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芙都唐英杰：“封疆”与晚商疆域形态

学术 2024-10-11 18:30 北京

作者：邹芙都唐英杰

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6期

摘要：晚商时期“封疆”观念成熟，相对稳定的统治疆域已经形成。通过解读甲骨卜辞中“封”、“封方”蕴含的殷商疆域信息，结合传世文献及殷商考古证据，可证商代晚期作为王朝核心统治疆域的“王畿”确实存在；在商人的疆域观中，“王畿”边缘有相对明确的“封疆”。殷商时期国家形态的发展促进“广域”国家疆域的成形；商王对“王畿”与“四土”采取的不同统治模式，折射出殷商王朝“核心—边缘”两层分化的疆域形态。

关键词：商代王畿封疆疆域先秦

有关晚商疆域形态的讨论，有无“王畿”是争论的焦点。《周礼》载：“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在传统“畿服制”政治地理架构下，由王直接管辖统治的疆域被称为“王畿”，“王畿”四周有相对明确的“封疆”。然而殷商“王畿”是否存在，是颇具争议的问题，由此对殷商疆域形态的认识也存在巨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商代尚不是完整的领土国家，也不存在所谓的“王畿”，其国土形态是王都和一些零散分布的“点”的集合，商王直接统治范围或仅限于王都及周边的小邑、郊、鄙。与之相对，多数学者承认商王畿的存在，认为商王朝统治着广大的疆域，并将文献所载“内服”与“王畿”有机结合，以甲骨文中与“四土”相对、表示区域范围的“商”对应殷商“王畿”。但在文献记载层面，学者惯用的表示统治方式的“内服”概念难以直接与地理概念“王畿”等同；甲骨文中表示区域范围的“商”是否与商“王畿”地域相当，也需要更多材料佐证。因此，要证明殷商时期存在“王畿”，还需更多的文献证据。

林欢认为，“王畿外围地名、族名之间的关系必然与王畿内部地名存在质的区别，从卜辞辞例中找出这个地带是界说王畿区的另一个途径”。换言之，若能证明“界线”存在，就可证实“王畿”的存在。传世文献载畿有四封，“封”就是王畿区与非王畿区的界线。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中有“丰”与“封”字，但“丰”的读法和释义学界意见并未统一，故而长期以来，相关卜辞所蕴含的晚商疆域信息并未得到有效挖掘。基于此，本文拟从“封”字表示“封界”、“封疆”的意义出发，重新释义甲骨文“丰（封）”、“丰（封）方”，讨论“封方”在殷商政治地理中的相对位置，挖掘卜辞“封”所蕴含的晚商疆域信息，尝试从“封疆”角度补证晚商已存在“王畿”，进而探讨晚商的疆域形态。

一、“丰”、“丰方”与商人的封疆观

甲骨文“丰方”主要见于师组、黄组以及村中村南系的历组、无名组的战争刻辞，可与方位词、数词搭配，组成“方位/数字+丰+方”的形式，如“南丰方”（《合》20576正，师组类）、“丰方”（《屯南》2279，无名）、“二丰方”（《合》36243，黄类）、“三丰方”（《合》36530、《合》36529，黄类）、“四丰方”（《合》36528，黄类）等。此外，卜辞中有“丰伯”，如“三丰伯”（《合》32287，历二）。上述“丰”，学界多读作“邦”或“封”，对应的解释有“邦国说”、“封国说”、“封疆说”等。

（一）邦国说

古文字“邦”、“封”均从“丰”得声，不少学者将甲骨文“丰”读为“邦”。陈梦家认为“邦方”是商人对外服方国的基本称呼，“邦方”的君长称“方白”、“邦白”，为“邦方白”之省。李学勤认为，卜辞中方国称“方”或“邦”，有时合并称“邦方”，如“四邦方”即四个方国的合称；方国之君称“方伯”，或称“邦伯”，如“三邦伯”。黄天树认为，“邦”、“方”同义连用，“邦方”即“方国”。姚孝遂、肖丁认为，“丰”即“邦”之初形，卜辞“邦方”应是泛称，即卜辞所谓“多方”。丁骕认为“邦方”为当时的异族部落邦国。陈秉新、李立芳认为封假为邦，“四邦方”指四个方国。宋镇豪认为甲骨文中“一邦”、“二邦方”、“三邦方”、“四邦方”、“南邦方”、“多方”等邦方敌国，基本分布在“四至”范围，有的还跨入商国“四土”之内。部分研究殷商历史地理的学者也倾向于读为“邦”。近年一些新出甲骨文工具书亦采用“邦”的释读。

（二）封国说

一些学者释甲骨文“丰”为“封”，将其与后世的封建制联系，解释“封方”为“封国”。李雪山认为，“封方”指商王分封的方国，“东封”即“东封方”的简称，指分封于东方的封国，“南封方”指分封于南方的封国，二封方、三封方、四封方指商王直接统治区域以外“四土”、“四方”的封国。李忠林认为甲骨文“封”的基本词义是引申后的动词“分封”，多用作“……封方”，指受封之方。本文认为，商代有无封建诸侯的制度姑且不论，单就卜辞所示，“丰方”皆为商之敌方，是商王讨伐的对象，如敦丰方（《屯南》2279，无名）、征二丰方（《辑佚》0685，黄类）、征三丰方（《合》36530，黄类）、戕戋四丰方（《合》36528，黄类）等，因此“丰方”不大可能是商朝的封国，“封国说”难以成立。

