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54年创刊的《近代史资料》，是当时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代史文献档案史料的刊物，也是备受瞩目的近代史料收集整理平台。今年恰逢创刊70周年，本编辑部特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赵庆云研究员撰写本文。来源：《近代史资料》总149号，2024，注释从略作者：赵庆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成员内容摘要：1954年创刊的《近代史资料》，是当时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代史文献档案史料的刊物，也是备受瞩目的近代史料收集整理平台。因范文澜、荣孟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苦心孤诣倾力经营，《近代史资料》整理公布了大量稀见的珍贵史料，发掘出大量关于民众反帝反封建的史料，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初创与发展有奠基之功。可以并不夸张地说，《近代史资料》一定程度上型塑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初创时期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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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8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时称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创刊《近代史资料》，由荣孟源任主编，郭沫若题写刊名。这是当时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代史文献档案史料的刊物。创刊之初在《历史教学》发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征集中国近代史资料办法》，颇有先声夺人之效。其资料征集范围相当广泛，诸如档案、函电、日记、著述稿本、回忆录、调查访问记录、旧报章杂志、各地方志、罕见书籍、史料长编、年表、统计图表、资料目录、资料考订、非汉文资料或其汉文译本、相片、拓片、遗物、遗迹等无所不包，“凡可以出版的资料即编入《近代史资料》杂志或单册印行”。由于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居于全国史坛的关键地位，《近代史资料》也成为备受瞩目的史料收集整理中心。
因范文澜、荣孟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苦心孤诣倾力经营，《近代史资料》在20世纪50—60年代备受瞩目，成就斐然，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早期发展，对于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形成有奠基之功。这些丰富的史料也构成马克思主义史学丰厚的学术遗产，时至今日仍然值得加以深入梳理总结。一
搜集整理出版近代历史资料，近代史所责无旁贷，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52年10月，所长范文澜在工作报告中就提出要编辑《近代史资料》。1953年12月15日郭沫若致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关于搜集近代文献，的确是值得做的。问题是要拟出一套办法出来。近代史所恐也须准备这一笔预算。由近代史所主持，通过各级文教机关，就地进行搜集或采访”。在现代学术制度化过程中，学术期刊至为重要，可谓学术职业化、专门化的重要表征。1950年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甫一成立，即与清华大学历史系创办《抗美援朝史学专刊》，同时刊登于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原《大公报》）。1951年1月12日开始，近代史所又与北京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共同编辑《史学周刊》，仍以天津《进步日报》和上海《大公报》为刊载平台。近代史所且计划于1952年将《史学周刊》发展成研究所主办的“月刊”。受限于客观条件，独办“月刊”未能如愿，乃退而求其次，于1954年7月了出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一集。集刊出版不到一周，北京许多书店便销售一空。然而1955年出版第二集后，集刊也难以为继。此外，刘大年还曾经提议创办《历史学习》，“以刊载不甚成熟的论著，以鼓励青年同志的写作”，最后也不了了之。近代史所创办研究性学术刊物的夙愿，直到1979年《近代史研究》创刊才终于实现，可见学术期刊创办经营之不易。范文澜早年求学北大，师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旧学功底深厚，其治学路径为由经学入史学，因此对史料极为重视。