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近年日本的文化研究，可以注意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即以“方法”探究为主旨的研究十分常见，“作为方法的...... ”表达成为日本学者热衷使用的句式之一，“方法”两字也因此成为理解日本学者学术取向的一个关键词。以日本的“中国学”为例，“中国学”学者竹内好的一本研究著作即名为《作为方法的亚洲》，主张一种以中国为核心的对抗欧美现代化思想的发展观；1989年，另一名“中国学“家沟口雄三的著作《作为方法的中国》问世，呼吁改变传统中国研究中止于汉学的定位，以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现实。

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

竹内好的研究使“中国”成为现代日本社会基本问题的载体，成为日本自我否定的内在契机［1］，沟口雄三的现代中国研究同样强调，要将从中国角度看问题的方法扩大为一种看待整个世界的方法，从而最终确立日本的本体文化，他们都将研究对象视为日本的思想方法来源，以求从理论上对本国文化进行彻底的解剖。这种借用“他者”寻找自我、丰富自我的方式，更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日本，纵观历史，可以说从古代的以中国为楷模进行律令制度建设到近代脱亚入欧，日本一直在努力探察“他者”，偏好于在借鉴中确立自我认同。

因而“作为方法的......”方法意识，归根结底是将日本作为主体与目的，强调在一种明确的“他者”意识下考察异文化，并加以批判借鉴，它引导研究者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所在，并“为我所用”，但另一方面，这种类似于文化人类学家早期学术取向的方法意识也难免某种主体中心主义的嫌疑，如杜赞奇(PrasenjitDuara)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言，是把“他者”归结于普遍性的历史时间和抽象理性的名义之下，靠摄取和扬弃“他者”来生产知识。［2］83

与此同时，在日本的文化研究领域，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形态的“方法”尝试——符号学取向的“方法”研究。符号学角度的日本文化批评，人们并不陌生，后现代思想家罗兰·巴特的《符号帝国》，便是一本被誉为“经典 ”的符号学取向的日本研究著作。巴特是一名生活远离日本的法国人，但深厚的符号学理论功底以及深邃的洞察力使得他对日本文化做出了让日本学者也赞叹不已的独到分析［3］234—239。

当然，巴特对日本文化史的陌生也导致了一些误读，但符号学角度的“异常新颖、深刻”［4］120的文化阐释也确实让人感受到了 “方法”的魅力。就此而言，近年出版的松冈正刚（松岡正剛）的《方法日本——幻影、推移的文化》① 一书，可以说是对成书于1970年的《符号帝国》的一个发展。

罗兰·巴特：《符号帝国》，城邦-麦田文化，2024年

松岡正剛：『日本という方法 おもかげ・うつろいの文化 」、NHKブックス、2006年

这是一部融合了符号学取向“方法”意识的来自日本文化内部的论著，著者对日本文化史的熟稔为其自如地驾驭研究材料、对论点展开充分、生动的论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虽然同样将“方法 ”二字设定为关键词，但此书一反文化人类学取向的“作为方法的...... ”的表述方式，刻意以“方法...... ”的表述来呈现一种解构主体的思想张力。本文即拟以该书为例，对这种思想张力展开探讨和批判，通过对“方法”一词实质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捕捉到今日日本文化研究者的学术取向所体现出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含义，同时也可以从一个日本的实例来更具体地反思结构主义、符号论等所谓“后学”思潮的局限所在。

《方法日本》的著者松冈正刚任职于日本编辑工程研究所，长期从事日本文化研究工作，擅长依托信息技术来解剖文化，曾出版《日本风格》、《知识工程学》、《风花雪月的科学》等交叉科学类著作，因而该书的出发点也是从信息编排的角度对日本展开新的分析尝试，力图将读者纳入符号系统自行运转的世界。为了营造卓然不群的新形象，显示对既往研究局限性的超脱，《方法日本》从书名的选取到研究框架的确立，均体现出显著的新“策略”。虽然从研究内容上看，该书可以归类于日本文化研究范畴，但至少从著者的意愿而言，其审视日本的出发点却与既往的“作为方法...... ”式研究有着堪称本质的不同。因为著者认识到“把日本列为主语来陈述，存在一定的局限”，因而书中的日本不再是注视“他者”文化的主体，而是拥有自足形式体系的“方法”化身。

“帝冠”式建筑的歌舞伎座（1924年）

虽然受今日多元文化观的影响，著者在取舍历史材料时不乏对底层力量的阐扬，如对日本的史上名人进行人生轨迹的编码分析时，选取的人物中包括自喻为“异乡人”、坚守自身边缘人立场的金子光晴，以及献身童谣创作、从中寻求日本文化之根的野口雨情等等，但著者藉此说明的，却并不单纯是人物的反抗精神或坚强意志，而是重点强调人物生命历程和思想变迁中那些折中矛盾、融合对立的因素，认为其中贯穿的正是“方法日本”的精华特征。归根结底，在著者的视野中，这种协调整合的能力才是真正值得称道的“方法”标志，而至于这种颇为抽象的调和能力得以生成的历史语境，则模棱两可，绝口不提。

