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院博士生!发表《世界社会科学》,该刊被多校认定权威期刊

文摘   2024-12-17 00:01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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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原标题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阐释、生成逻辑及实践进路》;

作者简介:宋冠澎,绥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研究生;于钦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Study of  Marxism Theory

精彩






学者简介





宋冠澎(1989),男,江苏连云港人,绥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




内容提要:新时期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问题、新挑战、新转换,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实践进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基于此,这就需要在强化中华文明主体性地位的同时,合理处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明间的关系,在吸收以往优秀成果的同时,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形态建设。为此,必须坚定地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明的理论与实践方向,以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为实践进路的根本遵循,致力于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关键词:文化;现代化;文明;文明形态;逻辑进路









一、引言


人类文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演进阶段与样式。自近代以来,形成了以启蒙、理性、主体性、世俗化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形态,这一文明形态影响深远,长期以来占据着主流甚至独尊地位。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开启了现代意义上文明理解的新范式,打破了西方一元中心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的新成就,对现代文明模式的新探索也日益引起国内外关注。这种文明样式的新探索,打破了现代文明的西方化、唯一化模式,进而系统提出、探索并实践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样式。这种文明样式并非是向壁虚构的产物,而是以主动姿态探索中华文明的结果。并以此为基础,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新时代所实践与探索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展开,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价值遵循。中华现代文明样式的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同时,也在全球化进程中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主、文化自强、文化自信。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阐释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联通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文明发展新样态,是蕴含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国化时代化的自主知识新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新成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刻揭示了文化、现代化与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发挥文化的基础性作用,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为现代文明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和精神动力;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立足国情,引领并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代化发展,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丰富和发展文明新内涵;塑造一个既传承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又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文明发展趋势的新型文明形态。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唯一具有进步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现代文明

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即是一部人类文明的进步史。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古拉丁文“civis”和“civilis”,它的词根是“civil”,其本义是城市居民 。在古罗马时期,城市居民拥有相比于异乡人更多政治权利和接受文化的机会。因此“城市居民”在词义历史发展中引申为“文明”,代表着一种更为进步的社会样态。汤因比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认为文明是一种超越政治实体的进步社会状态,应“以文明为单位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来观看历史,将国家视为文明生命中一些从属和短暂的政治现象,因为国家会在文明之中出现又消失。” 这种观点强调了文明作为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宏大叙事,其连续性和发展性是历史演进的关键力量,正如西方文明对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摩尔根从人类社会的角度,认为“氏族的消亡与有组织的乡区的兴起,大体上可以作为野蛮世界与文明世界的分界线”  强调文明是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主要划分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对摩尔根的思想进行了吸收与转化,从更宏阔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溯源人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揭示人类文明的趋势与走向。在反复探究、对比中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聚焦人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物质实践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人类的文明形态并非单一,而是多样的、进步的。马克斯•韦伯从资本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从人类历史中脱胎出来的一个巨人,才迈开了它的历史脚步,走上了发展、成熟的道路。” 即资本主义文明作为新的文明形态以更高的社会理想实现文明的发展与迭代。在马克思视野中,西方文明主要是由掠夺型文明演化而来的现代文明,既是虚伪的文明,更是“粗陋野蛮之中的文明” 。反观中华文明,提倡的是包容和吸收。在中国古籍文献中,“文”意为文采,与“野”相对;“明”象征光明,与“暗”相异。可见,中华“文明”概念蕴含着启蒙、转化的进步意义,通过文明彰显德行与实施教化。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而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转化,体现了中国哲学中朴素的辩证思维,即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的进步性。

应当肯定,以资本主义为内核的西方现代文明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从民族发展视角来看,西方现代文明并非是一个由多民族统一构成的实体文明,而是一个包含诸多相似特征的国家、社会群体等共同参与塑造的文明形态集合。这意味着,文明的发展性与连续性并非单一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多元、复杂且不断演变的历史现象。中华文明不仅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展现了其深邃的进步性,更以其连续性特质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罗素认为“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一个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中华文明也在世代传承中得以发扬,形成了一个未曾中断的文明脉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国家形态连续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展现了自我发展、应对挑战、开创新局的能力,家国意识构成了其深厚的根基,民族精神则是其生生不息的动力。这条清晰而延绵的文明脉络在历史的积累中繁荣兴盛,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必须坚持自己的特色。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必须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时代特征和制度优势,推动中华文明向现代形态的辉煌转变。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行于“中国与世界”双重历史坐标中

