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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者而言，治文学研究常见的一种陷阱（或曰风险）便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时而会陷入某种“同情之理解”的焦虑——如果我没看懂作家，是不是因为我道行不够；如果作家前后言行不一，是不是因为我没理解透？这种自我怀疑是必要的，它迫使我们以更为扎实的文献蒐集、阅读和更为周全、多维的视角进入研究对象并回应相关问题；但也有些时候也会让我们带着“为尊者讳”的潜意识陷入某种对作家有意无意的辩护甚至粉饰。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强化“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自觉时，有时会忘记“正视结果”；在沐手焚香地阅读、视若神明地尊崇时，有时会忘记，作为对象的作家首先是个“人”，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单向的：你试图听到他所有的声音，但他听不到你的哪怕一丝反馈。如是，则研究过程中一些与之相伴相生的忧虑便会浮出水面：我们是否以各式主义、立场、理论忙不迭地造出一尊尊的“神”，那些“神”与我们有关系么？在彰显“神性”之时，“人性”似乎是否也随之虚化、淡化了？人文学的使命是什么？当下文学研究的式微与此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的关系？
理查德·怀特的公共史学著作《追忆阿哈纳格兰：讲述一个家族的历史》是以作者的母亲萨拉·沃尔什及其父亲哈利·怀特之间的婚姻为中心展开的一部家族史，这部复杂的、前后矛盾的著作，也恰是我们观察个人记忆、家族传说与历史记录之间冲突、龃龉的绝佳文本。威廉·克罗农在为此书所撰序言中指出，“记忆与历史各提供了不同的真相，如果想了解我们自身、我们与他人以及周遭的世界，那么，记忆和历史所提供的真相，都是无法回避的。常常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哪怕对我们来说是最私密的记忆，未必如我们所记忆的那样真实地发生过。只有历史学家的艰辛工作才能让我们远离由记忆的自私性带来的扭曲而造成的自我欺骗。”话虽如此，知易行难。结果是在作为历史学家的儿子希图从历史的角度求真务实，全力挖掘真相时，母亲却小心翼翼地捍卫着她的记忆，那是她活下去的底气甚或勇气。两代人之间的龃龉发人深思。
理查德·怀特著：《追忆阿哈纳格兰：讲述一个家族的历史》，于占杰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11月。
如果说美国历史学家怀特是带着某种谨慎、疑虑的姿态书写了自己的母亲与家族，而日本社会学家小熊英二则以温情和信赖在其名著《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将父亲小熊谦二的一生嵌入到了二十世纪日本的大历史中。王升远曾向小熊先生提出过这样的困惑：“很想知道，小熊老师父子对话中，是否出现过父亲在情感上难以逾越、不愿触碰的痛苦过往，您在对话和这本书的写作中是如何处理的？……那么，在面对父亲进行交流、访谈并将其个人经验历史化的时候，父子的家庭伦理以及历史社会学者面对历史亲历者之间的学术伦理在写作中是如何交错和平衡的呢？”对此，小熊回应说，“不同的学科，其学术意义也千差万别。在人类学或民俗学中，有时倾听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引出讲述者的世界观，而非判断其所说是否属实。……除此之外，比起其学术意义，如果更注重如何带给民众以力量的话，那么家族史的实施方法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情况之下，通过家族史的倾听与被倾听，民众能够从中得到一定成长，那其学术意义便已无关轻重了。”（参见小熊英二、王升远、李远江：《个体记忆、历史罪责与家族史书写》）将怀特与小熊的两部不同的家族史著作相提并论绝无厚此薄彼之意，因为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旨趣和眼光呈现了家族史在历史学与社会学双重意义上的不同面向，读者只需依各自所求判断、择用可矣。
小熊英二著：《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黄耀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爱因斯坦曾任教于牛津大学。一日，他的助手在陪他漫步校园时颇为不解地问道，“您刚给物理系高年级学生出的这份考试题，和一年前给同一班级出的考题不是完全一样吗？您怎么能这么做呢？”爱因斯坦说，“是的，是的，完全一样，但答案已经变了。”这位物理学巨擘的做法，在当下的大学里无疑会被认定为重大教学事故、遭受处分，又或被认为是一位不负责的教员之狡辩托辞，这且不谈；旧事重提是因为他的回答中蕴含着值得今人深思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问题与过去相同、而答案已经改变了的世界。
对于身在外语学科的我们而言，题目还是那个题目——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是的，答案或许变了。曾几何时，外语专业是可以睥睨自雄的骄子专业，报考者众多，录取分数线极高，就业出路甚好。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年9月26日，教育部公布的信息显示，今年全国新增设国家战略急需专业布点1673个，同时撤销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布点1670个，一时间，深受冲击者已不止是外语专业。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界、学术界同仁不够努力，抑或业绩不够突出；相反，过去几十年里，外语学科的发展是突飞猛进、成果斐然的。很大程度上，或许是由于我们步入了一个全球政治不确定性骤增、数智技术取得划时代发展、人口与社会经济发生结构性剧变的新时代。这都就像沃尔玛和好又多，它们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却输给了电商的时代。具体到我们所在的以语言和文学为立身之本的外语学科，早在世纪之初，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就曾提醒我们，“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每个学科都得接受时代对它的塑形。