他高度评价九鬼周造，认为九鬼是在同一性与异质性的矛盾中寻求独特的“日本式”解决途径的思想家；而“彻底描写周边、但核心之处永远保持空虚”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则是他推崇的另一名方法高手，其中最高明之处，就是“遗留下核心和空白”。为了这种实质部分缺失的“中空”形式的建立，著者将沉重的历史都纳入了轻巧曼妙的符码材料的编织之中，就连日本侵略失败的历史，也被其“冷静地”归结为“方法”选择中的失误所致⑤。

既往日本人论日本的书籍虽然层出不穷，但往往在追循西方现代化思维的 “普遍主义”与强调日本民族独特性的 “特殊主义”之间徘徊，而以《方法日本》为代表的日本文化研究则着意遵循一种多元价值观，试图将历史、人物、思想都置于客观平等的信息库之中，从更为宽阔多元的角度捕捉史实背后的总体文化特征。

但是，这种追求整体性、多样性的形式取向，又使得该类研究无形中陷入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社会的整体结构性和秩序性，忽视个体的特殊性和能动性，这些缺点容易使其走向宿命论。” ［7］39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在这里也显得十分贴切，一种虚构的话语策略将贯穿在历史过程中的权力兴衰、真理明灭等等一切都轻松地转换为均质的符码，被压迫被奴役的民众的呻吟也好，专横跋扈的极权所有者们的欢声笑语也罢，在这种编排之下，都消释了各自的质的内涵，而只因为在同为声音这一点上相似，便被纳入同一个封闭的共同体当中。

不仅如此，作为相互对立的差异性存在，彼此之间甚至构成了一组相互依赖的共存关系，就像红白两方共同成就了日本的新年歌会一样，二者与其说是对抗的敌方，毋宁说是携手的战友，而如此“编排”的研究者，则站在一种全方位的无所不能的上帝立场上，根据编排需要冷漠 “客观”地挑选材料。表面看来，这种“方法”似乎通过对形式本身的关注消解了“作为方法...... ”意识的主体，但当“更为精致的对于理论形式本身和普遍性价值的崇拜” “与具体的历史分析对立起来并被置于优越位置的时候”，无疑又产生了一种新的知识霸权。［8］34

值得注意的是，《方法日本》一书是著者根据自己在日本NHK所做的八次讲座的内容改编的，作为 “NHK BOOKS”出版。NHK是 “日本放送协会”的简称，是日本权威性的传媒机构，虽然没有中国央视“百家讲坛”那么多受众，但关于日本文化的八次系列性讲座，影响自然不小。

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这一点也是犹太裔德国汉学家舒衡哲所强调的，他认为，大屠杀真正的意义反而在数字的抽象中被淹没；大屠杀意味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 ［10］。这一超越了抽象的鲜活记忆是不能还原为数字、符码或记录的，这也是沟口雄三明确意识到应将“记忆”与 “记录”加以区分的意义所在：

因此，如果对中日历史的问题症结与现实的情感记忆麻木迟钝，那么当类似“方法日本”这种结构主义、符号论式的文化解读在NHK这样强大的大众传媒影响机器作用下成为国民的一种文化惯习的时候，有些问题便不能不引起我们反思警惕。“缺少对于动态现实的政治判断，所谓的‘纯学术’往往会变成虚假的东西。” ［13］156换言之，无论研究者本人历史观如何，类似写作立场的广泛传播，仍不禁让人深深担忧。突显冷漠客观的所谓科学的无主体“编排”虽然不能马上与日本政治家频频“失言”的闹剧、及其背后暴露出的对历史的无知等同起来，但这种以牺牲历时性的鲜活事件为主要特色的符号论、结构主义式的研究，隐含着将历史的牺牲、历史的遗忘转化成一种无主体的自动生成式文化惯习的危险。在此意义上说，“方法日本”绝非单纯的方法，而是一种有主体的政治选择、思想选择。

说明：本文原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感谢王奕红老师授权原创发布，转载请标明出处。

王奕红，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日本文学研究，关注日本文学社会学问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外译项目《生死秦始皇》，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上健次小说创作研究》、江苏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日本现代文学名著中的“歧视”问题研究》，出版《明治文坛的泰斗——夏目漱石》、《全球中产阶级报告》（合著）、《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千年愉乐》等著译，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曾获教育部高等教育类教学成果奖、《日本学刊》“十佳日本研究优秀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