（三）封疆说

“封疆说”基于文献中“封”训为“封界”、“封疆”，但在“数字/方位+丰+方”的组合及其具体内涵的解读上，各家意见不一。其一，以“数字+封”为固定词组。陈邦怀认为，“卜辞中有一封、二封、三封、四封之文，稽其上下辞谊，与地名相若而非地名，散氏盘亦有一封、二封、三封之文……皆某地之封疆，卜辞之二封、三封、四封亦犹是例”。李民亦持类似观点。刘钊认为，殷在四至皆设有封树或封土，卜辞的“南封”即南方的封树或封土，卜辞“二封方”、“三封方”、“四封方”分别指临近二至、三至、四至的方国。其二，以“数字+封方”为固定词组。沈建华认为，“封方”与商人封疆土地有关，是商人在王畿之外被册封的疆域，由王畿向四周延伸，“二封方”、“三封方”、“四封方”表示不同等级的区域。此外，一些学者亦提到“封”表示封疆，但未作具体阐释。如李孝定认为“丰”为“封”之初文，卜辞“二封方”、“南封方”等的“封”，皆当释为封疆之“封”。屈万里认为“南封”即南境，“南封方”即南境之国。

卜辞中“丰”与“方”以及后世文献中“邦”的基本用法有明显区别。卜辞中“方”常与国/族名连用，构成“国/族名+方”结构，如“召方”、“盂方”等，文献中“国/族名+邦”亦为常见组合结构，如“周邦”、“晋邦”、“鲁邦”、“齐邦”、“楚邦”等。卜辞称方国首领为“方伯”，周代金文中称“邦伯”（荊子鼎，《铭图》02385，西周早期），可与传世文献中“邦伯”对应；卜辞“屯（蠢）盂方”、“屯（蠢）人方”亦可与简文“春（蠢）邦”（《清华简·说命中》）对读。因此，卜辞中表示方国的“方”可与后世文献中表示邦国的“邦”在用法上对应。“方”是商人用以表示邦国的词，而“邦”或许属于周人用语。反观“丰”，迄今未见“国/族名+丰”的用法，与表示邦国的“方”、“邦”明显不同，故将卜辞的“丰”读为“邦”可能并不符合商代实际，“邦国说”有商榷余地。

金文、简帛以及传世文献中，“封”多表示封界、封疆、封境。如：

（1）付吴虎：厥北疆涵人眔疆，厥东疆官人眔疆，厥南疆毕人眔疆，厥西疆姜眔疆。厥俱履封。（吴虎鼎，《铭图》02446，西周晚期）

（2）告尔某邑之社，邑有社而乡有丘，复邑盈虚然后改悔，苟使四方之群明迁诸于邑之于处，余敢献鬯与龟，其礼藏于封东以西，深及腋。（《清华简·祷辞》）

（3）晋文公自秦入于晋……命曰：“以孤之久不得由二三大夫以修晋邦之政，命讼狱拘执释折，责毋有畁，四封之内皆然。（《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

上揭例（1）“履封”指划定田界，例（2）为一则祷辞，言在邑中之社向神明（社神）祷告，希望神明降临此邑，向神明进献的祭品埋藏在“封东以西”。此处“封”当指社之封界。例（3）的“四封之内”多见于传世文献，如《国语·越语上》：“越四封之内，亲吾君也，犹父母也。”“四封”即诸侯国的四境。又《荀子·正论》：“封内甸服，封外侯服。”杨倞注，封内，“王畿之内也”，封外，“畿外也”。

卜辞中“封”亦有类似的用法：

（4）贞：勿祷年于封土。（《合》00846，典宾）

（5）丙子卜，宾贞：祷年于封土。∥贞：勿祷年于封。（《拼集》68，典宾）

卜辞“封土”又省作“封”，故“封”应是祷年的具体地点。因此，卜辞“封土”不宜读为“邦社”，而应从“封社”角度解释。“封社”之“封”当指“社”的位置，可与“郊社”之“郊”对应。

（6）辛巳贞：雨不既，其燎于郊土。不用。（《屯南》1105，历二）

“郊土”即“郊社”，邑外为郊，“郊社”即立于城邑之外的社。先秦时期都邑郊外之地设有封疆，《周礼》载：“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都邑之封域”即都邑封疆。《左传》哀公十一年：“春，齐为鄎故，国书、高无帅师伐我。及清，季孙谓其宰冉求曰：‘齐师在清，必鲁故也，若之何？’……求曰：‘居封疆之间。’”杜注“封疆，竟内近郊地”，言明都邑之封疆在都城外近郊之地。“封”可指都邑之封疆，都城之外广阔土地为郊，都邑之封疆也在郊区，故卜辞之“郊社”、“封社”很可能都是指邑外之社。

甲骨金文中“丰”也可表示封疆，对应上引简文（3）之“四封”：

（7）……以多田伐右丰，乃……（《合》27893，无名）

（8）亚。庚寅，犅伯作右丰宝彝，在二月。（犅伯卣，《铭图》13280，商代晚期）

“伐右丰”与卜辞中表示征伐范围的“伐东土”（《合》07084，宾三）、“伐西土”（《合》07082，典宾）、“伐东或”（《缀汇》0609，黄类）结构相同，“右丰”可能表示一定区域，裘锡圭认为“指右面亦即西面的封疆”，可从。卜辞“右丰”与卣铭“右丰”相同，都可读为“右封”，指统治区域西面封疆。

