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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东亚视界”的邀请，有幸可以将近来的阅读感悟作一分享，这是读书人最大的快乐。不过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公众号上作这样的文字debut，内心还是很惶恐的。那么，整理一下心情，就正式开始了。
自从工作以后，在教学与科研的“两面夹击”下，能够专注于阅读的时间开始减少，或者至少是碎片化了。从前那种在图书馆里“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长坐毕竟远去了。幸而在零敲碎打的间隙，还是读完了几本值得一谈的好书，总不算“四处分散自己的精力，在幻影上耗空自身”（彼特拉克《登风涛山》）。
第一部是矶前顺一的『石母田正』（ミネルヴァ書房、2023年）。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曾读过矶前教授分析青年石母田思想的文章，印象很深。所以当这样一部长篇传记出版之后，自然是第一时间就入手了。石母田是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巨擘，对日本古代史和中世史都提出了经典的解释范式。他也是日共影响下的学术界团体“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简称“民科”）的骨干成员，领导开展了“国民历史学运动”，因此也是回顾战后初期日本思想变革与社会运动时不可忽略的人物。
矶前顺一（1961-），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部教授，著有『土偶と仮面―縄文社会の宗教構造』（校倉書房、1994）、 『記紀神話のメタヒストリー』（吉川弘文館、1998）、『石母田正：暗黒のなかで眼をみひらき』（ミネルヴァ書房、2023）等。
这部传记的副标题是“在黑暗中睁开眼睛”（暗黒のなかで眼をみひらき），出自石母田正的名著『中世的世界の形成』一书的初版跋文。这部书的原稿大体是在1944年的秋天完成。稍早一些的7月，突然接到征兵令的丸山真男在出发前一天终于写完了「国民主義理論の形成」。当时，引文的出处和注释已经来不及详细处理，只能丢给到新宿车站送行的同事辻清明让他去“破译”。最终，这篇文章作为所谓的“战前第三论文”收入了那部最广为人知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题目改为了「国民主義の「前期的」形成」）。而更早一些的1943年底，竹内好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事情。他那时大概有所预感，每日都在奋笔疾书，终于在征兵令到来之前，赶完了自己的书稿。校对等工作一样只能留给国内的朋友武田泰淳去做。这就是他的成名之作『魯迅』，1944年12月出版。相比之下，石母田正并未在战争的末期接到过征兵令，但他写作『中世的世界の形成』的时候，同样是怀着一份要给后世留下遗言的心情。这是“悔恨的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也是战后日本思想的原点。就此而言，中世史以外，在思想史中，理应要有『中世的世界の形成』的一席之地。
石母田正著:『中世的世界の形成』、岩波文庫、1985。
而这部传记要写的，正是这个思想史上的石母田正，而非单纯的学者石母田正。作者因此特别对“英雄时代论”倾注了大量的笔墨，终章更以“作为可能性的英雄时代论”为题收束全书。“英雄时代论”是石母田最具有革命浪漫色彩的一个理论，在当时就引发了最多的学界批判。以我的有限观察，甚至石母田自己到1950年代中期以后也逐渐不再提起。然而，这个理论的提出既牵涉石母田从年轻时代起对主体性的哲学追求，也关系到战后初期如何发动社会革命的现实课题；故此，书中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大量的讨论。再补充以他在“民科”以及“国民历史学运动”的活动，一位“革命的历史学家”形象呼之欲出。
然而，单用“英雄时代论”与“国民历史学运动”还不能缀合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石母田正年轻的时候参加左翼活动，为了掩护同志不被警察发现，会一边玩着悠悠球一边放哨把风；战败后不久，他对前来求学的藤原彰说，“我们那个时代，学历史虽然微不足道，但还是支撑着自己走过来了。不过你们这个时代，要自己去创造历史，也必须要去创造历史”；在“国民历史学运动”与政治路线相互纠缠最终变作一地鸡毛以后，他是唯一出来和深受挫折的网野善彦说“对不起”的运动指导者。对于这样一位可爱、热情、真诚的学者，在他去世四十余年后才有了第一部传记（石母田1986年因帕金森氏病恶化而去世），着实有些晚了。而这部传记最大的遗憾则在于，对“革命的”“历史学家”这两个标签之外的石母田这个人本身，它所给予的笔墨还是太少了。
