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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在世界汉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受到国内历史学界的关注。 近年来，日本对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尤为重视，不仅研究成果日渐增多，而且十分重 视学科基础工作。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科城市文化研究中心编辑有《中国城市史文 献目录》（本文以下简称《目录》） , 我们据此可以大体了解日本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整 体情况。笔者以此日文文献目录为资料，揭示日本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题及其变 化， 以期对国内的城市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概况
参照日本汉学史的历史进程，我们可将《目录》涉及时段即1929—2003 年间日本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术史大体划分为 3个时期：1929—1945年 17年的特殊期、1946—1971 年 26 年的转折期、1972—2003 年 32 年的新时期。1929—1945 年间，日本受军国主义掌控，不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汉学处于畸形发展时期。从《目录》来看，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城市史研究成果极少，17年间仅有 4篇论文发表，分别为 中国学者张其昀《明清间金陵之都市生活》（1929）、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唐宋以前的草市》（1932）、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1936）和增井经夫《广东的墟市——关于市场近代化的考察》（1941），年均论文的数量为 0.24篇，如将张其昀之文除外，年均低至 0.18篇。可以说，这一时期属于日本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起步阶段。1946—1971年间，日本社会和汉学发展处于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论文数量有大幅增加，26年间发表论文达 151篇，年均有 5.81篇。1972年以来，随着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日本汉学发展呈现出新的繁荣，日本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从 1972至 2003年的 32年间，发表论文多达 632篇，年均 19.75篇。总的来看，伴随着包括中国史研究在内的汉学的不断发展，中国城市史研究越来越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研究成果与日俱增，呈现出了良好的快速发展的态势。结合日本中国城市史研究学术史的历史阶段，可以进一步考察日本学界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城市所关注的主题及其变化，也可了解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学者的大体情况。
二、通史性研究
三、先秦城市研究
《目录》中汇集有先秦城市史研究文献共84 条，其中1972年以前的学术论文 12篇， 包括 20 世纪 50年代的 2 篇、60年代的 7 篇和 1970 至 1971年的 3 篇，分别是：宫崎市定《中国上古是封建制还是城市国家》（1950）、《战国时代的城市》（1962）、《中国上古的城市国家及其墓地——商邑何在？（正、补）》（1970），伊藤道治《先秦时代的城市——其一、考古学所见的都城》（1963）和《殷周时代的城市》（1966），五井直弘《关于春秋时代县的记载》（1968）和《关于春秋时代晋国大夫祁氏、羊舌氏的城邑——中国古代聚落史试论》（1969）；此外，还有服部克彦《临淄与长安》（1958）、大岛利一《关于中国古代的城堡》（1960）、贝塚茂树《中国古代城市的民会》 （1962）和越智重明《战国时代的聚落》（1971）。这一时期虽然论文并不算多，但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既有从文献学与考古学维度对殷周至战国城市的宏观研究，亦有对某些单体城市的专门研究；既有基于中国聚落史的城市史研究，也有对于城市社会的专题分析；尤其是以城市为焦点，探讨中国上古社会的性质，在 19世纪 5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先秦时期应为城市国家的论点，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学术影响。