卜辞中亦见有“东丰”、“南丰”：

（9）丁巳卜，贞：王令毕伐于东丰……（《合》33068，历二）

（10）贞：令毕伐东土，告于祖乙、于丁。八月。（《合》07084，宾三）

裘锡圭认为辞（9）、（10）所卜应为一事，可从。“伐于东丰”与“伐东土”所指相同，则“东丰”与“东土”在地域上关系密切。“东丰”应是指东面的封疆。《左传》僖公三十年载：“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东封郑”即晋国以郑国为其东边封疆，“肆其西封”即扩张其西边的封疆。卜辞“伐又丰”、“伐东丰”与之类似，应均指征伐封疆附近的敌对势力，以捍卫或扩张疆土。

综上，甲骨文“丰”读为“封”，相关卜辞能得到合理解读，反映商代晚期已存在比较明确的封疆意识。城邑之外有封疆，封疆附近有“社”；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四封”观念应已经出现，王朝或族群统治区域的边界即“丰（封）”。卜辞中“二封方”、“三封方”、“四封方”既不是临近商朝二至、三至、四至上的方国，也不是不同等级封疆上的方国。其中的“二”、“三”、“四”应如主张“邦国说”的学者所论，只是单纯修饰“封方”的数词，不涉及所谓的等级差异。关于“南封方”的解释，当以屈万里说最为贴切，“南封”表示“南境”，与“右封”表示“西界”内涵相同，“方”表示方国，“南封方”即指位于南境的方国。准此，卜辞中“封方”一词为偏正结构，构词上类似于文献中的“不庭方”、“下土方”、“邻国”，可释为“封境上的方国”，以数量多寡而言，则有“二封方”、“三封方”、“四封方”等合称。“封伯”为“封方伯”之省，是对封境上方国首领的称呼。“封”是一个相对的政治地理概念，可泛指边界附近的广大地域，卜辞中冠以“封方”的诸方国，亦类似于上引“既东封郑”的“郑”，指商朝封境附近的方国。

“封疆”起源甚早，郭沫若在释读“封”字时指出：

（封疆）其事之起乃远在太古，太古之民多利用自然林木以为族与族间之畛域，西方学者所称为境界林者是也。

先民以山川、河流、树木等自然景观作为天然界线，应是封疆观念的起源。早期邦国的产生，也与“封土作疆”密切相关。封疆观念早在部落族邦时代就已产生，发展到殷商时期应已较为成熟。甲骨卜辞“南封”、“右封”（即西封）、“东封”、“封方”等，即直观地反映出商人较为成熟的封疆观。周人在分封诸侯时会划定其疆域范围，也是商周之际较为成熟的疆域观的表现。

二、“封”、“封方”所含殷商疆域信息

上文已述，甲骨文“封”可训为封界、封疆，“封方”指封疆附近的方国，反映出商人较为成熟的封疆意识。然“封方”之“封”是针对哪一区域而言，或者说“封方”蕴含着怎样的殷商政治地理或疆域信息，则需要进一步讨论。

（一）商朝管控地转化为“封方”

黄类卜辞中，“辔方”是受商王征伐的四个封方中的一个，卜辞载：

（1）乙丑王卜，贞：巫九骼，余乍尊，启告侯、田，册方、羗方、絴方、辔方，余其比侯、田，戕戋四封方。（《合》36528，黄类习刻，缺刻横笔）

上揭卜辞与讨伐“四封方”有关，叙辞前段说“册方、羗方、絴方、辔方”，后段言“戕戋四封方”，可见“四封方”就是指方、羗方、絴方、辔方四个方国。辔方与商朝的对抗最早见于无名组卜辞：

（2）叀可伯助呼，絴方、方、辔方。（《合》27990，无名）

（3）……启辔方，其乎伐，弗悔……乙……不萈翦。引吉。（《屯南》2613，无名）

辞（2）“”从攴，应是军事打击类动词，辔方是此次被打击的对象之一。辞（3）“启”有行军先锋之义，“启辔方”意即作为征伐辔方的先锋，全辞占卜与征伐辔方有关。

最迟在无名组卜辞时期，作为商朝敌对方国的“辔方”就已存在，但在此之前，辔地曾受商朝管控，商王及王朝贵族多在此活动：

（4）贞：誖不其受年。∥贞：辔受年。（《缀汇》0197，师宾间）

（5）□妥……五十，在辔。（《合》07682反，典宾）

（6）□□［卜，］亘贞：王……［萈］出于辔。五月。（《合》08178，典宾）

（7）□午贞：王步自非于辔。（《屯南》0082，历一）

（8）乙丑贞：今日王步自辔于非。（《合》33147，历二）

（9）癸丑卜，贞：令见取启眔介于辔。∥贞：勿令。八月。（《合》00339，宾三）

（10）甲子卜：令□以田辔。（《合》22299+《合》22473+《京人》3144+《合》13179乙+《合》13179甲，妇女类）

辞（4）占卜誖地、辔地能否受年。辞（5）为记事刻辞，记载妥在辔地进献甲骨之事。辞（6）—（8）涉及商王前往或离开辔地。辞（9）“启”即先锋，“介”意为“副”，在此当指副手，该辞占卜与命令见在辔地征集兵士有关。辞（10）为非王卜辞，占卜是否在辔地田猎。上揭诸辞表明，商王关心辔地的年成、时常出入辔地、在辔地征调士兵，商人在辔地田猎，皆可证当时辔地处于商朝统治之下。

