的“流言蜚语”不再停留在“警告”层面，而是加强刑事逮捕和取缔力度。在1938年召开的警察部长会议上，司法大臣训示，对于严重扰乱国家治安及与“中国事变”直接相关的恶性犯罪，如泄露军事机密、妨碍国家精神总动员，以及可能对士气造成不良影响的造谣、传谣等行为的人员，要全力逮捕。《特高外事月报》记录了多起“逃避征兵”事件，其人多称身体残疾，甚至有应征者不惜切断手指逃避兵役，终被特高课冠以“反军”罪处以6个月徒刑。内阁情报局的一份报告显示，“事变爆发后，国民的各种揣度、臆测，特别是与军事相关的流言蜚语增多，从中国事变爆发至1939年6月30日，检察局共受理造谣、传谣者约800人，其中250人被起诉”。特高课更被要求无须甄别好坏，凡导致人心动摇者即可判定影响恶劣。特高课还配合推行统制经济，监控民众经济生活，辅助构建总体战体制。1938年4月，随着侵华战争长期化和大规模化，日本政府为动员全部人力物力资源，出台《国家总动员法》，正式推行总体战政策。统制经济是总体战重要一环，使后方国民经济萎靡，国民生活日益窘迫。1937—1939年，日本个人消费支出逐年下降。但为确保军需，日本不断加强经济统制，限制国民消费。1938年7月，警保局保安课内新设经济警察，8月升级为经济保安课。该课作为广义特高的重要一支，发挥搜集经济情报、执行统制经济政策以及逮捕违法者等职能。所谓经济情报，包含各经济领域情况和民众的不满状况，以及各种“流言蜚语”等。民众的不满包括对衣食住行尤其是对物价上涨、粮食不足的抗议或牢骚，诸如“没有米，没有炭……难道非要用铁盔把国民都武装起来吗”，“物价一天天高涨，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骨瘦如柴”等怨言，都被特高逐一列举，加以监控。至1939年10月，全国有225万余人因违反统制法令受到劝说、告诫、解送等处分，其中2.6万人被送交检察局。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政府修改一系列法律，将散布“流言蜚语”升级为刑事案件，加重量刑，为特高课取缔有碍于战争推行的“言论犯罪”提供制度“保障”。随着战争长期化，日本民众产生厌战情绪，不满各种支持战争的活动，慰问、鼓励战地的信件减少，国防捐款降低，对政府要求在神社和寺庙祈愿取胜等事项态度消极，对迎送将士的活动也缺乏热情。统制经济的不断加强，导致日本出现大量失业者。1940年10月，特高课取缔违反统制经济法令事件多达83.6494万起，涉及85.9576万人，判处徒刑718人，罚款2.4304万人，拘留754人，缓予起诉1.6670万人。日本国民对战争怨言日益增多，政府却企图发动太平洋战争，并为此整备立法。1941年3月，日本修改《刑法》，设置“破坏秩序安定罪”，第105条规定对以“惑乱人心”、“诱发银行存款交易及其他经济混乱”、“在战时、天灾等事变之际，散布惑乱人心或诱发经济混乱”为目的，“散布虚假事实”者，处以3—7年徒刑或监禁，3000—5000日元罚金。同月，日本颁布《国防保安法》，第9条规定“与外国通谋，或以向外国提供利益为目的，散布损害治安之事项者，处以无期徒刑或1年以上徒刑”。7月，内务省发布《有关治安维持的非常措施纲要》，详细规定战前准备及开战时的紧急措施，强调凡妨碍战争的各种事项尤其是“流言蜚语”都应被揭发和取缔。开战前与战争、粮食有关的各种所谓“流言蜚语”都被取缔。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于12月18日颁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第17条规定“关于时局制造流言蜚语者，处以2年以下徒刑、监禁或2000日元以下罚款”。特高课解释所谓“流言蜚语”，“是指毫无事实依据或证据薄弱的事项，除言语外，还包括文章、通信、信号、暗号、绘画”等。该条针对的是内容虚假、证据不足的谣言。第18条规定“关于时局散布惑乱人心事项者，处以1年以下徒刑、监禁或1千日元以下罚金”。此条针对具有一定真实性却有可能“惑乱人心”的“传言”。所谓“惑乱人心”，既包括扰乱军事与经济秩序、妨碍治安之事项，也包括广义上可能导致社会与人心不安的各种行为。对于所谓“传言”，该法规定：“无论传播手段如何，凡将某事传于若干人等，即可照此处罚。”该法颁布后，特高课限制集会，将原来的登记制改为许可制；限制发起人及会同人，要求未成年人、被剥夺公权者及非日本臣民不得发起与政事相关的集会；会前、会后询问集会发起人，被询问人若不予回答或虚假回答，将被处罚；在集会中特高可随时中止发言。特高课还将结社改为许可制，并可限制成员，亦可禁止结社。此外，特高限制发行书刊与新闻报道的内容，除取消发行许可、没收及删除等行政处分外，还可进行司法处分。1942年1月，日本修改《陆军刑法》第99条与《海军刑法》第100条，将对“在战时或事变之际，发表军事相关流言蜚语者”的惩处力度，从原来的监禁3年提高至7年。根据大审院判例，所谓“军事流言”，是指“捏造军事虚假事实，以毫无根据的风言风语夸大事实，在战时或事变之际惑乱人心，降低国民对皇军之信赖，诱发士气沮丧，贻误作战计划等一切妨碍军事之行为”。“流言蜚语罪”成立的条件有“违反事实”与“不利于军事”两项。对未违反事实者，根据《军机保护法》处置。此条不仅对军人适用，且广泛适用于民众。至此，针对战时“流言蜚语”的立法和管理机制基本完备。上述法律颁布后，特高课取缔言论犯罪案件激增。1941年，特高课处理以“流言蜚语”破坏秩序安定罪30起并逮捕39人，1942年分别激增至192起、289人。上述法规构成特高课监控、镇压民众的法律网，日本国民由此被强行绑架于疯狂的战争机器。在人力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末期，特高课被用于监管怠工与罢工事件。