据《目录》可见， 日本 1972 年以来共计有 72篇有关先秦城市史研究的论文发表，其中 20 世纪 70 年代有 6 篇、80 年代有 18 篇、90 年代有 30 篇，2000—2003年有18篇。这其中包括李民、徐天进、王世民、赵辉、宋镇豪、许宏、高蒙河、袁广阔（2篇）、张玉石、杨育彬、杨贵金、杜正胜等中国学者发表于日本的论文（译文）13篇，这些论文的主题多为与城市相关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故此，这一时期日本关于先秦城市研究的论文实际数量应为 59篇。从作者发文数量来看，最多的有 2人各自发表 7 篇，分别是杉本宪司《中国古代的城》（1977）、《中国城郭形成试论》（1985）、《中国古代的城郭城市与古代传承》（1993）、《关于蔡国古城的城门》（1995）、《中国城市文明的诞生》（1995）、《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生活的习惯法》（1998）和《中国古代城郭城市之我见》（2000），江村治树《战国三晋城市的性格》（1986）、《战国时代的城市及其统治》（1989）、《战国时代的城市社会》（1994）、《中国古代城市遗址的现状与问题》（1995）、《战国时期城市的发达与秦汉官僚制度的形成》（1998）、《春秋战国秦汉时代的城市规模及分布》（1998）和《古代城市社会（殷周秦汉时期）》（2001）。谷口满发表论文 6 篇：《江陵纪南城考——楚郢都的始建及变迁》（1988）、《春秋时代的城市》（1988）、《下里巴人新解——先秦城市城外的居民》（1991）、《苏州古代史（一）》（1993）、《楚国的都城》（1995）和《纪南城考古发现的再讨论》（2003）。冈村秀典发表相关论文 4 篇：《长江中游地区城郭聚落的形成》（1997）、《湖北阴湘城遗迹研究Ⅰ》（第二作者张绪球，1997）、《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现状》（2000）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城郭遗址及玉器》（第二作者为今井晃树，2000）。五井直弘发表论文3篇：《中国古代阶级斗争史试论——以春秋战国时期城郭的营造为中心》（1981）、《城市的形成与中央集权体制》（1982）和《中国古代城郭序说》（1984）。发表 2篇论文的作者有7人，他们及其作品为：贝塚茂树《从古代城市到世界国家》（1976）和《朝与阙——门和广场》（1976）、吉本道雅《春秋国人考》（1986）和《春秋国人再考》（2003）、田中淡《〈墨子〉城守诸篇中的筑城工程》（1989）和《中国古代城制中瓮城、马面的出现及其初始形态》（2000）、宫本一夫《新石器时代的城址遗迹与中国的城市国家》（1993）和《商代都城的方位与都城的分布》（2000）、饭岛武次《中国文明起源与中国城市文明》（1995）和《关于中国古代的城市遗迹》 （2000）、太田幸男《论侯外庐的城市国家论》（1995）和《日本的中国古代城市国 家论的讨论》（2000）、中村慎一《石家河遗迹与中国城市文明的起源》（1997）和《中 国的围墙聚落的出现》（1997）。此外， 有 18 位学者每人发表了 1 篇有关先秦城市研究 的论文。这些论文的主题包括了城市考古、城市地理、城市社会、城市政治、城市生 活、城市建筑、城市规制、城市水利等先秦城市的诸多领域， 既有对某一都城的研究， 也有对地方城市的专门探讨；在实证研究之外，从文明史的视角对中国古代城市起源 问题和城市国家理论尤为关注。
比较1972 年前后两个时期日本关于先秦城市的研究，可以看到论文的数量呈现逐 年递增的态势；研究的主题范围逐渐拓宽，触及城市史的诸多领域；而对于城市考古 的重视，以及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国家论的建构，延续了良好的学术传统。长期以来， 日本在先秦城市史研究领域，成果较为丰硕，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涌现出了一批具 有代表性的学者，如宫崎市定、五井直弘、贝塚茂树、杉本宪司、江村治树、谷口满 和冈村秀典等，据《目录》统计，他们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在 3 篇以上，最高可达 7 篇。
四、秦汉城市研究
《目录》中收录有日本关于秦汉城市史研究文献42 条，其中 1972 年以前共有 10 条，作者及其论文分别为：宇都宫清吉《西汉时代——公元前两个世纪之间的城市》 （1951）和《西汉首都长安》（1952）、榎一雄《鄯善都城的位置及其迁移（1）》（1965） 和《鄯善都城的位置及其迁移（2）》（1966）、佐藤武敏《汉代长安的市》（1965）和 《汉代的城市——以长安为中心》（1966）、森鹿三《汉唐首都论》（1951）、冈崎敬《汉 代长安与洛阳——以新中国的考古学调查为中心》（1957）、宫崎市定《汉代的里制与 唐代的坊制》（1962）、越智重明《汉魏晋南朝的乡、亭、里》（1970）。这些成果论题 包含汉代首都长安与洛阳，亦有汉代地方城市甚至边疆城市；有汉唐都城及都城管理 的比较，也有对都城考古资料的运用。可以说，都城的综合研究是这一时期的重心。