辔地频受敌方侵犯，商王多次部署辔地的御敌行动：

（11）□□［卜，］争贞：曰雀翌乙酉至于辔……戈敢亘，翦。（《合》06939，宾一）

（12）壬午卜，贞：亘允其翦鼓。∥壬午卜，贞：亘弗翦鼓。勿乎我人先于辔。∥乎我人先于辔。（《合》06945，宾一）

（13）戊寅卜，宾贞：今秋方其犯于辔。（《合》06352，宾三）

（14）壬申卜：御召于辔。（《合》33030，历二）

辞（11）、（12）中的“亘”即亘方，是武丁时期商朝劲敌之一，两辞占卜均与亘方来犯有关。辞（11）残，占卜与命令雀进入辔地打击亘方有关，辞（12）表明亘方来犯已危及鼓地，商王部署是否先派人进入辔地，也与在辔地御敌有关。辞（13）占卜辔地是否会受到方的侵犯。辞（14）占卜是否在辔地抵御召方。以上卜辞表明，辔地常处于敌方攻击的威胁之中，商人多次在此地打击或防御外敌。

根据上述信息可知，大约在武乙、文丁之前，辔地受商朝统治，之后脱离商人管控，独立为“辔方”。“辔方”或是原辔地族群叛商后所建，或是敌方侵占辔地后所建。辔地从常受敌方侵犯的商属地，转化为侵犯商朝的敌方，一定程度反映辔地处于王朝统治区域外沿，具有边地性质，商王朝对辔地的控制力相对薄弱。当商朝实力强大时，商人在此抵御外敌以维护对辔地的统治，但当王朝统治力减弱时，就难以有效控制该地区，辔地最终叛商或被敌方侵占。辔地是商朝统治的边缘地带，而商人称叛商后的“辔方”为“封方”，可证“封方”确指封境上的方国。

（二）商王以武力统治“封方”及附近族地

卜辞所见“封方”皆为商敌方，商朝主要通过武力手段实现对“封方”的统治。现存卜辞有关征讨“封方”的记载中，武丁时期讨伐被称作“南封方”之一的“方”的记录相对丰富，通过解读双方争夺焦点以及战后商王对相关族地的统治方式，可窥探“封方”与商王核心统治区域的相对位置关系。为便于讨论，先将有关卜辞择要揭出：

（1）壬寅［卜，］贞：令逆［］。正。。（《合》07054，师宾）

（2）癸丑卜：弗克、弜、敖。

乙卯卜：乍，弜。∥贞：不亦来。

壬申卜，贞：雀弗其克翦敖。

（《合》00053+《合》07024+《合》19193+《合》04673+《合》22482+《山东》0226，师宾）

（3）戊午卜，贞：弜不丧在南土，肩告事。∥戊午卜，弜克贝、、南封方。

己未卜，隹方其克贝、弜在南。∥己未卜，贞：多亡忧在南土。

庚申卜，贞：雀亡忧，南土，肩告事。

辛酉卜，贞：雀亡忧，南土，肩告事。

壬戌卜，贞：多亡忧在南土，肩告事。

（《合》20576正，类）

（4）己卯卜，王：咸翦敖。余曰雀将人伐。不。（《合》07020，师宾）

“弜”是此次征伐的主将，“雀”、“多”等亦参与作战，被讨伐的对象即“南封方”也即“方”，战事牵涉“”、“贝”、“”、“敖”等族/地。根据上揭及有关卜辞，可部分复原战争经过。壬寅，商王占卜下令迎击；癸丑，占卜是否会攻克、弜、敖；乙卯，占卜是否会发起夜袭；戊午，占卜弜能否攻克贝、与“南封方”；己未，占卜方能否攻克贝、弜；辛酉，占卜方是否会敦伐弜（《合补》01806，师宾）；壬申，王占卜“翦敖”之事，或说明此时敖已被敌方控制；到己卯日，敖被征服，商王即部署命雀伐之事。准上可知，此战敖、、贝等既是商朝打击的对象，同时也是方攻击的对象，反映出交战双方对相关族/地的争夺。

关于战争结果，现存卜辞缺载，但此战之后“方”不见于甲骨记载，或已被征服，双方争夺之地也被纳入商朝管辖范围。宾组卜辞中见有“敖侯”，应是商王取得敖地控制权后所设：

（5）丙寅卜，争贞：乎、敖侯专求。（《合》06834正，宾一）

（6）辛亥卜，贞：敖侯来七羌。（《合》00227，宾三）

（7）壬戌卜，争贞：气令曼田于敖侯。十月。（《合》10923，宾三）

（8）癸□［卜，］□贞：□令曼壅［田］于敖侯。十二月。（《合》09486，宾三）

辞（5）为命令敖侯参与征伐之卜，辞（6）表明敖侯有向商王贡纳之责，敖侯即敖地之侯；辞（7）、（8）占卜事项相同，均是占卜是否令曼在敖侯之地从事农业活动。上揭卜辞占卜时间均晚于伐“南封方”之战，“敖侯”的出现表明敖地已在商朝势力范围内。侯的前身应该是在边境等地“为王斥候”的武官。卜辞所见的侯是商王通过某种礼仪形式正式任命的外服职官，从其职能看，“应属于‘侯’的原始形态，即合乎学者们已指出的‘斥候’身分，主要职能是在商王国边域上为商王朝守卫边境……其属地也应该同时是其奉命驻守的边地区域”。准此，受敖侯驻守或管辖的敖地，应是商王朝的边地。

