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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观念的动物。思想、言语犹如种子，最终会影响文明大树的走向。所以撒切尔夫人才会说：“小心你的思想，它会变成你的语言；小心你的语言，它会变成你的行动；小心你的行动，它会变成你的习惯；你的习惯最终会成为你的命运。”
第一个危害深远的“金句”，是“人之初，性本善”。人性问题，是一切社会理论的起点。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对人性一向持积极态度先秦时，儒家提出了“人性本善，犹如水之就下“。这一优美的类比，征服了广大国民乃至整个东亚，流传至今。
比如，历代国人都期待甚至默认统治者成为“明君贤相”；统治者也自我标榜“以德治国”，有义务规训百姓。于是，古代中国一直无法走出“人治”社会，近代以来的“法治”转型也艰辛曲折。
反观西方传统，大众普遍相信“人性向恶”，尤其是针对统治者。比如基督教有“原罪论”，孟德斯鸠有“十恶论”，休谟有“流氓假设”，联邦党人麦迪逊的名言最是脍炙人口：“如果人是天使，我们无需政府；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将无须对政府施行内外限制。”
这种“人性幽暗”的前提，对熟人或陌生人都一以贯之，遍及宗教、政治、经济等领域。所以西方人构建的政治关系，总是从完善制度、建立法治、限制公权力的角度切入，由此才产生了现代法治。
第二个危害深远的“金句”，是“君臣如父子”。该观念源自于周代礼法，以血缘关系为依据。历代中国人对美好关系的想象，总是习惯于用血缘来类比。所以，君臣就该“亲如父子”，地方官员就该“为民做主”。
在家庭伦理中，儿子不能挑战父亲的威严。所以在国内政治中，臣子必须永远服从君主，缺乏独立精神和正义原则。在国际秩序中总是以“父慈子孝”“大哥小弟”来想象国际关系。
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主张“上帝之下人人平等”；中世纪的封建契约主张“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所以后世产生的《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等制度性文件，能够确立“政府与人民对等、国家与国家平等”的现代思维。
第三个危害深远的金句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中国自秦朝后，走向了绝对皇权，“天下必须由一人统治”的观念，渗入每个国人的心中。
其实这也是个荒谬的类比，天下由谁统治，和天空有几个太阳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个错误观念导致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大一统。
自秦以来，君主权力不容质疑和分享，失去了外部纠错机制，国家的危亡系于一人。所以当权力被滥用、权威出现空缺，国家就会陷入周期性的动乱。
而在西方，从圣经到古希腊、古罗马，都反复强调独裁统治的危害、权力分散的必要。在中世纪、思想启蒙之后，分权思维已经从观念变成制度，成为维系和平、公正和自由的必须。
才有了阿克顿那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警句。最终长成了“分权制衡”的现代有限政治。
中央和地方权力层层划分、各级官员相互博弈，如履薄冰，遂将“官场如战场”作为警世格言。
反观西方，一直有妥协平衡的政治传统。比如阿克顿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英国贵族与王权达成妥协，实现了不流血的法治转型；美国建国时多元利益集团相互妥协，保障了权势和利益的平衡。所以说政治的核心是妥协，这也是现代议会民主制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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