J.希利斯·米勒著：《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易晓明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史学家之一的E.H.贡布里希曾说，“实际上并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他反对“大写的艺术”，并批评它“已经成为叫人害怕的怪物和为人膜拜的偶像。”我们当然不能据此就说没有语言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但是套用爱因斯坦和贡布里希的逻辑，或许可以说，在题面不变而答案已变的时代，学界从业者的心态与选择，会塑造这个学科的未来面目——是叫人害怕、敬而远之，还是依然让人觉得值得选择和亲近。高桥哲哉在讨论“战后责任”问题时，将responsibility一次拆分为response和ability二词，将“责任”问题理解为“回应的可能性”，这是极具启发性的论断。落实到当下学术界，对学科在这个剧变时代的回应方式，也意味着身在局中的我们担负历史责任的方式。身在学科中的我们在向前走吗？如是，那么这是惯性使然，还是我们赋予了学科新的动能？
目前，学科交叉与跨越性思维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性思维，不少大学的外语专业已在积极求变，通过自设“国别与区域研究”学科方向、或推行“外语+X”系列课程来回应这一变革潮流。但外语学科当如何跨学科，对区域国别研究（外语学科）而言外语学科（区域国别研究）意味着什么，应然的理想与实然的现实之间似乎还有着一定的距离。泛论无益，守住学科底线而不怕犯错的探索也是有价值的。坎宁汉姆定律（Cunningham’s Law）告诉我们，在互联网上得到优秀答案的最佳方法不是去提问，而是发布一个错误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在因犯错而学习和讨论的过程中，学界会逐渐凝聚出若干趋近于正解的共识。但无论以何种姿态参与、介入，“问题意识”依然是其中的决定性要素。
华人武术巨星李小龙也常被认为是一位杰出的武术哲学家。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如此表述自己对于武术的理解：“一切形式的知识最终都是为了自我了解。因此他们让我教他们的，不是如何自卫，也不是打败别人，而是学习通过动作来表达自己。（中略）一边是自然本能，一边是自我控制，你必须将二者和谐结合在一起。过于随心所欲，则不够科学，过于自我控制，则会变成机器人。”这位武学宗师意在强调，其成功乃是在基于科学的自我表达和基于自我表达的科学调适之间不断平衡的结果。
了解自我、表达自我，武术、艺术莫不如此，学术史、思想史亦莫能外，以“无我”之姿形诸“客观”“中立”者，其“术”、其“史”之背后往往都有着弥散于无形的、巨大的“我”，那便是著述者对对象、问题、世界的某种观念化、模式化、整体性、结构性的认知与理解。作为这些理论、哲学、学术史、思想史、艺术史的习得者，去梳理、阐释“知”层的概念、体系自是题中应有之义（AI似已可为），而去判断、衡定“识”层的位相与价值，去把握、捕捉那个渗透其间的、巨大的“自我”（知人）及其背后的知识史脉络、政治史语境，进而揭橥其学说与时代政治、思想风尚（论世）之间的深刻影响、操控关系甚至其后世“再生”，恐怕是身处数智时代的我们应有之学术自觉。尽管作为阐释者的我们也深知，这种理解和把握背后也始终氤氲着一个难以被相对化、难以被完全祛离的“自我”。
冈仓天心（1863-1913）与井上圆了（1858-1919）都可谓是彻头彻尾的“明治人”，其学术、艺术生涯都是与日本民族国家建立、西式近代学术兴起、文化民族主义再度抬头的明治时代相始终的。面向“西洋”这个巨大的他者，如何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在“科学”框架中重新审视、定位和讲述本国文化（甚至直接使用或翻译为英文面向西方讲述自我），是那一代日本知识人须共同面对的思想命题。小田部胤久指出的那样，“东方的美学家不得不在西方的某种标准的对照下，接受被西方所赋予的东方的框架。然而，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似乎是东方美学可能出现的某种条件。”这种显见的将先贤学术历史化、语境化、相对化的思考方式，又让人联想到小田部教授提出的“东方美学”的学术背景问题——“‘东方美学’在今天已是一个确定的学术领域，金原省吾（1888-1958）、水尾比吕志（1932-2022）、今道友信（1922-2012）的《东洋美学》（1932；1963；1980）等概论书的存在，就是很好的证明。”由此不难看出，“东洋美学”的宣扬者、践行者们多是出生于明治至昭和时代的学者。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对于那一代甚至几代人而言，无论是“脱亚入欧”还是“联亚抗欧”，无论是褒是贬，“东方”（日语谓之“东洋”）确曾是思考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诸国艺文学术、思想潮流乃至政治、社会的基本叙事单位。但以五十岁之龄早逝的“明治人”冈仓天心生前恐怕不会料想到，其“东洋美学”思想会在太平洋战争（日语尝谓“大东亚战争”）中重焕生机，被后来者阐发出支撑了军国主义政治的思想意涵——学术与政治之间时而就会出现这种让人始料未及的因果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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