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中国历史,我们经常陷入某些肤浅的老生常谈。比如,国家兴亡与否,在于帝王是否贤明;人民安定与否,在于官员是否清廉;社会动乱与否,在于外族是否入侵。这些观察与总结,当然不算错。但其实,如果深入考察,就可能发现这些都是历史长河表面的波澜,真正决定中国走向的,其实是三股被刻意忽视的暗流。这三股暗流,不仅贯穿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也影响着我们的当下与未来。
每一个朝代灭亡前,党争都是常态。东汉亡国分裂前,有宦官与士人的党锢之祸;唐朝灭亡前,有士大夫之间的牛李党争;北宋靖康之耻前,有新党、旧党的变法之争;明朝亡国前,有宦官与江南士人的东林党争。朋党是君主专制的附属品。围绕权力中心的各方,为了谋私或自保,就会结成秘密的派系和团体。
朋党也是君主专制的牺牲品。他们贪污腐败,是为皇室敛财;他们冤杀忠良,是为皇权清除障碍;他们被清算,则是皇上圣明。所以在汉字中,“黨”字从来都是贬义,比如“結黨營私、黨同伐異”。中国历朝历代的党争,凸显的也正是这些专制统治的特征。正如梁启超先生的总结:朋党以个人而不是主义为结合中心;不许敌对党派存在;以阴险狠戾的手段竞争;党内还有小党;其乌合也易,其鸟兽散也易。朝堂上的朋党之争,让国家陷入内耗,也将无数百姓裹挟其中,成为社会动荡的先兆。所以朱子彦在《中国朋党史》说,皇室内部的权力争夺,常常引发血腥的内战;而外戚、宦官和权臣轮番得势,都是搜刮民财、鱼肉百姓的主力。“传统中国的官僚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朋党史。从先秦到晚清乃至民国,朋党之争始终盛而不衰,且愈演愈烈,在传统中国的肌体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如果说亡国的征兆是黨争,那么亡天下的征兆就是灾荒。在专制王朝统治末年,灾荒总是如影随行,导致社会的大动荡、公理人伦的大毁灭。从社会形态上看,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人口大国;从自然条件上看,中国处于季风气候区,农业生产极不稳定,区域发展极不均衡。所以相比其他国家,传统中国的经济也最为脆弱。一旦遭遇灾害,民间很快就成为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吃观音土、饿殍遍野、易子而食之类的记载,史书不绝于缕。灾荒虽有天灾的成分,更多则是人祸所致。比如某些灾荒发生在风调雨顺的年代,而官府竟然不许饥民逃荒,以免外界知晓。晚清“丁戊奇荒”,官府为防止生乱,将饥民锁在粥厂里,结果一场大火就烧死2000多妇孺。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也指出,将灾荒的原因简单归结为自然条件,是极其肤浅,也是不诚实的。官府所谓的“救荒”,常常导致百姓雪上加霜——官僚集团会以“救荒”的名义掏空国库,强买强卖,搜刮百姓,大发横财。据史料研究,从夏商周时代开始,中国年年都有水旱、瘟疫、地震等自然灾害,但是几乎每次民不聊生、家家戴孝的惨烈灾荒,其主因都是权力膨胀、政治腐败、草菅人命等制度文化。
数不尽的党争、苛政、灾荒,还造就了一大批特殊人群——游民。游民失去了正当职业、土地,游离在农业社会的夹缝之中。他们包括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兵痞、盐枭、私贩,江湖艺人、游方僧人等等,构成了中国所谓的“江湖”社会。《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文学描写,集中体现了这些游民的精神特征:暴力、嗜杀、江湖习气、鄙视伦理。在民间话本《花关索传》中,桃园结义前刘备为了确保二人死心塌地干大事,竟然要求关羽、张飞杀光一家老小以表决心,二人也真的相互杀了家人。可见在民众眼中,这种心狠手辣、摧毁伦理的“英雄气概”不仅司空见惯,而且理所应当。“得游民者的天下”,游民不仅是杀伐果断、造反立国的主体,更构成了中国底层文化的基石。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 对这种游民心态及其社会影响,有着深刻的洞察:流民是社会动乱的主力军;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乃至每一次成功的改朝换代,都是以流民文化为核心的专制轮回。比如,近代以来的多次革命,与黑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港台地区的警察和黑帮,长期遗留着拜关老爷的习俗;流氓底层打出口号——“杀,杀,杀!杀尽一切富豪官绅”……“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大丈夫要心狠手辣”、“哥们义气重如天”等江湖信条,至今仍是中国底层引以为豪、誓死捍卫的文化传统。对此,王学泰生动地总结:中国人的灵魂里住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这个土匪,就是游民文化。传统中国的这三股暗流,不仅环环相扣,而且互为基石,主导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身处一个剧变、动荡的时代,仅仅满足于“明君贤相”“异族征伐”的表面波澜,不理解这三股暗流,就不可能理解真实的古代中国,也就不能看清当下的中国、思考未来的中国。《中国朋党史》:梳理历代朋党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历史,一本角度新颖、内涵丰富、通俗好读的中国官僚史。《中国救荒史》:从中国历代救荒、荒政的演变,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真实面貌。《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王学泰先生生前的绝响,游民文化集大成之作。点击视频左下方购物袋或评论区链接,即可一键收藏。还可点击进入视频号小店,收藏更多独家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