他强调“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资料工作，才能动员大批人力投入这个工作里去。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比做研究工作低一头。这样想法是不对的”，资料工作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工作”。近代史所建所初期，范文澜即先后委派王可风、荣孟源、钱宏、丁名楠、蔡美彪等担任或兼任资料室正副主任；并要求研究人员除担任研究课题外，每周至少要抽出两天时间来协助处理资料工作。1952年1月，近代史所专门成立资料委员会，由丁名楠任主任，荣孟源、钱宏等为委员。并派人陆续接收整理原国民党政府在北平设置的政府机关、学术机构、大学，以及一些著名学者、旧官僚遗留的珍贵文献资料。近代史所1954年的工作总结中，强调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有三：一是中国通史研究；二是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专题研究；三“是近代史资料的编辑和整理工作”。范文澜还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动员整个史学界力量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丛刊》以近代史所为中坚，整合北大、清华、燕京、北师大及社会各方力量共襄盛举，原拟有12个专题，至1961年前共出版10种。此《丛刊》规模宏大，考订精审，有力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近代史资料》在1954年受到优先扶持，顺利创刊，是范文澜建设近代史研究所整体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他着眼于长远发展、为中国近代史这一新兴学科夯实史料基础的远见卓识。罗家伦1931年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强调“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搜集整理编纂近代史资料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化”和“科学化”的不二法门。郭廷以在1939年宣称，“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郑鹤声在1951年发表《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与罗家伦的观点如出一辙：“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所以我们在中国近代史方面要作任何工作的话，当从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下手。”也可见近代史“科学化”的深远影响超越了学术流派的分歧。《近代史资料》的定位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其发刊词明确宣告：“我们举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主要是陆续搜集资料，陆续刊印资料，使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能够流通，这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和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等以一个问题为中心编印大批的材料不同，而可做那些已出版的资料书籍的补充。”范文澜选择荣孟源担任《近代史资料》主编，也自有其深度考虑。荣孟源与范文澜为延安旧识，且关系较密切。荣孟源回忆：“在延安时，我因为教书，经常向范老请教，不论大小问题，范老无不耐心地教导。记得有一次为了一个字的读音，范老因为我听不清他的浙江话，就立刻找出《说文》来叫我看。写信提问，总是很快就得到范老的回信。我写的稿子，只要拿到范老面前，没有一次不是仔细地认真的指点修正。有一篇稿子，范老修正了三次，初稿范老看过，改写后范老又亲自修改，清样出来了，范老又修正一次。《国贼蒋介石》一书，一字一句读给范老听，连续几天，他随时提出修正意见。”1946年2月，荣孟源赴河北邢台，入范文澜任校长的北方大学。1947年北方大学成立历史研究室；1948年夏，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仍设立历史研究室。荣孟源作为骨干成员，协助范文澜修订《中国近代史》，出力甚多。1950年在范文澜主导之下，中国科学院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荣孟源任研究所学术秘书，颇受倚重。1949年后，范文澜将主要精力用于修订《中国通史简编》，荣孟源一定程度成为范文澜在近代史领域的代言者。范著《中国近代史》成为众皆关注的权威著作。对于读者提出的批评意见，往往由荣孟源撰文做出公开答复。张振鹍先生：近代史所建所初期，“应该说业务上范老最重视荣孟源，学术性的活动范老主要派荣孟源”。从学术背景与治学路数来看，荣孟源也是合适的人选。