这种遗憾之感当然源自好奇心，直白地说就是想要看到更多历史人物的八卦。不过，我目前也确实有其他一方面不太成熟的想法。那就是阅读传记乃至写作传记可能是我们接近传主思想的另一种方式。我们惯常通过作品来接触作者的思想，这当然是最直接也最高效的方法。不过，思想在落笔之后就已经是作者想要呈现给我们的样子了。作者的思维越是缜密，文字越是清晰，就越是如此。作者引导我们在他内心的长廊里漫步，打开一些准备好的房门；但对于整间大厦里的住客与秘密，我们仍然无从知晓。既然如此，那何不在日记、自述、档案、他人回想中尝试捕捉一些点滴的流动态的思想，用以和那些在作品中精雕细琢过的观点相互对照参合，庶几还能模拟出更有血有肉的思想家形象。这一工作的最终结果，或许会是一部用传主的生涯、性格与遭遇来照亮其思想光与影的传记吧。说实话，我最近对此有些着迷。虽然也知道这种工作的难度，不过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生活中的人我们见上几面总能有所了解，但历史上的人物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去接触了。希望未来能读到更多好的传记作品。
第二部是大塚久雄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周雨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大塚和丸山真男在思想史上被并称为战后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1946年2月，战败后半年，他便与丸山、川岛武宜等人“聚义”东京大学山上会馆，结成“青年文化会议”，宣言要以“社会中残存的封建性与非理性”为共同的斗争目标，在战后的日本掀起文艺复兴的浪潮。他们呼吁抓住战后“第三次开国”的机会，真正实现日本人的精神近代化。故此，一说到战后的“近代主义”，人们往往会想到丸山真男的政治学、大塚久雄的经济史学与川岛武宜的法社会学。不过，国内对丸山的译介一向很热烈；比较之下，对大塚和川岛的关注就相形见绌了。大略查找后，川岛武宜尚有《日本人的法意识》（胡毓文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现代化与法》（申政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二册引入，虽然年代有些久远，但所选毕竟还算是名作。而大塚久雄仅得《股份公司发展史论》（胡企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册。原书初版于1938年，很难说代表了大塚思想的成熟状态。其实，我本人长期以来，对大塚也只有教科书上三言两语的认知。因此，此书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在战后思想史的广阔世界中，开一片新的地图。
大塚久雄在学生时代就出席过内村鉴三的圣经讲授课，后者是其恩师；且他本人和内村一样，同属无教会派的基督徒。大塚在战前就对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十分熟悉，并以此为基础，主张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不是利己与投机的赚钱主义，而是禁欲、自律的勤劳精神。战争时期他延续这个逻辑发表议论，表示虽然现在资本主义是要打倒的，但各位可不要把资本主义简单地理解为贪婪的利己主义，英美国家的发展依靠的是基于禁欲与自发性的经济伦理。我们今天总动员体制的生产力之所以不能够提高，恰恰是因为缺乏这种劳动者的自发性。大塚究竟是在真诚地出谋划策还是在做隐蔽的批判，以我目前的粗浅了解，尚无法判断。不过众所周知的是，他的这种判断延续到了战后。在大塚看来，战后民主主义的建设，同样需要民众将基于禁欲与自发性的经济伦理带入进来，他因此写作了名文「近代化の人間的基礎」。
根据周雨霏老师的“译者后记”，《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一书是战后的1953年，大塚为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开设“经济史总论”课程的讲义。更深一层的动因则是1949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在日本翻译出版，引发了日本知识界围绕“共同体”问题展开争论。因此，此书实际上展示了大塚久雄在兼容马克思与韦伯两人著作的基础之上，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系统理解。作者首先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性将世界历史一分为二；之后迅速指出，“‘共同体’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各种生产方式中拥有的地位，理论上和商品生产与流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基础性地位相仿”（本书第5页）。于是，接下来，该书便开始讨论共同体及其物质基础——“土地”。