关于秦汉城市研究的文献信息， 1972 年以来共有 32 条，其中包括了中国留学日 本的陈力、周长山的论文信息。这一时期五井直弘有 4 篇相关论文发表：《中国古代城 堡、都城调查的近况》（1985）、《汉长安城》（1988）、《中国古代的漕运》（1991） 和《咸阳与成都》（1995）。有 3 位作者发表 3 篇论文：池田雄一《咸阳城与汉长安城——以汉长安城的建设过程为中心》（1975）、《汉代“县大率方百里”解读》（1975）和《汉 代的河南县城》（1988），佐原康夫《论汉代的市》（1985）、《关于汉长安城未央宫 三号建筑遗址》（1991）和《汉长安城再考》（1995），陈力《汉长安城建设计划的变迁及其思想背景》（1996）、《汉唐时代城市规划中的“中轴线”》（1998）和《论东周秦汉时代的城市理论》（1999）。也有3位学者发表2篇论文：越智重明《关于汉长安城》（1976）和《汉代的市》（1986）、妹尾达彦《日中共同研究〈中国黄土地带的都城与生态环境史的研究〉1997—1999》（2000）和《环境的历史学》（2000）、周长山《汉代的城市分布》（1999）和《汉代的城郭》（2000）。此外，有 13位作者各有 1 篇与秦汉城市史相关的论文发表，其中，鹤间和幸《秦汉比较城市论》（1991）一文专门对秦汉城市进行了比较研究。1972年以来日本有关秦汉城市史研究的主题较为广泛，既有对秦汉都城咸阳、长安与洛阳的专门研究，也有对地方城市的单体或综合的研究；既有城市文献的专题研究，亦有关于城市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成果涉及城市地理、城市生态、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经济、城市水利等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城市思想与理论问题的探讨。
综合来看，日本的秦汉城市史研究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成果的数量在逐渐 递增，研究的主题不断增多，学术视野渐次拓宽。近年来，日本学界对城市环境史与 城市思想问题的关注，在秦汉城市史领域有所体现，显现出城市史研究的深化与推进。 据《目录》可见，在秦汉城市史研究方面，五井直弘、越智重明、池田雄一、佐原康 夫等学者成果较多，可谓日本史学界的代表人物。
《目录》载有日本有关中国魏晋南北朝城市史研究文献条目 58条，其中1972年以前的文献 22条，包括1932年的文献 1条。这一时期的相关论文，以服部克彦的最多，达 13篇，分别为：《北魏首都洛阳城的构造》（1953）、《中国都城与佛教寺院》（1959）、《北魏洛阳的庶民生活（一）》（1964）、《北魏洛阳舍宅寺院的个性》（1964）、《北魏洛阳舍宅寺院的形成过程》（1964）、《北魏洛阳的行像供养》（1964）、《北魏洛阳的庶民生活（二）》（1965）、《北魏洛阳的佛教建筑》（1966）、《北魏的洛阳》（1966）、《北魏洛阳的佛教寺院与果园》（1967）、《北魏洛阳时代的庶民与佛教—— 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庶民与佛教的密切关系》（1968）、《从北魏洛阳佛教寺院看神仙 思想的影响》（1969）和《从北魏洛阳看佛教与西王母神仙思想》（1971）。有 3位学者各自发表了2 篇相关论文：曾我部静雄《唐宋之前的草市》（1932）和《关于中国古代的市》（1952），宫川尚志《三—七世纪中国的城市》（1953）和《东亚的古代城市》（1965），松永雅生《北魏的三都（上）》（1970）和《北魏的三都（下）》（1971）。另有 3位学者这一时期各自有相关论文 1篇发表：森鹿三《关于北魏洛阳城的规模》（1952）、宫崎市定《六朝时代华北的城市》（1961）和前田正名《四—五世纪的姑藏城》（1969）。这些论文包括了对于南北朝时期都城和地方城市的单体或综合研究，涉及城市建设、城市经济、城市宗教、城市生活等诸多方面；曾我部静雄 1932年以来对中国古代市的专门研究，服部克彦对北魏都城洛阳佛教相关问题的全面研究，在日本的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应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1972 年以来《目录》所载关于南北朝城市史研究的论文有 36 篇，其中包括了郭 湖生、杜玉生、朱岩石（2篇）等中国学者及韩国学者朴汉济与西方学者在日本刊发的相关论文7篇。日本学者佐藤佑治发表有关论文4篇：《六朝草市小考》（1990）、《关于六朝建康的市》（1992）、《六朝市考》（1994）和《关于北朝首都的市》（1997）。有 3位学人发表 3 篇论文：前田正名《姑藏城的城廓景观》（1972）、《北魏平城时代定州地域结构论考——中山城附近的地域性（1）（2）》（1975）和《平城城市景观的展开》（1977），谷川道雄《六朝时代城乡分化试论》（1980）、《两魏齐周时代的霸府与王都》（1988）和《六朝时代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关系》（1992），中村圭尔《建康与水运》（1984）、《关于建康的“都城”》（1988）和《建康与三吴地方》（1992）。亦有 3位学者发表 2篇论文：秋山日出雄《日本古代都城的原型——邺京复原再考》（1982）和《南朝都城“建康”复原序论》（1984）、丰田裕章《关于中国都城制度的考察》（1998）和《论中国城市的城墙问题》（2003）、外村中《梁沈约的郊居》（2001）和《北周庾信与南朝建康东宫的园林以及〈小园赋〉》（2002）。此外，有 10 人发表相关论文各 1篇。这一时期的城市史研究，其主题更加广泛，对都城与地方或区域城市的研究，涉及城市文献、城市考古、城市地理、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城市宗教、城乡关系、城市水利、城市园林等专题，其中，对魏晋南北朝的市的研究，对城乡关系相关问题的研究，对邺城、平城、洛阳和建康的研究，以及对都城制度和城墙城郭等问题的研究，是这一时期城市史研究的重点内容。