商王曾占卜是否在地奠置俘虏：

（9）辛巳□：兹用于河。∥兹用于社。∥辛巳。∥辛巳贞：其奠杀刍。∥辛巳贞：弜奠于。∥辛巳贞：其鞠以至于商。（《合》32183，历二）

上揭卜辞占卜焦点与处置“杀刍”有关，有“用于河或社”、“奠于”、“鞠以至于商”三种方式，其中“奠”是商王安置俘虏或奴隶的方式之一，“商王往往将被商人战败的国族或其他臣服国族的一部或全部，奠置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内”。商王可将“杀刍”奠置在地，说明此时地已在商王实际控制范围之内。

准上所述，商朝通过武力征伐控制“南封方”，将有关族地纳入统治范围，说明“南封方”与商王管辖统治地域相连，而商王在“南封方”附近的敖地设立负责管理边疆的斥候，则直接表明敖的边地性，可与“封”表示封疆、封界对应。

（三）“封”介于“商”与“四土”之间

在殷商政治地理架构中，“封”与“四土”关系紧密。除上述“东土”与“东封”外，“南土”与“南封”亦可关联。据上引《合》20576正，“方”地处“南封”，故被商人称作“南封方”。而商王戊午日贞问“弜”是否会丧师在“南土”，接着又贞问“弜”能否战胜“南封方”等势力；己未日占卜“方”是否会战胜“弜”，又反复占卜“多”在“南土”有无忧患；庚申、辛酉、壬戌几日亦占卜“雀”、“多”在“南土”有无灾咎，可知双方交战区域属于商人所谓的“南土”范畴。商人征伐位于“南封”的“方”，而反复占卜王朝将士在“南土”有无忧患，可知“南封”与“南土”地域相连。

“南土”为商人所谓的“四土”之一，卜辞中“四土”与“商”为一组地域概念。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合》36975，黄类）

黄类卜辞中王都被称为“大邑商”或“天邑商”，表示地域概念的“商”指商王核心统治区域，与之相对应的“四土”是核心统治区域以外的势力范围。张惟捷认为，“由诸多证据看来，无论是直接或间接辖地，‘四土’属于商王朝势力范围应无任何疑义。商人实际掌握的领土即以四土之边境为大略界线，这点卜辞中未见关于四土以外方国年成的相关贞问可以作为佐证”。“四土”与商王核心统治区域不同，只是商朝势力所及，其范围也处于一种相对运动的状态，卜辞中有商朝对四土的征伐（如上揭“伐东土”），即体现四土之中有敌对势力分布。王震中认为，四土之中不但有诸多侯伯之类的诸侯邦国，也混杂敌对族邦方国，因而商的四土虽以王畿为中心呈环状分布，但不是整齐划一的连为一体，在有些区域，商的侯伯等诸侯国与敌对族邦方国呈现“犬牙交错”的状态。周书灿亦认为，商朝四土的政治疆域概念极其含糊，随商朝国力变化及对四土政治、军事经营的推进与收缩而变动。

准此，殷商疆域中的“四土”是一个相对区域，其中“殷边侯田”与异族、方国杂居，是商朝势力范围所及，所指区域的变动性较大；以其开放性与流动性，很难划定相对明确的疆界，也就无所谓“封”。与“四土”相对，商王直接管辖的核心统治区“商”，其地域范围应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存在“封”的概率更高。因此，分别与“东土”、“南土”相近的“东封”、“南封”，应是指商王核心统治区域的东境与南境，疆域视野下的“封”，是“商”与“四土”的分界地带。

综上，“封方”是方国中特殊的存在，不受商朝直接管辖，但其活动范围与商朝核心统治区域（商）接壤或相近，处于王朝核心统治区域外沿。商王扩张统治范围，“封方”首当其冲，而当商朝统治力减弱时，核心统治区外沿也容易被“封方”侵蚀，因此商朝与“封方”更容易发生冲突。由商王直接管辖统治的核心区域相当于文献所载“王畿”，也即卜辞中与“四土”对应，表示区域范围的“商”；“王畿（商）”与“四土”之间存在相对清晰的分界地带——“封”，封内即“王畿（商）”，封外即“四土”；聚居在殷商封境线上的方国即“封方”。商朝与“封方”及附近族群之间的领土争端，折射出王畿封境线的扩张与收缩。

三、由“南封”管窥殷商王畿的封疆

见于卜辞的“封”、“封方”，多数不详其族地，亦难考证其具体所在。“南封方”直接表明其所在方位，且附近族/地信息相对明确，通过考证其中有关族/地地望，可大致勾勒出卜辞所载“南封”的具体位置。辅以传世文献及考古证据，可丰富对殷商王畿封疆的认识。

