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最值得探访的目的地，为何是它？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坐车驶过珠江口伶仃洋上的跨海大桥，肯定是你一生中难忘的体验。港珠澳大桥，世界最长的跨海桥梁工程，全长55公里，大桥横跨茫茫大海，看似是永远走不到头的“水上浮桥”，桥上车辆稀疏，行驶在上面会让人有进入未来世界的魔幻感。为了保证30万吨巨轮顺利通过，同时不影响香港机场飞机的正常起降，大桥还有一部分深入海底的隧道，行程就更有未来感了。

2024年年中通车的深中通道，将“A”形的伶仃洋中间的一横补上了，从此中山与深圳之间再也不用绕到“A”的顶部虎门大桥，旅程由两小时缩短到30分钟。为减少海面上直线行驶的单调感和视觉疲劳，通道的桥梁段特意将长长的“水上卧波”设计为“S”形。为通巨轮，深中通道上矗立起世界最高通航净空海中大桥：深中大桥主塔高270米，大桥桥面距离海平面高达91米，满足了30万吨货轮的通航需求。为保证深圳宝安机场的飞机起降通道也有一段道路沉入洋底。10月末的一天，当我搭乘长途车从深圳到中山，最震惊的反而是汽车驶下大桥进入中山的路段，汽车仿佛进入了复杂结构的粒子加速器，不是进了隧道，就是在头顶也封闭的悬空“管道”里飞驰——忽而行在高架上，忽而入了地；身边的道路也是立体的，一会儿立交着直插过来，一会儿并行着却钻入地下。高速路的隔音玻璃墙把路和外界隔开，模糊了路网外的村镇、楼宇、河流、水塘。全国高速路走了不少，这里最为魔幻。这也正是珠三角大基建的魅力所在。

港珠澳大桥是世界最长的跨海桥梁工程（视觉中国 供图）

一座座大桥横跨东西，将狮子洋和伶仃洋，分割珠江三角洲的喇叭口状的海湾串联起来，天堑变通途。喇叭口状的大湾，西岸云集了广州、澳门、佛山、中山、珠海等城市，东岸则汇聚了深圳、香港、东莞、惠州等城市，它们要么历史悠久，要么崛起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如今都是人口密集，于国民经济举足轻重的大中城市。借助于建造费用动辄数百亿、上千亿元的超级工程，珠三角上的一个个城市被像珍珠一般织成“珠网”。粤港澳大湾区以5.59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承载着8600万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坐地铁由广州去南沙，列车从地下升上来，两边工厂一家接一家，展示着世界制造中心的工业景观。我却陷入了对历史上这片土地的回想，2000年前的汉朝，脚下这片土地大部分还被海水覆盖着，由广州到南沙，从宋朝到清朝，这片土地才渐次浮出水面、变为陆地，珠三角的土地在泥沙淤积中慢慢浮现的。整个大湾区更是如此，地质时期的断陷在中国大陆的边缘形成溺谷湾，数次海进海退塑造了南海深入陆地的独特地形：一片间杂山丘的椭圆形低地平原。而珠江这条中国水量第二的大河夹带的泥沙，自汉代将一个巨大的“门”字形海湾，一点点堆积塑造，变成了“A”形。珠江这条中国大江大河中不算长但颇为清澈的河流，其移山填海的力量真是惊人。

珠三角道路密布、工厂林立、车水马龙，人口密度超过了1500人/平方公里，是改革开放带给中国人的丰硕果实。不过人口增长的故事还可以追溯到更远。对于18世纪以来全世界人口的爆炸，学界的共识是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爆发，1650年至1850年间，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翻了一番；到 20世纪20年代又翻了一番，到 20世纪70年代又翻了一番多。这意味着世界人口在以更快的速度翻倍增长。然而，1650年至1850年间的第一次翻番速度是相对缓慢的。

广东肇庆，航拍岭南田园风光（视觉中国 供图）

可对比全人类人口的增长故事，中国却是一个颇为不同的个例，17世纪50年代明末清初之间完成鼎革，短期内人口还是停滞的，清朝初期人口数量相较于明朝末年还有所下降，大约在7000万左右。康熙中后期，人口数量也慢慢回升，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人口突破3亿大关。康熙朝后30年，雍正在位13年，再加上乾隆朝的55年，统共不到百年的时间内人口就翻了两番。