从前后阶段来看，日本魏晋南北朝城市史研究的主题在逐渐增多，研究领域不断 拓展，成果数量不断增加。一方面，关于市的研究、关于城市佛教的研究等学术主题 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城乡关系的研究、城市水利的研究等主题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在魏晋南北朝城市研究领域，日本涌现出了一批富有成就的学者，服部克彦、佐藤佑治、 前田正名、谷川道雄和中村圭尔等学人为其中的杰出代表。
日本有关隋唐城市史研究的文献信息，据《目录》所见有 159 条，其中属于 1972年以前的有30条（包括日文译文 1篇）。这一时期的相关成果中，以平冈武夫最具代表，有 1 部著作和 3 篇论文，分别为：《长安与洛阳（唐代研究指南之一）》（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 1956年）①、《唐长安城故事》（1952）、《唐长安城的遗址调查与夏承焘氏的曲江池考》（1959）和《唐长安》（1966）。日野开三郎成果丰硕， 发表相关论文 4 篇：《唐代城邑坊市的角落》（1964）、《唐代大城市的户数规模——尤其以首都长安为中 心》（1964）、《唐代堰草市的发达》（1967）和《宋代的脚店户与唐代的接脚及“现买现卖”的惯例》（1970）。有 2位作者分别发表 2 篇论文：曾我部静雄《城市里坊制的形成过程》（1949）和《唐宋时代的草市》（1958），嶋崎昌《可汗浮图城考（上）》（1963）和《可汗浮图城考（下）》（1963）。另有 17位学者各自有 1篇相关论文发表，分别为：山崎宏《关于隋朝的大兴善寺》（1949）、福山敏男《唐长安城的东南部》（1953）、饭田须贺斯《隋唐建筑对日本的影响——长安城与平城京的城市规划》（1955）、村上嘉实《唐都长安的皇家园林》（1955）、岸边成雄《长安北里的个性与活动》（1959）、冈崎敬《隋大兴唐长安城与隋唐东都洛阳城——以近年调查成果为中心》（1963）、小野胜年《长安的大明宫》（1963）、大石良材《中国宫殿建筑》（1964）、菊池英夫《唐代边防机关守捉、城、镇的形成过程》（1964）、长岛健《长安时期的圆仁》（1964）、那波利贞《唐长安城内朝野人们生活中的突厥风俗小考》（1965）、藤泽义美《南诏国的都城》（1965）、驹井和爱《渤海中京显德府即辽阳说》（1966）、佐藤武敏《唐代的市制和行》（1966）、牧田谛亮《隋长安大禅寺智兴——鸣钟说话的传承》（1969）、护雅夫《以长安为中心的东西文化的交流》（1970）、糸贺昌昭《长安与巴格达》（1971）。这一时期日本的隋唐城市研究重视考古与文献的研究，重视都城与地方城市包括边疆城市的研究，研究主题涉及城市规划、城市建筑、城市园林、城市地理、 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生活、城市规模等问题， 对佛教、草市等的研究较为突出， 对都城的比较研究包括中国都城与域外都城的比较研究显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
据《目录》所知， 1972年以来，日本隋唐城市史研究的文献有 129篇，其中包括中国学者宿白（2 篇）、杨鸿勋、傅熹年、史念海、郭湖生、安家瑶、辛德勇、马得志、张冠增、石晓军、王维坤、王海燕、王岩等的论文（译文）14篇。在日本研究隋唐城市史的学者当中，以妹尾达彦最为突出，独立发表相关论文 21篇，分别为：《唐代长安的街西》（1984）、《唐代科举制度与长安的考生》（1984）、《唐代的科举制度与长安的中举礼仪》（1986）、《唐代长安的闹市（上）》（1986）、《唐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1987）、《唐代长安近郊的官员别墅》（1988）、《唐代长安的闹市（中）》（1989）、《唐代长安店铺的布局与街西的富裕故事》（1990）、《城市中的外国商人——八、九世纪外国人在中国购买宝物的故事》（1991）、《中国城市的景观》（1991）、《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以皇帝礼仪的舞台为中心》（1992）、《白居易与长安、洛阳》（1993）、《唐长安人口论》（1995）、《唐长安城的官员居住地》（1996）、《隋唐洛阳城的官员居住地》（1997）、《城市的生活与文化》（1997）、《变动的王， 不变的天——中国的王权地位与郊祀》（1997）、《唐开元长安城图制作试论》（1998）、《唐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生态环境的变迁》（1998）、《唐长安城官员的居住环境》（1999）和《唐长安东市的印刷业》（1999）。爱宕元的论文多达 10篇，分别为：《唐代的扬州城及其郊区》（1984）、《唐代东渭桥与东渭桥仓》（1986）、《唐代太原城的规模与构造》（1988）、《唐代州县城郭的规模与构造》（1989）、《唐代关内道的城郭规模与构造》（1989）、《唐末五代时期城郭的大规模化——华中、华南的情况》（1992）、《唐代蒲州河中府城与河阳三城》（1992）、《石割平造〈中国城郭概要〉》（1999）、《唐代扬州城复原的现状》（1999）和《试论隋唐长安城市规划中的中轴线》（2000）。佐藤武敏发表相关论文 4篇：《唐宋时代的饮用水问题——以杭州为中心》（1975）、《关于唐长安城的宫殿》（1976）、《关于唐代的朝堂》（1977）和《唐代的洛阳与洛水》（1982）。