学界对文明内涵的理解一般有两种:其一,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文明被视为人类智慧生命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成果,包括了人类历史由低级文明向高级文明进化的过程中所有有助于认识、适应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发明创造,以及推动生命价值实现的人文精神。其二,从全球文明多样性的认识出发,文明被定义为“包含特定基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综合体” 。文明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不均等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文明。这种观点特别强调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包容与共存,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关键动力。以上两种理解分别从历史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反映了文明在纵向时间上的成长属性和在横向空间上的交互属性,共同构建了联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文明时空坐标系。

人类文明总体上表现为地域性或民族性文明差异与多样性的统一。文明发展各阶段皆凸显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改造能力,以及社会组织和文化形态的演变。不同地域或民族的文明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上交织成一幅复杂多样的图谱,既展现出文明共性,又彰显出各自特色,共同绘制出人类文明的多彩画卷。然而,西方自诩“最高等级的文明”,肆无忌惮的对待其他非西民族,很多“非西文明”都因此消失。按照西方历史叙事,这是文明战胜野蛮,乃至提出“文明扩散论”,似乎西方不仅无过、反而有功。因此,在“西方”“世界”不同语境的解读下,西方文明所扮演角色的身份是冲突的、矛盾的。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开放包容,具有向内聚合的特点,倡导交流互鉴,尊重并学习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在“中国与世界”双重历史坐标中并行不悖。时至今日,中华文明已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代表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在生产、生活、思想和交往等方面的全面样态,更展现出对目前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及其话语体系的深刻反思与积极重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在历史赓续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高度重视文明自身积累与传承。“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充分体现了民族文化特质与现代化发展路径的有机统一,内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色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外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质与现代文明的普遍性特征,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批判与建构的统一以及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汇。这使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涵盖丰富的科学内涵——协调发展的整体性文明、推陈出新的现代性文明、多元共存的民族性文明及共筑和平的世界性文明。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共生与共存”双重语境特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基本立场,推动人类文明在和平中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聚集起强大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源于其自古以来对和平的崇尚由此衍生出的“和合”思想。自农耕时代,中华民族意识到气候、雨水、土壤等自然条件“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 ,遂催生了“天人相应”的人与自然之间和平共生思想。随着历史朝代更迭,发展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人与人之间、本邦与外邦之间和平共存的文明思想主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赋予了中华文明和平观念以现实价值和世界意义。其中,“共生并进”“交通成和”“保合太和”等思想的形成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内嵌和平性的基础上,构建文明交往交流的世界文明图景,推动人类文明走向了新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了高度的文明自觉和文明自信,强调了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平等相待、和谐共存,展现了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与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交流互鉴对于世界文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意味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求同存异、多元共存、携手共进,是推动世界国家和各个民族文明发展的必然之举。” 与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华文明始终坚守多元共存的理念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在碰撞与交流中的相互辉映与创新发展。一方面,中华文明深蕴各民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理念。从“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再到“兼收并蓄”无不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多元共存理念的文明内核。另一方面,推动实现世界各国家和民族多元文化格局,促使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繁荣共生,赋予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各民族文化发展多元共存的时代要求。

(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一个多维立体的文明整体

“文明的生命力、影响力与文明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密切相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系由物质、政治、精神、社会和生态五个维度共同构建,五位一体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完整架构。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要基础。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丰富的物质实践与更迭的生产方式确实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变迁。

然而与西方文明建立在掠夺、侵略的基础上所构建的文明整体性不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调的整体性,体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物质文明作为基础,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相关,不仅要求经济增长,更要求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文明体系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生产条件;政治文明为文明体系的完整性提供了保障,通过法治和民主机制,确保社会公正和秩序,建立更加公正、透明的政治体系,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辅相成,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积极成果,只有提高民族的道德素质和文化素养,才能提升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社会文明与人类的利益密切相关,须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生态文明反映了整体性文明体系的外部环境,要求保护自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可持续的环境支撑。