清初人口的爆炸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那是在西风东渐之前，作为封闭的中央帝国，我们从来没有触摸到如此高的人口水平。宋代工商业发达，农业成就也达到了一个巅峰，在1100年左右中国人口曾经被估算达到了1.2亿人，这其中还包括了金、西夏和大理国等这片土地上少数民族合计的约千万人口。随后的明代人口数字停滞不前，有猜测这是统计上的僵化懒惰的表现，也有只重视丁口，即纳税男丁的原因。到了清代，随着社会逐渐稳定，经济开始恢复发展，人口也从战乱中恢复了过来。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朝廷颁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诏令，这一政策鼓励生育，雍正实行“摊丁入亩”，将丁税并入田赋，按照田亩征收赋税，取消了人头税，等于用财政手段刺激人口繁衍。乾隆年间，红薯、玉米、土豆等来自美洲的高产农作物广泛种植，粮食产量大幅增加，能够养活更多的人。

但这样的解释未免笼统，中国的地域在清朝达到了空前的疆域，但并无元朝的范围更广大，而人口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也就是所谓胡焕庸线以东，这里的疆土范围基本是没有过变动的。清朝之前的历朝历代，在马尔萨斯陷阱主导着的人类发展阶段最多能养活上亿人口的土地，是什么因素在清初，一个未受工业文明浸染的传统农业社会，承载的人口得以突然突破限制性的阈值，上了一个台阶呢？

来到岭南，这片古时一直被称为瘴疠之地的亚热带湿热之地，我的目的便是探寻清初康雍乾盛世的人口爆发之谜。

插图 ：范薇

当我们环顾今日世界的人口密集地区，当然那些集中了工商业制造业的聚集型发达区域除外，两个热带农业为主的区域让人心生探究之心。爪哇岛，印度尼西亚第五大岛，以13.88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密集承载了印度尼西亚一半人口的神奇岛屿赫然在列。这座岛屿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是一座“坐”在火山口上的岛屿，火山灰带来了用之不竭的土壤肥力。在未进入农业社会之前，当地人是无法利用有利的农耕环境的，可到了19世纪后半叶，爪哇岛人口开始迅速增长。如今那里的水稻种植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最多两年九熟，稻米的种植把热带的水热条件之于农业的优势唤醒了，这里迅速成为热带农耕的天堂。

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孟加拉国，恒河三角洲所在地，1.65亿人口，土地面积仅有1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2022年其粮食产量约0.56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达346公斤，虽距离全球人均粮食占有量486公斤尚有距离，且低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但也基本做到了粮食自给。殖民时期孟加拉经常遭遇马尔萨斯陷阱式的人口刹车，英国人改种水稻为鸦片向中国贩运，孟加拉曾遭遇到人口锐减三分之一的饥荒。而自上世纪70年代，通过优化品种和化肥的使用，孟加拉大米年产量从1971年的1000万吨大幅增加到3500万吨，这才支撑了近50年的人口飞涨。

在福建尤溪的联合梯田中，一位农民牵牛耕作(王东明 摄 中新社/视觉中国 供图)

詹姆士·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里提到，东南亚的大陆第一个国家是在公元五六世纪才出现的，1600年东南亚的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5.5人，今日的东南亚人口密度已经高达每平方公里150人。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对热带地区的评价未免武断，他认为那里“气候有时可能极度炎热，使身体完全丧失力量。这种软弱无力的状况会影响到人的精神；丧失好奇心和进取精神，缺乏感情，一切嗜好都变得消极被动，懒惰在那里成了幸福”，却部分解释了彼时炎热地区的缺乏活力。可就是从孟德斯鸠的时代开始，东南亚的人口却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人口增加值，贡献了全世界人口增量的一大部分。