有 4位学者发表 3篇论文，分别为：中岛比《大兴城的城墙》（1985）、《唐两京城坊考收录人物的记载》（1981）和《唐两京城坊考收录人物拾遗稿》（1986），小野胜年《长安的菩提寺及其周边》（1974）、《长安的西明寺与入唐求法 的僧侣》（1975）和《大道通长安》（1987），室永芳三《唐都长安城的坊制与治安机 构（上）》（1974）、《唐都长安城的坊制与治安机构（下）》（1975）和《唐长安的左右街功德使与左右街功德巡院》（1981），布目潮沨《唐代长安的城市形态》（第二作 者妹尾达彦，1981）、《关于唐代长安的王府、王宅》（1988）和《唐前期长安公主住宅的道观化》（1992）。此外，有 11位学者各自独立发表 2 篇论文，46位学者各自发表 1篇相关论文。从这一时期的论文题目可以看到，研究的主题极为广泛，有城市文献与城市考古的专门研究，有都城与地方城市的专题研究，包含城市地理、城市规划、城市建筑、城市生态、城市交通、城市经济、城市管理、城市生活、城市文化等方面，对城市的佛教、娱乐、用水、居住等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城市的比较研究包括中日城市的比较研究，显现出学术研究的深化与推进。综合前后两个时期来看，日本的隋唐城市史研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一方面，研究成果的数量逐年递增，据《目录》统计，20世纪 40年代有 2篇、50年代有 8篇、60 年代有 17 篇、70 年代有 24 篇、80 年代有 44 篇、90 年代有 53篇；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的主题不断拓展，论题逐渐走向细化与深化，不断形成新的重点研究领域。关于隋唐城市史研究，日本已经涌现出了妹尾达彦、爱宕元、平冈武夫、日野开三郎、 佐藤武敏等一批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丰硕的学术成果。
《目录》载有日本关于五代宋元城市史研究文献共131 条，其中属于 1972年以前 的有 25条。在这一时期的成果中，梅原郁的论文多达 3 篇，分别为：《宋代地方小城市的一个方面——以镇的变迁为中心》（1958）、《宋代的地方城市》（1966）和《宋代城市的税赋》（1970）。有 4位学者各自发表了 2 篇论文，分别是：爱宕松男《〈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1954）和《元大都》（1966），日比野丈夫《宋代城市生活的一面》（1957）和《关于宋代临安的记载》（1966），草野靖《南宋行在会子的发展（上）》（1966）和《南宋行在会子的发展（下）》（1966），斯波义信《10—13 世纪中国城市的转型》（1966）和《宋代明州的城市化与地域开发》（1969）。有 14位学人各自发表 1篇相关论文，分别为：田村实造《辽代城市的特性》（1950）、周藤吉之《宋代乡村小城市的发展》（1950）、野上俊静《元上都的佛教》（1950）、入矢义高《宋代市民生活的一个侧面——关扑》（1952）、加藤繁《临安户口追论》（1953）、岸边成雄《宋代的妓馆》（1957）、曾我部静雄《南宋的城市》（1957）、牧野修二《关于大理国城的考察》（1957）、青木富太郎《元大都》（1957）、谷信一《杭州净慈寺》（1959）、小野寺郁夫《宋代城市的商人组织“行”》（1966）、佐伯富《近世中国的城市与乡村》（1966）、日野开三郎《宋代的塌坊及其由来》（1968）和西野贞治《苏 轼任杭州通判期间的交友》（1970）。这一时期的五代宋元城市研究，既有对都城的综 合研究，也有对地方城市、边疆城市的专门研究，包括了城市经济、城市生活、城市 宗教、城乡关系等方面内容。对市镇、关扑、妓馆等的研究， 显示出学术研究的深化。 斯波义信对城市化、城市转型的研究，体现出城市史研究的理论色彩。
从《目录》统计，日本1972 年以来关于五代宋元城市研究的文献有 106篇，其中包括中国学者王水照的 1篇论文的译文。伊原弘发表论文 16篇，分别是：《宋代明州官户的婚姻关系》（1972）、《宋代浙江城市与士大夫——宋平江图坊名考》（1980）、《宋代浙西的城市士大夫》（1981）、《江南城市形态的变迁——宋平江图解析》（1983）、《宋代的城市管理者们——作为序章》（1986）、《以宋代为中心的城市研究概论》（1987）、《中国城市研究概要——以 10 至 13 世纪为中心》（1987）、《中国宋代的城市与精英——常州的发展及其局限》（1990）、《中国中世的城市与生活空间》（1991）、《支撑临安庶民信仰的经济能力——以石刻史料的解析为例》（1994）、《中国的港城——海之港泉州》（1995）、《宋代城市的设备投资及其历史意义》（1995）、《宋代泰州临海县庶民的经济能力与社会——从寺庙道观的捐款一览表来看》（1996）、《中国城市研究的新视角——基于新史料的调查》（1998）、《中国宋代的城市与社会政策——以黄河沿岸城市为例》（1999）和《绘画中的中国城市——绘画展示的是实际景象吗》（2000）。久保田和男发表相关论文 10 篇，分别为：《五代国都新考》（1988）、《宋都开封与禁军军营的变迁》（1993）、《宋都开封的治安制度与城市构造》（1995）、《宋代的计时法与开封的朝》（1995）、《王安石的开封与城市社会》（1995）、《关于唐宋国都的城市构造》（1995）、《宋代关于制勅的传达》（1998）、《五代宋初的洛阳与国都问题》（1998）、《试论宋都开封的人口数量——以在京禁军数的变迁为线索》（2000）和《宋都开封城内的东部与西部》（2002）。胜山稔发表论文8篇，分别是：《白话小说记事中的媒人的史学考察》（1996）、《北宋奢侈禁令的考察》（1996）、《关于北宋奢侈禁令的实施及其构造》（1996）、《白话小说记事中历史史料的有效性》（1996）、《关于中国白话小说历史史料价值的援用》（1996）、《关于官方的媒妁行为》（1997）、《关于宋元时代聘财问题的考察》（1998）和《中国短篇白话小说所见城市生活的一项考察》（2000）。