荣孟源早年师从吴承仕，受到朴学训练，史料意识颇强，且对史料整理编纂工作情有独钟。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荣孟源在北京各大院校相继以“史料与历史科学”为题作学术报告。他还对杨松、邓力群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延安解放社1940年版）加以增补，重编为《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1954年出版后颇受重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工作中，荣孟源亦承担了其中《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主要编辑工作。论者指出，荣孟源的史料观“不仅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表明其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状况及史料的性质均具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极富学术眼光，而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史史料学学科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中国近代史的史料范围和类别，基本未超出当年荣孟源的认识”。此外，荣孟源也有编辑及办刊经验，近代史所1951年为与清华、北大历史系合办《史学周刊》，专门成立由荣孟源、钱宏、漆侠、何重仁组成的编委会，以荣孟源任主编。1953年荣孟源任政治史组组长。1954年正式成立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主要负责编辑《近代史资料》，仍由荣孟源任组长、主编。他一人兼任两组，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二
《近代史资料》自1954年创刊后，虽然发行量不算太大，却影响甚广。创刊当月，《光明日报》即刊发《介绍<近代史资料>杂志创刊号》予以推介，同时提出希望：“其中许多资料，如反美运动，辛亥革命，解放区情况等仅仅是一小部分。我们希望今后能将这一类的资料，陆续刊出，并希望编辑得更有系统一些；同时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和一切关心历史资料的同志，能从各方面供给资料，那末，《近代史资料》杂志的内容，便会更加充实起来。”自1954年创刊，1960年一度停刊，1961年在聂崇岐主持下复刊，1966年复停刊。1954—1966年间共编辑出版35辑。在期刊编辑的过程中，编辑部也逐渐探索出史料期刊编辑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如《近代史资料》的编纂，须注重“杂”与“专”的统一。因近代史料浩如烟海，必须有所采择。《近代史资料》总第3号为台湾问题专辑、总42号是吴景濂函电，这两期内容最专，可是读者反映均不佳。此后期刊每期大多偏重于某一历史问题，选辑几篇与此有关的价值较高的史料，其他篇幅则杂编各种史料。如此一来研究者可以各取所需，也可以从纵横各方面了解所研究的专题。此外，编辑部还将长篇资料或汇集多种同类性质的资料编为专刊。期刊篇幅有限，专刊则可不限篇幅。专刊最初排列总序号之列，如总24号《五四爱国运动资料》、总25号《辛亥革命资料》，后改为单列“近代史资料专刊”序列，如《义和团资料》《太平天国资料》，均汇辑同一主题的资料，可与期刊互为补充。《近代史资料》也密切呼应现实，如为满足对美国、台湾斗争的需要，1954年第3期为台湾问题专辑，主体内容为《台湾问题资料辑录》，由近代史所研究人员丁原英、张振鹤、王仲、何重仁、王来棣、罗超、刘明逵、单斌合作编纂，辑录自1945年至1950年有关台湾问题的资料。总篇幅达150页，占全部刊物的近3/4。其史料来源主要包括近代史所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东北日报》《光明日报》，香港《华商报》《文汇报》，香港、重庆、上海、天津的《大公报》，及其他书刊。此外还有卿汝楫编纂的《甲午战争以前美国侵略台湾的资料辑要》。近代史所在建所初期曾因研究成果难孚众望而受到外界批评，但其在近代史料整理编纂方面的卓著成绩，充分彰显出在全国近代史学界的中心地位，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1956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第9次青年汉学家会议上，北京大学张芝联报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发展”，主要所谈即为近代史研究所着力推进的近代史资料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近代史资料》也得到海外学界高度关注。据章伯锋回忆：“《近代史资料》从创刊就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极为重视，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只要资料一出版，国外就有翻译[印]本，日本这么搞，欧美也这样搞，具体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但我听当时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讲，如果不影印，别人就翻印，因为当时大陆出版的刊物很少，因此这套书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重要的资料来源，大家都非常注意和重视。”