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即近代社会中，财富的基本形式是商品；那么前近代社会中，财富的基本形式就是土地。同时，属于前近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则是“共同体”。之后，该书以最大的篇幅，分析了共同体与土地占有的三种形式：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与日耳曼的。这样的篇章布局，很容易让人想到常见的历史社会学著作。不过这一次，由于背后是马克思与韦伯在坐镇，那种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哲学思辨的压迫感力透纸背，令那些基于社会科学构建的历史宏大理论好似空中飘荡的羽毛一般轻盈。
我私心以为，对于“近代（Modern）”做出最深刻洞察的，非马克思与韦伯这两位德国人莫属。而大塚久雄这部书则是“逆炼神功”，倒回去讨论了两位经典思想家对前近代社会的理解。然而这一工作与他自身的“近代主义”并不相悖。此书将前近代社会的三种共同体形式理解为了逐步发展的三个阶段，在向着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具有时间的先后性。因此正如小野塚知二在“中文版解说”中所言，大塚的问题出发点，在于关心前近代社会中可以促成近代转型的条件有哪些，以及哪一类前近代社会能够实现完全的近代转型。
这样一种“超学问的动机”自然有战后初期日本思想的时代印记。在“近代主义”远去、“近代性（Modernity）”遭受深刻反思的今天，此书的一些判断或许会显得古旧乃至陈腐。特别是作为一部纯粹性的理论著作，其对复杂的人类社会现象的解释力始终是有限的，众多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证据都与其中的论点有抵牾。那么我们是否就不需要这样的理论著作呢？请允许我先引用书中大塚久雄自己的一段话：
当然，这段话强调的是不要迷信理论；但请注意，地图也是需要随身携带的。事实上，当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前、之中以及之后，往往随时都会打开手机里的地图，作对照式的查读。不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很难真正记住那个地方。只要我们如同康德所描述的那样，需要用先天固有的认知之网去捕捉经验世界中的知觉与印象，那么这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理论的缺陷并不能用史实的扞格来击倒，只有以史实为基础，建构新的理论方可以取而代之。
最后，还想再稍微谈一下近期读到的一篇文章，即区建英老师为译著《忠诚与叛逆》（丸山真男著，區建英、陳力衛譯，聯經出版公司2024年版）所写的“译者解说”。原书我们并不陌生，乃是1992年丸山真男生前最后亲自编定的一部文集，收录了他1949-1977年间的八篇重要文章。作为战后民主主义旗手而登上思想界主舞台的丸山，到全面冷战的1950年代后，面对急转直下的国内外局势，开始流露出对当时民主社会的某种担忧乃至批判。不过我个人感觉，他的姿态与“近代的超克”论者毕竟不同。此前也曾撰文讨论，丸山所批判的只是已经僵化的制度，对于创造了这些制度的近代主体精神则始终怀有坚定的信念。而此篇解说文视野更为广阔，跨越三十年的时空，桥接起三十年代热心阅读新康德派哲学的青年丸山与五六十年代艰苦探索日本思想根本病理的中年丸山；指出在经历了价值哲学与历史主义之间的思想纠结与观念升华后，最终冲破关口的丸山意识到，如果没有超越历史现实的永恒理念支持，所谓“历史的大势”就很容易吞没一切。1945年怎样热烈地迎接“Modern（近代）”，“Postmodern”的风潮起来之后也就会怎样迅速地抛弃“Modern”，就像当年一批批地集体转向法西斯主义。“日本人之所以简单地追随大势——‘时间’，正因为缺乏内面的信念——‘永恒’”（见“译者解说”）。因此，文章将丸山思想史学的最终形态称之为“永恒与时间的交响曲”。
而我自己，换用区老师的比喻的话，不过是一个为“思想”这种“永恒”之物所折服的“时间”的仆人（历史学工作者）。这大概就是我选择思想史的原因吧。
| 书目 |
磯前順一:『石母田正: 暗黒のなかで眼をみひらき』、ミネルヴァ書房、2023年
大塚久雄著，周雨霏译：《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
丸山真男著，區建英、陳力衛譯：《忠誠與叛逆：日本轉形期精神史的多重面向》，聯經出版公司，2024年
| 作者简介 |
王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从事日本思想史及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世界历史》、《日本学刊》、《北大史学》、《政治思想史》、『年報日本現代史』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编辑 | 黄彩霞
图片｜王超、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