斯波义信发表相关论文 6篇，分别为：《南宋临安人口再论》（1974）、《宋代湖州镇市的发展》（1975）、《宋代的城市城郭》（1981）、《宋都杭州的商业中心》（1984）、《从宋代城市看中国城市的特性》（1990）和《宋代城市化的思考》（2001）。此外，梅原郁发表论文 5 篇，讨论了宋代都城开封 与临安，就城市救济制度、房屋租赁及国都祭祀等问题展开论述；本田治发表论文4篇，论述了宋代的城市水利、城市园艺及市镇的经济问题；西冈弘晃也发表了 4篇论文，探讨了宋代的城市水利问题，涉及成都、杭州及浙东城市；木田知生发表论文 3篇，研究了宋代城市的诸多问题，对《清明上河图》和北宋洛阳的知识群体进行探讨；渡边健哉也发表 3篇论文，讨论了元大都的南城、留守司等问题。还有 4位学者每人发 表 2篇论文，38位学人每人发表了 1篇相关论文。这一时期日本五代宋元城市史的研 究，其主题范围广泛，包括城市地理、生态、规划、建筑、制度、生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对港城的研究、对城市社会不同群体的研究、对城市教育的研究，体现出学术研究新的视点。对史料的发掘、对学术史的总结、对城市特性的分析、对城市化的关注，彰显出城市史研究的学科自觉与理论自觉，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从前后两个时期综合来看，日本的五代宋元城市史研究发展很快，不仅论文数量 大幅增加，而且主题范围进一步拓展，研究的理念不断推进，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并重， 具体研究和学科研究并举，涌现出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及成果，梅原郁、伊原弘、 久保田和男、斯波义信、胜山稔和梅原郁等及其论著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八、明清城市研究
日本的明清城市史研究，《目录》载有298 条信息，其中属于 1972 年以前的有 52 条，包括中国学者张其昀 1929年发表于日本的 1篇论文。在 1972年以前的相关论 文信息中，横山英多达 8篇，分别为：《中国工商业劳动者的发展与作业——以明末苏 州为中心》（1952）、《清代江西省的运输业机构》（1960）、《清代踹布业的经营形态（上）》（1961）、《清代踹布业的经营形态（下）》（1961）、《清代包头制的展开——踹布业的推广过程（1）》（1962）、《清代包头制的展开——踹布业的推广过程（2）》（1962）、《清代城市绢织业的生产形态（上）》（1968）和《清代城市绢织业的生产形态（下）》（1968）。有 4位学者各自发表 3 篇论文，分别是：中村治兵卫《清代湖广大米流通的一个方面——从南京的湖南会馆来看》（1952）、《清代山东的书院与典当》（1955）和《关于清代华北城市的户口的考察》（1968），佐伯有一《明代前期的机户——围绕王朝权力的掌控》（1956）、《明代匠役制度的崩溃与城市丝织业流通市场的展开》（1957）和《明末织工暴动史料类辑》（1962），高中利恵《明清时期的城市共同体》（1959）、《以明代泉州为中心的城市共同体》（1960）和《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制陶业》（1967），佐久间重男《关于明代景德镇窑业的考察》（1962）、《关于明末的〈如梦录〉》（1963）和《明末景德镇民窑的发展与民变》（1964）。有 9 位学人各自发表 2 篇 相关论文，即：增井经夫《广东的墟市——关于市场近代化的考察》（1941）和《会馆公所》（1965）、宫崎市定《明清时代的苏州与轻工业的发达》（1951）和《明代苏松 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明代史素描的尝试》（1954）、佐佐木荣一《明代两京商人研究》（1953）和《商役的形成——明代两京买办体制的形成》（1958）、仓持德一郎《四川的场市》（1957）和《“隅”的构造与分布——明清时期城市区划考》（1960）、五十岚正一《明代国子生的生活》（1957）和《明初社学设定中的诸多事项》（1967）、山根幸夫《明清时期华北的定期市》（1960）和《华北的庙会——以山东省为中心》 （1967）、三浦满《明代府州县学的构造及其特点——关于学田制》（1966）和《关于清代府州县学的迁徙、重建》（1967）、今堀诚二《清代港口城市的社会体制——绥远 省托克县河口镇的情况》（1967）和《清代地方城市（县城）的构造——绥远省萨拉齐 厅的情况》（1970）、大久保英子《清代山西地方的书院与社会》（1967）和《清代浙江地方的书院与社会》（1971）。此外，有 13位学者各发表 1 篇相关论文，如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1936）、楢木野宣《清代城市乡村的治安维护》（1953），等等。这一时期日本明清城市史研究的主题极为丰富，主要体现在城市经济、城市管理、城市社会、城市生活、城市教育等诸多方面，尤其是从经济史视角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定期市的研究，从社会史视角对城市不同群体及共同体的探究，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热点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1972 年以来的日本明清城市史研究，成果数量更为丰富，《目录》中的有关文献信息达 246条，其中包括中国学者樊树志（4条）、王卫平（2条）、徐苹芳、陈克、吴建雍、王翔、张利民、范金民、刘石吉、张冠增、王振忠的论文（译文）信息 15条。