正如《近代史资料》发刊词所言：该刊的创办，“是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热心历史科学、关心史料工作的同志们帮助之下实现的”，因而“特别希望收藏家提供所藏的资料、史实的身历者写出回忆、各个岗位上的工作者利用便利的条件进行一些有关的调查研究，使更多的重要史料能够逐步整理出来”。1963年9月的《<近代史资料>编辑方针和工作任务》明确提出，希望“通过编辑刊物来吸收史料，推动史料的整理和发掘工作”。《近代史资料》创刊后，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与热心支持，刊物也积极向有关机构和文化人士发函征集史料。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朱偰就曾收到近代史研究所征集《民报》及其增刊的信函；人们对于提供史料亦颇为热心，连陈伯达也送来其祖父写的三篇短文。《近代史资料》无疑发挥了近代史资料权威搜集中心及发表平台的作用。刊物与读者密切联系互动，注意虚心吸收读者意见，及时纠正错误。“在1960年前每期出版之后，都是把编辑校阅的结果和读者的指正，汇集在一起，制成勘误表附在下一期书中发行，以纠正字句的错误；并刊登‘更正’，以纠正其他比较复杂的错误。在这一步工作中，吸收读者的意见最为重要，因为编者知识有限，广大的读者智慧无穷，许多编者所不知校正或不能校正的问题，广大的读者群众却可以解决。”例如，创刊号所载资料《莱阳事迹实地调查报告书》据《帝国日报》整理，经李时岳“据原件（石印单行本）校订，发见颇有脱漏之处”；《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和《一九〇五年反美运动各地开会日表》得王重民、沈年润指出原文的错字；“时局图”题词得罗宗堂指出编者注释有错误。刊物都及时发表勘误表或订正说明，以免以讹传讹。三
《近代史资料》所刊载者多为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珍贵文献，嘉惠学林，功德无量。荣孟源与同人披沙拣金，编就数量如此丰富的近代史资料，其勤谨高效是不言而喻的。近代史所1954年年终总结中即特别提到：“‘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在一九五四年内共编辑了《近代史资料》四期（其中第一、二已出版，第三期已付印），并已广泛地与有关单位建立了联系，从各方面收集到史料七百余件。”1955年“完成近代史资料第二、三、四及五六年第一期的编辑工作，征集近代史资料四三三种，访问编写有关近代、现代史资料四种”。自1954年创刊，至1956年已出版11期。1957年起拟改为双月刊。1957年底，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讨论中提出：“……今年这一组除出六十多万字的双月刊外，还有《贵州辛亥革命记略》《【辛亥】革命先著记》《血浪》等增刊，和同盟会系统的期刊《云南杂志选辑》等，未刊字数共约一百五十万字。明年除出版双月刊外，还计划出版五四运动资料、《浙江潮》和《江苏》两种杂志的选辑、义和团运动档案选辑、太平天国资料等增刊与专刊，字数共约一百六十万字。将来条件许可时（人力、来稿条件），《近代史资料》由双月刊改为月刊，进一步再将每期字数逐步增加。目前主要问题是如何提高发表出来的稿件的质量，该组初步拟从选材、按语、注解各方面检查一下，总结经验，才能有所提高。”1958年近代史资料组提出编纂工作计划：“一、近代史资料双月刊约70万字。二、近代史资料单行本：甲、同盟会系统杂志《浙江潮》《江苏》选辑约70万字。乙、义和团运动档案选辑，从本所藏张之洞、李盛铎、张曾敭、梁敦彦、锡良、袁世凯等档案中选出，约30万字。丙、太平天国资料，这是期刊的投稿，按同类性质整理编成，约10万字。丁、五四运动资料，收集当时书报上的资料文件、回忆录等约20万字。戊、其他，期刊不能容纳的外稿，加以汇编，题未定，约20万字。”编辑工作也非一帆风顺。荣孟源曾在工作总结中提到：《近代史资料》的主要局限“是有些材料不敢选，所选材料又删节忒甚”。如创刊号本有《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因为信中牵连到陶孟和，“在第一次编委会上就抽下来了”。总第5号《五四爱国运动北京资料选录》中有《每周评论》第21号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活动》，被陈伯达指责为崇洋媚外，犯了原则性错误。此后《近代史资料》的发行、订阅增加了许多限制。甚至有人主张“选材只限于五四以前”，以避免犯错，荣孟源则坚持应选辑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资料。但此后工作中也愈加谨小慎微，有时不免过分删节。如编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时，将高岗的讲话全部删除。参议会议长的活动、发言不见了，史料集的文献价值大打折扣，也使人莫名其妙。荣孟源多年后对此事仍耿耿于怀。1957—1958年间，在近代史研究所的“鸣放”“整风补课”运动中，出现对《近代史资料》办刊方向与编辑工作的批评声音。