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十年后公布的“秘密谈话”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斯大林治理的阴暗面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话题了,但并非所有的秘密都见之于阳光之下。1990年初(一年后苏联崩溃)苏联学术界从档案馆发现了一份材料: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见了苏联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发表了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战线问题的重要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长期封存。60年后才披露即并予以公布,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关注。《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就哲学战线上的形势问题同斯大林的谈话》,现藏于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20号目录,24号卷宗。
这份“秘密谈话”之重要,可从著名苏联问题专家马龙闪先生的《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一书可以看出,马先生2005年出版的著作没有提及这份“秘密谈话”,因此,马先生只把斯大林1929年12月27日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看成大转变的“动员令”,实际上,真正的“动员令”应该是一年后的“秘密谈话”。
(二)“秘密谈话”对苏联学术界的警告
大权在握的斯大林在“秘密谈话”中严重警告了苏俄学术界:
1.对学术界的敌情估计:反对派占据了统治地位
斯大林认为:“反对派在哲学、自然科学和某些微妙的政治问题上占据统治地位。”特别是哲学,“主要危险是机械论者”,“但是,对作为形式主义者的德波林(著名哲学家,斯大林时期遭批判,赫鲁晓夫时期恢复名誉)分子要特别警惕。从我们理论战线斗争的角度来看,对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要特别注意。”自然科学领域也好不了多少,“鬼知道他们搞了些什么,写些关于魏斯曼主义之类的东西,而这一切又冒充为马克思主义”。“《苏联大百科全书》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至少是一堆废话。因此,在这里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批判任务。”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重要任务是展开全面的批判。主要问题是进攻。向所有的方向,向没有进攻过的地方展开进攻”。“应当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积攒的粪便全部翻出来并倒腾一遍,摧毁全部错误的东西。”“严厉批判”的对象,除了党内一批哲学家以外,还有布哈林、梁赞诺夫。甚至还有恩格斯,斯大林说,,“恩格斯也不是全都正确,如果我们在这项工作中,例如在什么地方触动了恩格斯,这不是件坏事。”
“展开全面的批判”采用进行“全面进攻”的阶级斗争方法。斯大林强调,“对于已经批判过的作家,如普列汉诺夫、尤什凯维奇等,,重新把他们的作品翻腾出来”,对布哈林要“彻底翻腾”,“为了进行战斗,需要所有的武器。”他批评当时对德波林学术观点的批判“太软, 不够劲”,指示在报刊上公开提出,“他们已经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斯大林在谈话中还对哲学领域如何组织“进攻”力量,“进行战士般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采取组织措施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2.斯大林提出,要把学术问题同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一位参会者向斯大林提出,是否应当把理论争论同党内政治倾向联系起来?斯大林肯定地回答:“可以而且应当联系起来,因为任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研究唯物辩证法要同“面临的最重要的阶级斗争任务结合起来”。“如果使哲学脱离政治,理论脱离实践——那算什么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尽管承认德波林学派并不曾提供“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上的根据”,但同时又给他们戴上“反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分子”、“孟什维克主义的唯心主义者”的政治帽子。
(三)斯大林“秘密谈话”的背景: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于1926年战胜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 1928—1929年战胜了以布哈林和李可夫为首的“右倾反对派”。清扫了反对派以后,斯大林开始取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推行高速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 在农业中消灭富农和实行强制性的“全盘集体化”。尽管布哈林的理论是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践相适应的,但与斯大林的路线不相容。为了适应政治经济体制的大转变,斯大林需要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
之前一年,斯大林“秘密谈话”的思路已经浮现,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说:“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我们实际工作成就与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新的实践产生对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新看法。现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新的提法。”
对斯大林本人来说,“秘密谈话”的指向就是建立学术尊神的地位。被崇拜的斯大林需要成为一切领域的神圣,包括学术。1929年12月21日,苏联举行了庆祝斯大林50岁诞辰的盛大活动。《真理报》进行了长达一周的纪念活动,大量报道各地、各方面的祝寿活动。党的其他领导人,如卡冈诺维奇在报上发表了《斯大林与党》,伏罗希洛夫发表了《斯大林与红军》等文章,对斯大林进行歌功颂德。斯大林战胜党内各种反对派,政治地位得以巩固,亟需在思想理论学术方面树立自己的权威。正如苏联学者所说,斯大林亲自发动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目的是要“为斯大林攀登哲学奥林普山扫清道路”,把斯大林推崇为“随后各个时期的哲学泰斗”。就在“秘密谈话”期间,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曾向德波林宣布,“从现在起,要在各个领域包括哲学领域在内确立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就是我们的领袖斯大林。”
(四)“秘密谈话”之后的整肃
斯大林“秘密谈话”以后,在社会科学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各个领域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大批判,大批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被戴上了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帽子。
到了1930年代后期,这些学者遭到残酷镇压。以哲学而论,几十名苏联哲学家被捕。如А.И.瓦利亚什、И. К.卢波尔、В.Б.米柳宁、И.拉祖莫夫斯基、Н.卡 列夫、В.鲁达什、С.彼丘金、Г.蒂米扬斯基、А.Р. 麦德维杰夫、М.富尔希克、Г.德米特里也夫等等,一些人被处死。甚至,在“秘密谈话”中点名批评的Я.斯特恩,是斯大林的哲学老师,1925—1928年,他每周两次给斯大林讲解黑格尔辩证法。受到斯大林批评以后,斯特恩被开除出党,1937年,斯特恩被处死。
文学艺术界损失异常惨重。1936—1939年,被捕的作家达600多人,占作家协会全体会员的1/3。许多有才华的作家被处死,一些人遇难时,年龄不满40岁。
自然科学中,生物学的命运最惨。生物学被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大多数生物学家被戴上“唯心主义”和“帝国主义奴仆”的帽子,遭到镇压。著名遗传学家、乌克兰科学院院士И. И.阿戈尔教授被捕并被处死;苏联医学遗传学的权威、医学遗传学研究所领导人C.Г.列维特也被处死;著名的达尔文专家和自然科学史专家Я. M.乌拉诺夫斯基教授遭逮捕。
配合对学者的批判,自然科学界将量子物理学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关于遗传的物理化学原理的学说、谐振论等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宣布为“唯心主义”。控制论、逻辑学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优生学、儿童学、应用心理学、个体生态学等均被禁止研究。由于大批判和整肃,苏联不仅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的发展都遭到了阻碍和破坏,而且,控制论由于是“资产阶级伪科学”而被禁止研究,结果延误了苏联电子学和计算机工业的发展,计算机技术几乎比美国落后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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