1943年2月，日军撤出瓜达尔卡纳尔，日本进入败退阶段。东条英机内阁仍不断加强法西斯统治，不仅由其身兼首相、陆相、军需相等数个要职，且利用宪兵推行恐怖政治。1944年7月，东条英机内阁倒台，直接契机是塞班岛陷落，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政治经济濒临崩溃。仅1943年7月后的1年间，因“战时逃亡”被起诉的征用工就有410人，且数字仍呈上升趋势，日本进一步借助特高课极力防遏战争体制崩溃。内阁通过《总动员警备纲要》，强调监视和防范重要生产部门的怠工和罢工行为。特高课主力被调至工厂、矿山一带，监视和取缔工人反战言行，监管怠工和罢工现象。特高深入工厂车间、厕所乃至员工宿舍，监察反战涂鸦和反战书信，将工人抗拒应征的言辞及应征工人对工作环境和待遇的抱怨，悉数归为反战言行，强迫工人务工。在所谓“决战体制”下，特高课重点防范和取缔民间的“战败言论”与“战争责任”论。1943年12月，日本内阁通过《确立战时国民思想的基本方策纲要》，要求各思想统制机关要彻底防范和管制厌战思想、离间同盟关系、否定战时经济计划扰乱民心，以及各种弱化国民战意乃至战力的言行。由此，特高课思想管制的主要目标从压制部分国民的不满，转向防范和取缔民间一切“战败言论”。此时，对天皇的“不敬”事件与“反战反军”的言论、投稿和涂鸦事件频发。此类事件在1942年4月至1943年3月共被取缔308件，1943年4月至1944年3月共406件，1944年4月至1945年共607件。有人因写下“美国会战胜日本，但日本不能战胜美国”的涂鸦，被特高课以违反《战时刑事特别法》处置。1944年以后，特高课重点镇压和取缔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军部乃至天皇的言论。尾道市邮局收到一封写有“东条英机收”的匿名明信片，上面用红色墨水写道：“让50万军队赴死，还没到最后就辞职不干，如今居然还能恬不知耻地活着？东条英机，你作为军人为何不切腹自杀？”特高即刻销毁明信片并展开搜查。有人主张“天皇必须在二重桥上向全体国民鞠躬道歉”，被特高课以“不敬罪”起诉。在特高查封的匿名明信片中，还有直指军部战争责任和思想统制政策者，痛斥军部与警察“压制国民的忠言、劝告，事到如今要好好反思自己的责任”。特高将其销毁后，迅速调查嫌疑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2日美国占领军要求铲除秘密警察，特高和《治安维持法》随后被废止，被解除公职的特高警官有近5000人。维护“天皇制国体”是日本在思想领域构筑战时体制的主要内容，特高是负责镇压“反天皇制”运动的主要暴力工具。特高对思想领域的统制，在军部主导的日本政府统一指令下，与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教等领域的统制相互配合，共同形成总体战体制。特高课在镇压“反天皇制”运动中，与司法省、陆军省和文部省等部门形成横向联动机制，通过跟踪、窃听及搜查等方式确定嫌疑人，指挥警察实施抓捕，重大逮捕活动也会动用陆军省的宪兵。逮捕嫌疑人后，特高课进行审讯、拷问，将情节严重者送交司法省的检察局，由检察官进一步审讯，对需起诉者送交法院审判，被判有罪者入狱服刑，或被送交观察保护所限制自由，继续监视。对学校系统的知识分子与学生，特高课还与文部省合作，由文部省及其下属学校开除其教职与学籍。日本虽对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宗教团体均采取镇压政策，但在惩处力度上差别显著，对反对财产私有制、破坏“天皇制国体”的共产主义者与宗教团体，较多采取收监手段；对只反对“天皇制法西斯”的自由主义者往往是禁止发售著述、开除公职，从侧面反映出日本法西斯虽对自由主义也进行专制统治，但其性质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范畴。尽管战时日本通过侦查、间谍、逮捕、起诉、收监和死刑等方式取缔、镇压一切共产主义运动与“反战”、“反天皇制”活动，将日本国民绑架于战车，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从根本上缺乏正义性，无论多么严苛的镇压，都难以避免战败的命运。此外，特高还负责监控日本国内的朝鲜人，监管右翼的恐怖活动，防范和抓捕外国间谍，协助统治殖民地与占领地等工作。特高为日本政府强化法西斯统治、维持战争体制与推动侵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关注的是，战后特高虽被解散，但受美苏冷战、美国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的影响，被解除公职的特高又进入公安系统。近年，日本政府在实施解禁集体自卫权、提高军费支出、允许自卫队在海外使用武器和新建冲绳军事基地等政策的同时，于2017年颁布被称为“现代版《治安维持法》”的“共谋罪”法，企图监视国民思想与生活。进步人士批判该法可能再次将国民推向战争深渊，但遭到日本政府打压。被日本侵略过的亚太邻国应警惕这一动向，防范历史悲剧重演。
（作者王美平，系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殷硕硕，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历史研究》投稿系统已进行全面安全升级，升级后登录域名变更为https://lsyj.ajcass.com/。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