有人指出编辑处理稿件不及时：“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以往经常积压稿件，有的积压两三年之久。等别人来信催才处理。这样使外面有意见。如张国淦张老就曾讲到他有些老朋友就对此不满意。”有人提出：“我感到我们编辑资料的方向是不够明确的，计划数字不小，但是编印出来有什么用，急需不急需，心中没有数。在编辑史料上怎样贯彻厚今的精神，怎样更密切的为政治服务，怎样和其他各方面配合，都认识不清。……因此我认为在编辑方面，有加强领导的必要，首先要从全面考虑，拟出选题计划，分出轻重缓急……”还有人提出：“《近代史资料》所刊的东西对近代史研究帮助不大，应改善该刊物，最好多登第一手资料。” “《近代史资料》方针不明确，发表的一些回忆录不能顶用，可发表些外文资料译文和本所收藏的资料如锡良奏稿之类。”从这些研究人员针对刊物采择稿件的方针标准的意见来看，可谓众说纷纭，也可见众口难调。1958年“史学革命”后，在“厚今薄古”的口号指引下，以1919—1949年为研究时限的“中国现代史”受到高度重视。有人提出：“我们关起门来在故纸堆中兜圈子，这些资料整理出来，究竟起多大作用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以为领导应全盘考虑资料编辑计划，在厚今薄古的精神应当把重点放在编辑现代史资料，编辑人员应抽出一部分人力下去做工厂、公社、革命根据地的调查工作。《近代史资料》也可考虑编辑方针，结合当前工农跃进形势，多登一些工厂、公社、革命根据地的调查资料。工具书组与近代史资料组可以合并，集中人力编辑有重点的现代史资料。《近代史资料》月刊可加强编委会，派少数人员编辑。”范文澜也特别强调，厚今薄古要开展的工作，“第一必须扩大和加强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并决定《近代史资料》自1959年起改为月刊，增加刊登现代史资料的篇幅。“史学革命”也使历史研究中的阶级观点被进一步强化。有人尖锐批评《近代史资料》偏离了阶级观点：“再看看我们的《近代史资料》吧！这个杂志长期以来存在着追求珍本秘笈的倾向。过去的计划中列了许多准备访问的旧军阀、官僚、资本家。偶然得到他们一篇未必可靠的回忆录便视如珍宝，急忙刊出。可是，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去采访工人们正在编写的自己生活和斗争的回忆。好象还没有看到准备这样作的计划。两种态度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这算是什么阶级观点呢？” 还有不少人主要针对主编荣孟源提出批评：“《近代史资料》内容琐碎，不大管用。这和右派分子荣孟源的领导有关。这是本所目前惟一的出版物，大家都应重视。”有人还批评时任副所长的刘大年“对所内的资料编辑工作实际上放弃了领导。对于在资料编辑工作中严重的为资料而资料的倾向视若无睹。《近代史资料》在整风补课后决定由定期出版改成不定期出版，本来是为了要更好地配合当前的政治斗争和研究工作，但由于这个工作的实际领导权竟落入右派分子荣孟源手中，事实上仍旧是过去的追求珍本秘笈和随意拼凑。……在所内某些工作组中，就党的领导来说，实际上还是‘死角’。例如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党在那里实际上没有领导权，右派分子荣孟源实际上仍然在这个组内挂帅”。面对这种尖锐批评，荣孟源及编辑组同人承受了巨大压力。《近代史资料》1960年一度停刊，1961年在聂崇岐主持下复刊，但“原有投稿人多已断绝联系”，稿源大受影响。1963年9月，荣孟源等提出：“为了办好刊物，必须大力开辟稿源。拟定组稿办法如下：1.与全国各地收藏资料丰富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高等院校历史系、有关研究机构等建立固定的合作关系，主要是利用这些单位的人力，在当时深入发掘和搜集史料，为本刊开辟稿源基地。2.今后每年应有目的有准备地派人到外地去组稿，与有关合作单位交流情况，加强联系。3.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建立联系，通过政协系统发掘和征集史料。”并计划成立《近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以“保证《近代史资料》编辑方针的贯彻执行；决定每期所要刊登的稿件；提出改进业务工作的意见。”四
中国近代史学科与现实政治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近代史资料的整理编纂也不可避免涉及阶级立场与观点问题。荣孟源1950年即发表《史料的阶级性》一文，特别强调，史料文字优劣、修辞工拙均属次要，而行文用字的阶级观点则需详加辨别，特别要注意反动阶级通过修辞来歪曲史实，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处理史料。金毓黻表示：“我们整理史料是把革命史料和反革命加以分别的，就是把整理的重点放在革命史料的部分上，也就是放在从事生产的工农劳动人民的身上。”但也仍然主张既要以革命史料为主，“也要和反革命史料加以严密的配合，如此分外显得人民革命史料的重要性，更不至于把革命史料陷于单调”。陈恭禄虽也提出“当认识史实的阶级性”，却仍受到尖锐批评：“只推崇封建朝廷的公文档案，轻视人民革命的史料；只推崇反动官僚的文集、日记、年谱等等，而忽视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史诗纪实”，“充分暴露了作者的资产阶级反动史观”。