（一）卜辞所见殷商“南封”的地理位置

据上文所揭伐“南封方”的事件，可知方、、敖、贝、、等皆是“南封”附近的方国或族地。其中地望可考者如下。

“敖”是商人与方争夺地之一，先为方占领，后被商人攻克。甲骨“敖”或释“失”，于字理有失；刘钊释为“敖”，并疑其地即《诗·小雅·车攻》“建旐设旄，搏狩于敖”之“敖”，在今河南荥阳附近。敖地在后世文献中多见，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次于管以待之。晋师在敖、鄗之间。”杜预注曰：“荥阳京县东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荥阳县西北。”《史记·殷本纪》：“帝中丁迁于隞。”《集解》引皇甫谧曰：“或云河南敖仓是也。”《正义》引《括地志》云：“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敖、敖山、敖仓均在今郑州市西北、荥阳市东北一带。该区域地处古黄河南岸，在安阳殷墟之南，与卜辞反映出的“敖”地相对位置吻合。卜辞之敖地当即文献所载之“敖”，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一带。

“”当在敖地附近，据上揭事件，在灭敖之后，商王又令雀帅师“伐”。《说文·部》：“，目围也。从、，读若书卷之卷。”地在传世文献中或转写为“卷”。战国时魏有卷地，《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三十三年“客卿胡阳攻魏卷”，《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郑州原武县西北七里，即衡雍也。”原武县即今河南省原阳县原武镇，今镇西北有西圈村，古卷城即在此附近。此地距荥阳市东北（敖地）不足30公里，符合卜辞所载灭敖之后伐的军事部署。

“”所从之“用”亦其声符，丁山认为可读为“邶、鄘、卫之鄘”。郑玄《诗谱·邶鄘卫谱》载，“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所谓“纣城”指朝歌城，“鄘”即朝歌以南区域。《通典·州郡典》卫州新乡载：“县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国。”此处与春秋时“衡雍”相近，《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大破楚师于城濮，还“至于衡雍”，杜注：“衡雍，郑地，今荥阳卷县”。卷县即上述之“卷”。“鄘”从“庸”声，“庸”从“用”声，“雍”与“庸”并与“讼”通，故鄘、雍、三者很可能是一地之异写。准此，“”地应在今原阳县原武镇西北一带，与“”地临近。

综上，卜辞中所见敖、、三地相近，可分别与文献所载敖、卷、衡雍对应，由此可推断今河南荥阳北至原阳县西一带属于殷商“南封”的范围。商代黄河在今郑州市北附近北折，流向今卫辉市东北、淇县南，转而向东流至浚县西南的古宿胥口。上述靠近殷商“南封”的敖、、三地皆在商代黄河流经区域，古黄河应是殷商朝核心统治区域的天然屏障，卜辞所见“南封”所指，应即殷南古黄河附近区域。

（二）传世文献中所见的殷商“南封”

传世文献中有关于晚商王畿范围的直接或间接描述，下揭几则史料为史家熟知：

（1）分康叔……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左传》定公四年）

（2）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战国策·魏策》）

（3）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之东，北逾衡漳，东及兖州桑土之野……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诗谱·邶鄘卫谱》）

（4）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

《战国策》所载“孟门”、“漳滏”（古漳水和滏水，流经今河南省安阳市北和河北省磁县、临漳县一线）、“河”（安阳殷都东侧由南向北流的古黄河）、“山”（太行山）为商纣时商朝的天险。《竹书纪年》所载“朝歌”（今河南鹤壁市以南）、“邯郸”（今河北邯郸）、“沙丘”（今河北广宗县西北）为商王都及离宫别馆所至区域，因此商朝核心区域当比二者描绘的范围稍大。《左传》定公四年所载为周初卫国的封地范围，其中“武父”、“圃田”、“有阎之土”、“相土之东都”为卫国疆域“四封”附近地点；《诗谱》所论“纣畿”范围与《左传》定公四年所载大致相同。卫国受封之地为殷商故地，其疆域是《诗谱》所载邶、鄘、卫三者的总和，因此《左传》定公四年、《诗谱》的描述当与殷商核心统治区域范围接近。

准上，“孟门”为殷商王畿的南部天险，“鄘”为殷商王畿南部区域，“圃田”为殷商王畿的“南封”。“鄘”为朝歌以南的广大区域，具体南界不详。有学者认为“孟门”即“孟津”，在今河南孟州市南、孟津县东北一带。“圃田”即郑地之圃田，《左传》定公四年杜注：“圃田，郑薮名。”《逸周书·职方解》：“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薮曰圃田。”《尔雅·释地》：“郑有圃田。”郭璞曰，“今荥阳中牟县西圃田泽是也”，在今河南中牟县西及郑州东一带。“孟津”至“圃田”一线恰好也是古黄河流经区域，传世文献亦反映古黄河为商王畿的“南封”。

（三）殷商“南封”的考古学证据

殷墟二期至四期，商文化在南方呈现大规模的北退态势，现有考古发掘表明，此时期商文化控制的南部边缘大致在今河南省南部桐柏山、大别山一线，其中确属晚商文化的墓地以正阳闰楼和罗山天湖两处为代表，两处墓地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性，说明商文化在这一带的影响力已大为削弱。由此向北虽属商文化控制范围，但以黄河为界，南北两岸的商文化呈现不同面貌。太行山南麓山前地区（以下简称“山前地区”）与郑洛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虽同属殷墟文化，但二者具有明显差异，表明商王对两个区域不同的经营模式，也反映商朝核心统治区域以黄河为界。