这一时期的明清城市研究，相关论文最多者为新宫学（原名佐藤学），发文多达15 篇，分别为：《关于明末京师的商役优免问题》（1980）、《关于明初富裕阶层向北京的强制迁移》（1983）、《明代北京铺户的赋役及其银纳化》（1984）、《明代南京铺户的赋役及其改革》（1985）、《明末清初地方城市的同业组织与公权力》（1987）、《明后期江南各城市的商税改革与门摊银》（1988）、《明前期北京的官店塌房与商税》（1990）、《关于明代首都北京的城市人口》（1991）、《南京迁都——永乐十九年四月北京三殿焚毁的影响》（1993）、《从洪熙到宣德——北京定都之路》（1993）、《北京巡狩与南京监国——从〈太宗实录〉的编撰看北京迁都的影子》（1995）、《关于明初的建都问题——以洪武二十四年皇太子的陕西派遣为中心》（1997）、《关于明初燕王府的诸多问题》（2001）、《明末清初史料所见燕王府地处西苑说的再检讨——关于 明初燕王府的诸多问题的补论》（2002）和《永乐北京迁都项目的各阶段——南北两京体制的实施》（2003）。夫马进发表论文 14篇，具体为：《明末的城市改革与杭州民变》 （1977）、《明代南京的城市行政》（1980）、《明末民变与生员——江南城市中的舆 论形成与生员的作用》（1982）、《同善会小史——明末清初在中国社会福利史上的地位》（1982）、《善会、善堂的启程》（1983）、《清代沿岸六省善堂的普及情况》（1983）、《吕坤的养济院政策》（1985）、《清代前期的育婴事业》（1986）、《清代松江育婴堂的经营实态与地方社会》（1986）、《清末上海的近代化与义冢问题》（1989）、《所 谓〈征信录〉》（1990）、《中国清代的寡妇救援事业》（1991）、《清代的恤嫠会与 清节堂》（1991）和《从〈同仁辅元堂募置义地征信录〉看清末上海与同仁辅元堂》（1999）。有 3位学者各自发文 12篇，分别是：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伍长——以苏州府的水利关系为中心》（1973）、《明末南京士兵的叛乱——关于明末城市构造的素描》（1978）、《中国近世城市的社会构造——明末清初的江南城市》（1979）、《明末清初的打行与访行——旧中国社会无赖的各种史料》（1982）、《清初庄氏史狱与南浔镇社会》（1983）、《明末长三角地区的社会与荒政》（1984）、《中国地方行政中的县与镇》（1986）、《明代镇市的水栅与巡检司制度——长江三角地区》（1987）、《中 国近世城市汉口与〈汉口丛谈〉》（1992）、《东亚石桥的比较技术史——中国江南虹桥与日本九州眼镜桥所处环境的作用》（1994）、《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共同墓地、义 冢——以上海附近市镇志的义冢为中心》（1996）和《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共同墓地、义冢的社会文化史——以苏州、嘉兴、湖州、杭州四府为中心》（1999），山本进《关 于清代市场论的考察》（1990）、《清代四川的地域经济——棉业替代行业的移入与巴县牙行》（1991）、《清代后期四川地方财政的形成——会馆与厘金》（1992）、《清代江南的牙行》（1993）、《清代华北的市场构造》（1993）、《清代后期四川的财政改革与公局》（1994）、《清代后期江浙的财政改革与善堂》（1995）、《清代长江中上游流域的商业网》（1996）、《明末清初江南的牙行与国家》（1997）、《清代巴县的脚夫》（2000）、《清代后期江南的杂捐与善堂》（2000）和《明清时代的坊厢里役》（2001），吉泽诚一郎《光绪末天津的巡警创设与行政变化》（1992）、《天津的“抵制美约”运动（1905）与“中国”的表象》（1994）、《电车与公愤——辛亥革命前夜围绕天津市内交通的政治》（1996）、《天津团练考》（1996）、《火会与天津教案（1870）》（1997）、《清末天津的“捐”与城市管理》（1997）、《清末的城市与风俗——天津史的情况》（1999）、《张家口、山西城市考察报告》（2000）、《义和团的天津 统治与团练神话》（2000）、《善堂与习艺所的状况——清末天津社会救济事业的变迁》 （2000）、《清末都市的社会团体》（2001）和《清代天津的商业空间》（2003）。
此外，有3 位学者各自发表了 8篇论文，森田明从水利史的视角研究了清代淮安、苏州、常州、南京、上海、余杭及台湾鹿港镇的城市水利及其相关的城市经济与社会问题；稻田清一讨论了清代江南地区的城市生活与城市管理问题，主要围绕救荒、地主与镇董等展开分析论述；高濑弘一郎则利用多篇论文详细论述了明清时期澳门神学院的历史发展。滨岛敦俊发表6篇论文，以江南地区为中心，探讨明清时期的城隍信仰，并对明中期的“江南商人”进行论述。有 7位学者发表 4篇论文，中村哲夫重点关注清代华北地区的城市与乡村，探讨市场圈与宗教圈问题；松浦章着力于城市经济及其 相关问题的研究，对清代的盛京海港锦州、江西河口镇以及上海与北京做出专门论述；石原润以历史地理的视角，研究了明清民国时期的市场问题及城乡关系；小浜正子关注善堂史与上海史的进展，以上海救火会为切入点，讨论城市公共性等社会问题；则松彰文研究了清代城市生活的具体问题，如流行衣料、奢侈消费及其相关问题；宫崎正胜以中国东南沿海城市为切入视角，专门研究明清时期东亚贸易圈的形成发展；高村雅彦从建筑史的角度研究了明清时期城市的建筑与居住空间等问题。有 8位学者各自发表 3篇论文，14位学人各自发表 2篇论文，55位学者各发表 1篇相关论文。