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惟一
（Michael Loewe，1922.11.2—2025.1.1）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鲁惟一近日辞世，享年103岁。
鲁惟一于1922年11月2日出生在英国牛津的一个卓越的盎格鲁-犹太裔家族。鲁惟一的曾祖父路易·罗意威（1809—1888）是来自普鲁士王国西里西亚地区的一位东方学和神学教授，后移居英国，并成为英国著名犹太裔商人、金融家、慈善家摩西·蒙蒂菲奥里的私人秘书。鲁惟一的父亲赫尔伯特·罗意威是一位闪米特语教授，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他的母亲艾瑟尔·维多利亚·海姆森是英国官员、历史学家阿尔伯特·海姆森的妹妹。他的哥哥拉斐尔·罗意威（1919—2011）与其父志业相同，也研习闪米特语，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希伯来语和犹太学教授。鲁惟一的妻子卡门·布莱克是一位日本语学者。
鲁惟一中学时就读于剑桥的德佩斯学校，后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鲁惟一被分配到在奥斯瓦尔德·塔克海军上尉开办的贝德福德日本语密训学校学习日语。他于1942年2月起成为第一期学员，课程为期五个月，结束后又接受了一系列密码学培训。鲁惟一在学成后被派往布莱切利公园，在海军部工作至战争结束。他在业余时间还学习了中文。1947年，鲁惟一曾在北京生活了六个月，在此期间他对古汉语和中国历史发生了兴趣。回国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并于1951年获汉语一级荣誉学士学位。1956年，他离开政府机构，在伦敦大学担任远东历史讲师。1963年，鲁惟一获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授予的博士学位，随后他开始在剑桥大学任教直至1990年退休，任职期间他一直专注于在学术和研究。他是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院士。2021年，荣获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作为西方历史学家，你觉得研究中国历史有哪些方法？又有哪些困难？（孙继成访谈提问）
鲁惟一：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首先，每个历史学家都在历史研究中设定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和学术问题，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历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结果就会出现很大差异。其次，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会慎重地选择自己所关注的时代、地域、主题、时间或者人物，无论他是不是愿意接受“比较文化学者”这一称号，其实他都在进行着比较研究的工作。在比较研究中，他们都会受到很多基本要素带来的限制：如果比较研究被限定在一个较小的、易被界定出来的独特历史事件之中，那么这类比较研究很可能是最有效的；在宏观范围内，运用比较方法的最著名例子就是“李约瑟难题”。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像“李约瑟之问”这类问题就很难得到一个彻底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选择一个介于这两者之间、中等难度的研究主题来进行比较研究，也许会取得较大的收获，并且还有希望得出一个有效而又合理的普适结论。再次，就是对于历史资源的使用。在甄别和评估史料时，鉴别哪些内容是被后人添加进去的，这才是最有必要的研究；要注意将这些添加内容与编纂者最初所写的文本区分开来。最后，就是批判的方法。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学者运用批判的方式来对待这些历史记录；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也许会从检视历史著作的写作动机开始研究，然后检视其中存在的偏见，进而确定现在人们所看到的物质证据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对史料本身所进行的文本批评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步骤。
至于说到研究困难，西方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正史中所提供的信息也许并不完整，或许正史并不是它所记述的那个时代必要的参考文献。例如《新唐书》中就没有关注佛教的论述，而对佛教的关注在其他资料中却到处可见。历史学家还都面临着一个特别而又普遍的困境：也就是他们会忍不住把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假设和思想置入过去的某个时代中去。另外，中国的历史学家对汉语史料及其相关事实的娴熟，也是西方历史学家所无法达到的。由于无力运用如此丰富的信息资源，西方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分析他们所知道的文献，尝试理解与此相关的问题，他们会做编年笔记，尝试在时间的长河中去发现问题的发展与变化，并且研究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的偶然所致或有意所为。
你对西方历史学家未来的汉学研究有何看法？也请您总结一下自己的治学心得。（孙继成访谈提问）
鲁惟一：西方历史学家可以承担研究中国文明特征的出现、增长、变化过程的历史任务。他们可以将更多的中国文化特征与其他文化特征进行比较；另外，中西方历史学家都倾向于研究持续时间较长的王朝，如对汉、唐、宋、明、清的研究，而较少关注那些持续时间相对短暂的王朝，如秦、晋、隋或者元朝。同样也不太关注那些没有一个中央控制的分裂时期，其实，加深研究这些分裂的历史时期也许会有更高的研究回报，也可能更有意义。在中国撰写历史的传统方式中，有一些基本原则限制了人们对那些短命王朝成就的正确评价。这主要是因为后代的历史撰写者已经将这些短命王朝的统治实践描写得没有借鉴价值。然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也许正是这些短命王朝促成了中国历史实践中的一些重要变化，而随后的政权只不过更有能力以更加持久的方式发展了这类思想，并且将之拓展到更广范围。
至于我自己，我觉得历史学者都肩负着两种不同的使命，一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出版学术著作，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为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提供借鉴；二是面向大众，引领他们对自己的研究话题产生兴趣，为普通大众的知识普及做好引领。多年来，我自己关于秦汉史的研究都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早期历史，让更多的专家和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早期古代史，以便给他们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文化视角，进而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在治学过程中，我认为一个学者的学术自觉和学术担当非常重要，它可以让你远离学术功利化的诱惑，也可让你更加安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其研究领域为中国先秦史、秦汉史等。代表作有：
《汉代行政记录》（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1967），
《汉代的危机与冲突》（Crisis and Conflict in Han China, 1974），
《天堂之路：中国长生之道研究》（Ways to Paradise: 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 1978），
《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Chinese Ideas of Life and Death: Faith, Myth and Reason in the Han Period, 1982），
《汉帝国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1988），
《汉代的占卜、神话和君主制》（Divination, Mythology and Monarchy in Han China, 1994），
《秦、汉、新朝历代人物传记辞典》（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Qin, Former Han and Xin Dynasties, 2000），
《董仲舒：“儒家”遗产与〈春秋繁露〉》（Dong Zhongshu, a ‘Confucian’ heritage and the Chunqiu fanlu, 2011）。
主编有：
《剑桥中国秦汉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I: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B.C.221-A.D.220, 1986），
《中国古代典籍导读》（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1994），
《剑桥中国上古史：从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1999），
《中华早期帝国：秦汉史的重估》（China's Early Empires: A Re-appraisal,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