常怀颖对比“山前地区”与“郑洛地区”的晚商铜器墓，总结黄河两岸晚商墓葬的特点。研究表明，黄河南岸的郑洛地区铜器墓等级普遍不高，墓葬殉狗与腰坑比例相对较低；墓葬分布呈现“据点抱团”倾向，反映商文化在黄河南岸非普遍分布；墓葬年代序列不完整，基本不见殷墟四期墓葬；同一墓地呈现“大集中、小聚集”现象，反映同一聚落人群团体并不单一。与之相对，山前地区墓葬等级普遍高于郑洛地区，且葬俗更接近殷墟，腰坑比例高且多殉狗，区域内族墓地普遍存在，呈线性分布。郑洛地区在考古学文化上虽属殷墟文化范畴，但较低的墓葬等级、点状的聚落分布、多样化的人群构成，表明商朝对该区域整体控制力较低，或仅限于一些重要据点。从这一层面上说，黄河以南的郑洛地区虽尚在商朝势力范围内，但极大可能已不属于王朝核心统治区域。而且，郑洛地区罕见殷墟四期墓葬，或表明此时商人已退出该区域，也很大程度上说明该区域在王朝统治中的边地性。郑洛地区与山前地区相连，但黄河两岸墓葬文化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表明商朝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在黄河南北两岸并不相同，说明黄河是殷商文化核心区的“南封”。郑州商城附近“据点抱团”式分布的殷商文化，或与商王设立的军事据点“敖侯”有关。

综上，通过考察甲骨卜辞中“南封”附近族地所勾勒出的封境线，与文献所载之殷商王畿的南境大致相同，且与考古发掘所揭示的殷墟文化分布面貌吻合，更能说明卜辞所谓的“南封”、“封方”的“封”，就是针对商朝核心统治区域而言，“封”实际就指殷商王畿的封疆，由此亦可推定晚商疆域中王畿的存在。

四、商人的疆域观与晚商的疆域形态

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很大程度上要涉及古人的“疆域观”与“天下观”。所谓“疆域观”即“某一文化或者某一人群对其所应占有的空间范围的认知”，而“天下观”则是对世界的认识，二者都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都是基于一定文化、政治、经济背景所形成的认知。从国家层面说，“疆域并非一种纯粹的自然地理空间，而是由国家占有和控制的空间范围，因此疆域是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疆域的根本属性就是国家属性”。因此，本文讨论晚商的“疆域形态”，侧重点在考察商王朝统治者对其统治范围的认知，及其对有关区域采取的统治模式。

（一）国家形态的发展与晚商疆域的成形

在殷商的政治地理架构中，与疆域相关的概念已经比较成熟，“商”、“四土”、“封”等与疆域密切相关的术语可直接反映商人的疆域认知。现存甲骨文中确指疆界的“疆”虽未出现，但表示封疆的“封”的存在足可说明殷商时期疆域观已经比较成熟。甲骨文中指代统治区域的词也已出现，即“或”。“或”为“域”的初文，后世文献中表示统治区域的“国”亦是“或”的分化。卜辞表明，商王以“或”来代指其统治的广大疆域：

（1）贞：唯四或……忧。（《合》01385正，宾一）

（2）己卯卜，贞：方其芟（？）我或。（《缀汇》0355，历二）

（3）……侯亢来，入（纳）贾于我或商。（《拾遗》0190，宾三）

（4）方不其出于新或。（《屯南》1341，无名）

（5）甲戌王卜，贞：巫九，蠢盂方率伐西或。（《合补》11242，黄类）

（6）丁巳王卜，贞：巫九骼，蠢人方率伐东或。（《缀汇》0609，黄类）

西周金文中表示区域范围的“或”更为常见，如“四或”、“我或”（毛公鼎，《铭图》02518），“东或”（鲁侯尊，《铭图》04955），“南或”（中鼎，《铭图》02383），“下或”（禹鼎，《铭图》02498）“内或”（彔卣，《铭图》13331），“中或”（何尊，《铭图》11819）等。陈梦家指出这种“或”的含义为“域”或“土”；谢明文认为，“东或”、“南或”等“或”，“确实是指一定的土地区域，并非国家义。……我们建议把这些‘或’读为‘域’”。上揭卜辞中“或”的用法与金文“或”显然一致，都可读为“域”，折射出商朝统治者对其统治疆域的朴素认知与地理划分。“四或”是商王对其统治范围内四方疆域的合称，包含“东或”、“西或”等；“我或”即商王朝的统治疆域；“我或商”之“商”当指王畿地区；“新或”即新扩张或开发的疆域。商代考古亦表明，城邑（点）在晚商时期已大量出现于华北平原，彼此间在物质文化上关系紧密，表明城邑间势力、文化相互影响（面）较深，因此商代“整个领土连成为面的观念”应早已存在。

夏商西周三代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早期发展阶段，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重瓣花朵”的邦国形态，逐渐演变为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王朝国家形态，这一时期国家结构以中原王朝为核心“向内凝聚”，中原王朝君主权力不断强化，国家治理模式与方法不断完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向大一统中央集权方向发展。这些转变为广阔统治疆域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夏代立国之后都城更换频繁，商在迁殷以前也“不常厥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这一时期，作为中原王朝的夏、商因缺乏长期稳定的政治中心，王朝实际控制区域也处于变动之中，相对稳定且广大的统治疆域尚处于非完整的概念阶段。