《近代史资料》对资料的取舍，既充分考虑史料价值，也尤为注重阶级立场。其《编辑凡例》明确提出：“一、选辑较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及经过初步整理的史料性的文章，供历史科学工作者参考。二、编次分为原始资料和整理史料的文章两部分，各按所述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排列。三、原始资料，不拘正文或原注，均酌量选录或删节，但不作内容和文字上的改动。四、编者在每篇资料之前酌加按语，说明其来源、原作者立场与参考时应注意之处。五、资料中难免有叙事失实、观点错误之处，反动统治阶级的言词更有污蔑人民和歪曲事实之处，编者均酌加注释。”唯物史观将劳动人民视为历史的主人，着力突显历史上下层民众的历史作用，历史研究的主体立场与价值取向也因之发生根本改变。在这一理念与取向的指引之下，史学研究眼光下移，撰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得到诸多研究者的衷心服膺，中国近代史学科也呈现出与民国时期迥然不同的面貌。与此相应，研究者的史料眼光也相应发生变化。由于劳动人民缺少话语权，不能为自己发声，在历史上本属失语的群体，关于下层民众的历史往往仅留下由统治精英所记录的史料。对于这些史料，《近代史资料》自然作为关注重点着力发掘，并以“酌加注释”的方式予以处理。与此同时，在获取、挖掘史料上也力图另辟蹊径，特别重视实地调查访谈史料。《近代史资料》1954年创刊号即发表《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莱阳事迹实地调查报告书》等历史调查资料，重视历史调查史料的导向可见一斑。范文澜向来重视历史调查，对于彝族学者刘尧汉利用历史调查资料撰写的文章，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着力推介：“我认为这篇稿子的妙处，正在于所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几无史籍可稽’”；并将调查所得史料形象比喻为“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荣孟源对历史调查也相当重视，明确提出：“访问现在的老人，请他回忆往事，搜集和保存近代史料，正是史料工作的当前任务”。“古代史上的问题固然还有需要调查者，而近代史上的问题需要调查者更多。因为许多亲历其事的人还健在，或者亲闻其父祖的叙述、传闻，尚少失实；许多历史遗迹和遗物还完整、或者破坏不多。所以越是尽早调查，收获会越大。调查近代史料，又是史料工作的当前任务。”他也积极投身历史调查实践，50年代调查访问过参加公车上书的人、乞丐头目、帮会头目等。他与张振鹤赴长阳县调查，在《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发表《长阳人民革命资料调查记》。调查访谈资料一直是《近代史资料》选择取材的重要内容。初步统计，1954—1958年间，《近代史资料》刊载有关辛亥革命的调查口述、回忆录达35篇。清代哀牢山区以李文学为首的农民起义，以彝族为主体并有汉、白、哈尼、傈僳、傣、苗等民族参加，声势颇大，历时23年，却不见于正史记载。刘尧汉对哀牢山区11县先后进行4次实地调查，才将之发掘出来。调查材料以《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史料》（《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调查记录》（《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3期）、《云南哀牢山彝族反清斗争调查记录补》（《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为题发表后，引起近代史学界高度关注。历史调查具有时效性，时过境迁之后，这些调查访谈也无法复制，调查所得史料更体现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结语
中国近代史学科萌生于20世纪2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获得学术与政治的双重驱动力，近代史学科地位空前跃升，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近代史学科体系也经由草创而不断发展。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化历程中，我们不能仅关注那些著作和论文，也应特别关注史料发掘整理工作。如果没有大量关于民众反帝反封建的史料被发掘整理、编纂出版，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就不免成为空中楼阁。简单说“史学只是史料学”可能过于激进和绝对，但史料整理本身亦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环节，史料也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论题，深刻影响研究的方法路向、论著的主体内容，可以并不夸张地说，《近代史资料》一定程度上型塑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初创时期的基本格局。（来源：近代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