解开工业革命开端时期人口增长的钥匙，或许就握在了中国岭南，这片曾经被称为流放地的手里。这片土地传统上是流放地，《秦始皇本纪》里有“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其中“以适遣戍”隐含的便是流放犯人的意思。唐代柳宗元在《送李渭赴京师序》云：“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北宋时，中原人士和岭北士人对“岭海”之观感和认识，很大程度上仍反映在“瘴疠”“蛮荒”“僻陋”等方面，苏轼、苏辙兄弟被贬岭南，先后到过潮州、惠州、廉州（广西合浦）及海南岛；宋崇宁间，黄庭坚为蔡京所恶，被谪宜州（广西宜山）。宋朝的岭南是荒僻的远方，尚未完全开发的草芥之地，获罪者才被贬至岭南生活。那么，除了被流放的官僚士大夫，普通百姓会否自愿移民岭南呢？根据《文献通考·户口考》和《宋史·地理志》，宋代的广东人口，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是113万人，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是78万人，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还是78万人。古代地理区划多有变动，且统计粗疏，这只是个大略的估测。

按理说，赵宋王朝被北方游牧民族一次次逼迫，至南宋已经只占据淮河以南的土地，生存空间被挤压，岭南本应该是一片大开发的热土。可事实是那时的岭南仍未能摆脱流放地的状态，作为海外交流的港口，最大的是离临安更近便的泉州而非广州，而在唐朝广州还曾经是东方第一大港。到了明朝，国家的统治固本于农耕，百姓出行都受到严格的限制，除了郑和下西洋那样的官家大工程，百姓则是“片板不可入海”，岭南之发展滞后似乎也可以找到国家治理上的原因。明隆庆年间开关民间海外贸易也只限于福建漳州的月港。

19世纪英国画家阿罗姆绘制的铜版画，描绘赣粤两省交汇的大庾岭隘口，此处为江南通往岭南的交通要干，商贾民工川流其间，又有赣江支流章水在山脚下流过，风光明媚，令人流连忘返（视觉中国 供图）

可在清朝，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从雍正二年（1724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164年间，广东人口从400万增加到2900万，广东从人口中等的省份变为人口上等的省份，广东的人均耕地面积则从人均7.4亩降为人均1.13亩。这其中最剧烈的变化则发生在雍正到嘉庆朝的不足百年的时间里，人均土地从7.4亩降低到1.7亩。人均7亩，粮食供给绰绰有余，可到了人均不足两亩，粮食就得靠外地补充了。广西的情况也类似，可比较的数字是，到鸦片战争前夕，广西人口934万人，比明朝万历六年（1578 年）增加了6倍。

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可以明确的是广州作为港口城市的凝聚力量。起初贸易的复兴靠的更多是民间的力量，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葡萄牙人在澳门获得了暂住的权利后东西方贸易的兴起。清代迁海令解除后四口通商，乾隆皇帝担心外国人带来混乱又转为一口通商，广州因为离国家的政治中心最远而被保留了下来。因为偏远的地理位置，反而成就了广州港“一港独大”的局面。而广州港的一港独大，广州沿海成为中国与一个日益活跃的海外的唯一联系的地位，注定了鸦片战争从这里爆发。中国被洋枪大炮逼迫着从一口通商改变为五口通商，又从侧面激发出一场弥天大乱——太平天国起义便部分源于广州贸易和手工业衰落后的民生凋敝。广西失业的烧炭工们拿起武器向着中国工商业新的增长点长三角进发了。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明代之前岭南都是籍籍无名，偏安于国家版图的角落里。可突然之间，这里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他的上谕便有了这样的字句：“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旧有瘴气，从前将军赖塔进征云南，留八百人在广西，俱为瘴气所伤。今闻云南惟元江微有瘴气，余俱清和，与内地无异矣。”这里“将军赖塔进征云南”指的是赖塔将军进云南征伐吴三桂，康熙派赖塔进征云南是康熙朝早年三藩之乱发生的事件，具体时间是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了康熙五十六年，不足40年的时间，南方瘴疠之地却与中原内地没什么差异，瘴气被驱散了。

广州老街街景（视觉中国 供图）

是什么使得40年间中国南方的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进而那里成为中国人口的新的生长点呢？这里面，是热带病疟疾的克星南美洲的金鸡纳树皮？是政府的鼓励垦殖扩张耕地的政策？是清政府的摊丁入亩刺激人口政策？是清政府允许疍民上岸生活使三角洲的土地更有生机？还是海外贸易的广州体系勃发带动人口聚集？

这正是我岭南行想要探知的秘密。

（参考资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葛剑雄、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章深《宋代广东人口的数量及其分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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