这一时期的明清城市史研究，不仅论文数量前所未有，而且研究领域极为广博，涉及城市地理、规划、建筑、经济、管理、生活、水利、文化及综合性和整体性研究等诸多方面，对迁都问题的研究，对市镇及区域城市的研究，对城市工商业的全面研究，对以城市为中心的东亚贸易体系的研究，对以城隍为主的城市信仰的研究，对城市帮派教会的研究，对城市慈善救济问题的研究，对城乡关系及城市化的研究，对城市转型与近代化的研究，形成了该时期研究的重点和亮点。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从实证研究到理论研究、从单体研究到比较研究，展现出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综合前后时期来看，日本的明清城市史研究发展很快，不仅论文数量极为庞大， 而且研究的主题范围极为宽广，新的主题不断涌现，研究的视野、观念与方法不断推新， 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专业研究队伍， 横山英、山根幸夫、新宫（佐藤）学、夫马进、川 胜守、山本进、吉泽诚一郎、森田明、稻田清一、滨岛敦俊等学者为其中的杰出代表。 许多学者研究论题集中，形成了相互关联的系列研究成果，如吉泽诚一郎的天津城市 史研究，直接以天津为题目的论文就多达 10 篇。
九、结语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在国外汉学的中国史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了解日本中 国城市史研究的状况，可以采取多种途径。①《目录》收录了日本 1929—2003 年间中 国城市史研究的信息，虽然仅收录论文信息而未收录著作信息，即使论文信息的收录 可能存在一定的遗漏和难以归类的问题，从中也发现存在少量的编写错误，如学者江 村治树之名误为江村春树、将唐代守捉误为守促，等等，但仍可从《目录》中获取许 多有价值的信息，了解日本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大体情况。
综上日本关于中国城市史的通史性和各断代研究的进展，可以看到日本的中国城 市史研究发展势头迅猛，成果数量加速递增，研究的主题越来越多，在宽度与深度上 不断有所推进。与此同时，从总体上呈现出一定的特点：从论文数量来看，断代城市 史研究论文居多，尤其是明清城市史的研究所占比例最高，而通史性研究和宏观整体 性综合研究相对较少；以文献资料的运用为主，同时重视考古及其他史料的发掘；以 实证研究为主，同时有一定的理论性研究；以中国城市历史的具体研究为主，对城市 史的学科问题也给予一定的重视，如关于史料学、学术史及学科理论有一定的探讨； 日本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较为关注中国学术界的进展情况，有许多学者的论文被译为日 文在日本发表；日本中国城市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全球视野，对比较研究极为重视。在 长期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中，日本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学者们有各自相 对集中的研究领域，显现一定的特点。如据《目录》可知，斯波义信发表中国城市史 研究论文 16 篇，论文虽然以宋代为主，但涵盖了隋唐至明清各个时期，各断代皆有城 市史论文发表，同时通史性综合性研究也较多，既有大量的实证性研究，也重视城市 史理论等学科问题的研究，是日本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杰出代表。
从《目录》也可以了解到日本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关于中国 城市史的研究，日本学术界极为重视，已设立比较城市史研究会，组织开展中国城市 史研究等学术活动。日本的京都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名古屋大学等高校十分重视中 国城市史研究，经常组织学术研讨并编辑有多部专题研究著作。日本出版有《比较城市史研究》（比较城市史研究会编）、《城市文化研究》（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 究科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编） 和《城市史研究年报》 等专业期刊（集刊），大量刊发 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论文。在 1929—2003 年间， 日本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城市史 研究的专题论文集，可知者分别为： 中村贤二郎编《前近代时期的城市与社会阶层》 （1980）、《城市社会史》（1983）和《历史中的城市：城市社会史续》（1986），梅 原郁编《中国近世的城市与文化》（1984），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城市的历史研究》 （1988）和《中国的城市与农村》（1992），五井直弘编《中国古代城市》（1995）， 森正夫编《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历史学与地理学的路径》（1992）。（原载于《中国古都研究》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