自盘庚迁殷至殷纣灭国，商王朝“更不徙都”，固定的政治中心促使稳定疆域的形成。在统治上，商王对内通过设立职官、控制氏族不断加强王权统治，保障了王畿区域的稳定；对外则通过军事战争或邦国联盟，加强四土之中异族邦国对商王朝的政治认同；同时，四土之中受商王节制的“侯”、“田”等外服职官的设立，既有效维护了边地统治，同时也有利于疆域的开拓。社会经济方面，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农业、畜牧业进一步发展，土地的开发与利用率进一步提高，为连片疆域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晚商时期“广域”国家疆域形态已经成熟。

（二）“核心—边缘”：晚商疆域的二分化格局

在商人的疆域观中，王畿“商”与“四土”是一组对立统一的地理概念，二者之间有“封疆”存在。从疆域形态的视域审视这种地理划分，可知以“封疆”为界分，商王朝的统治区域存在明显的二级区分。关于商代的疆域形态，卜辞曾明载有“内”、“外”之分：

（1）戊［申］卜，宾贞：殷亡忧。∥戊申卜，宾贞：卜（外）亡忧。（《合》00590，宾一）

“殷”与“外”对应，显然表示“内”，即以王都为中心的商人实际直接管辖的地域，是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而“外”与“殷”对应，当指“殷”以外的地区，是相对边缘的区域，然商王关心此间有无忧患，则说明虽是“外”，但也属于王朝疆域范围。“内”、“外”两分的疆域概念，在周代仍有明显体现，金文中见有“内域”与“外土”：

（2）淮夷敢伐内或（域）。（彔卣，《铭图》13331，西周中期）

（3）戎生曰：休台皇祖宪公……用建于兹外土，聿司蛮戎，用榦不廷方。（戎生钟，《铭图》15239—15240，春秋早期）

“内域”与“外土”是一组相对的疆域概念，“内域”指周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外土”即王朝疆域的外层，是与地方土著、族邦势力交织的区域，这一组疆域概念体现了“周王朝在疆域形态及疆域治理层面存在着多层次性的特征”。证之以卜辞，“核心—边缘”二分化明显的疆域格局最迟在商代晚期就已出现。

《尚书·酒诰》载：“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大盂鼎载：“殷边侯田与殷正百辟。”（《铭图》02514，西周早期）大盂鼎所说的“殷”即商王朝，“殷正百辟”即“内服”，其统治管理区域对应商王朝疆域中的核心区域，也即“王畿”；“殷边”指商王朝统治疆域的外围，属于上文所述“四土”范围，域内有商王朝设置的“侯”、“田”等王臣，也有臣服于商的邦伯，亦有与商并立的氏族、邦方。“王畿”与“王畿外围”都属于商王朝疆域范围，但无论是商人记述还是周人追述，均体现出一定的层级性。“内服—外服”、“殷—殷边”的二级统治模式，是商代“核心—边缘”二分化疆域形态的政治体现。

（三）晚商疆域形态奠定后世王朝疆域基本模式

夏商西周的统治方式与疆域形态具有一定共性。囿于材料限制，夏代的疆域位置及疆域形态暂难确考，基于后世文献记载，夏代已经形成“天子—万邦”的统治理念，夏王是天下共主。《尚书·五子之歌》载“明明我祖，万邦之君”，一定程度反映出夏王天下共主的地位。文献中多以“氏”称呼夏代的统治者以及夏时的“万邦”，如“夏后氏”、“有扈氏”、“有莘氏”、“斟寻氏”、“斟灌氏”等，可从侧面反映出夏王朝氏族联盟的性质，夏代可能尚未脱离非疆域式的“都—鄙”邑群国家阶段。随着早期国家的发展，“万邦”数量逐渐减少，《吕氏春秋·用民》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与之对应的则是中央王朝统治范围的扩张。

商代晚期已经形成“王畿”与“四土”的二分化疆域形态，是对夏王朝天下共主模式的继承与发扬。商王对畿内与畿外采取不同统治手段，通过控制血亲氏族或百僚百官等实现对王畿区域的直接统治，在王畿以外则通过武力或结盟等方式扩张领地或争取异族服从，以确保其天下共主地位。“王畿”是王朝统治最稳定、最核心的区域，是王朝运行的基本保障，其范围相对稳定；畿外非核心区域是王朝疆域的补充，其范围随着王朝的兴衰而盈缩。周代沿用了“王畿”与“四土”的观念，并在“四土”上广建诸侯，以实现对畿外疆域的控制。周王在“四土”的“分封”与商王在“四土”设立“侯”、“田”，从王朝疆域统治的角度来说并没有本质差异，周代的“封建制”是商代管理“四土”疆域模式的延续与发展。秦汉以后国家统治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中央直接设立职官统治地方，但就疆域形态而言，“核心—边缘”的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只是“核心”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边缘”区域也随之向外延伸。可以说，晚商时期形成的“王畿—四土”结构模式，奠定了后世王朝疆域的基本形态。

（作者邹芙都，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唐英杰，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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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拾壹

校审：青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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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芙都 唐英杰：“封疆”与晚商疆域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