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选择。这种协调发展不仅体现在国内,也体现在国际交往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明的有益成果,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致力于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历史、文化交流,积极推动全球协作与治理,促进世界各国成为权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共同体。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跨越历史长河、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复杂过程。要“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就要立足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基点,在不脱离人类文明历史底蕴的前提下筑牢民族文明的主体性,在不背离人民立场的现实基础上遵循现代文明的演进规律。这既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独有的生成特质,也是其拥有自主话语体系诠释和独特现代性阐释的逻辑前提。

(一)在历史与现实双重视角下解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首次提出了轰动世界的“文明冲突理论”。他特别指出:“儒家文明”可能会和其他非西文明联合起来对抗“西方文明”,从而形成一种“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局面。亨廷顿将儒家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在概念属性上混同起来,对“文明”的定义更接近于宗教,将儒家文明视为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主要挑战者,强调“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 这种“文明冲突理论”充满了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普世性”预设,反映了一种先入为主的西方观念。这说明,在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中,常常放大文明间的差异,过分强调文明间的对立与冲突,刻意忽略文明间交流、互鉴、合作与融合的特点,未能全面地认识到人类文明之间复杂而多维的交互关系,以及这些交互关系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文明从历史向现实的跨越依赖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文明类型在“社会——历史”互构逻辑中生成,依循生产方式的演进而具有历时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分工理论阐释人类历史所有制演进路径,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了人类文明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发展的同向同构的规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人类文明形态随生产方式的更替而历史性演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进程中被提出、被规定、被形塑和被承认。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不同文明演进的共时性特征得以突显。这一转变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昭示了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证明,世界历史的趋势已经形成,不同文明在同一历史平面上的交流互鉴开创了世界文明的新格局,这种转变外在地要求了中华民族要自觉应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因此,探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立足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基点,既须在不脱离历史底蕴的前提下筑牢民族文明的主体性,更须在不背离现实的基础上遵循现代文明的演进规律,以大历史观的远瞻视角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以大时代观的宽广视野勘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方位。捕捉历史与现实在文明场域下的平衡点,解读“文化”“现代化”“文明”间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关系,把握三者共同作用形成的历史张力。

(二)在自主话语体系下解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

解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首先要在自主话语体系下阐释其生成的历史必然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指由中华民族主体在现代世界的时空范围内所形成的文明体系和所创造出的文明进步成果。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这种区别鲜明地体现在文明的生成逻辑与历史背景。西方现代文明在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中逐渐生成。在脱离中世纪信仰社会的过程中,欧洲社会出现了世俗化潮流。人文主义的兴起将人的追求从宗教转向现实世界和世俗生活,启蒙运动创造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观念,将人文主义概念化融入现代话语体系,并形成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伴随资本在全球的快速积累,西方现代文明也在世界范围内强势传播和扩散。

与西方文明随资本主义扩展而迅速扩散相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是长期积累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的创造与积累,形成了完整的文明脉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就是中国民族特色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探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历史必然性,必先建立起贯穿“古代中国”“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的历史连续向度。通过对中华文明历史的整体性理解,把握中华文明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发展轴线。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根本就在于中华文明以史为本,把历史当作“不断生长的开放经验” 。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文化底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中华文明赋予现代内涵,两者密切相连、不可分割。

(三)在现代化语境下解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

学者普遍认为,17世纪是现代社会结构的起源,18世纪是现代化进程在西欧的扩散和西方核心地域社会的现代转型,而19世纪则是全球化展开和经济自由主义风行背景下的现代化拓展,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结构发生异化、弊病开始呈现的时期 。西方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孕育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性演化理论。这一理论以个人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精神内核,由“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理念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科技创新、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扩张、世俗化和城市化,以及基于个人权利的民主政治等核心要素所共同构成” ,塑造出一种以自由个人主义和普遍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文明精神。西方现代文明的形成和演进,可以概括为一种在地缘政治扩张和科技革命中孕育出的文明形态。其发展得益于欧洲内部市场的繁荣和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以及欧美国家在民主政治和世俗化运动方面的成功。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崛起,对全球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统的现代化模式有其无法摆脱的矛盾,一种力图完善乃至超越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的想象和尝试日益强烈——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替代性方案的代表。世界进入全球化后,中国结合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条件,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独特现代化发展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初步提出建设“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反思历史经验,汲取正面成就,总结反面教训,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的全新命题,明确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历史性地开辟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标志着国家发展的战略规划和长远愿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望,确认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精准步骤和具体路径。


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进路


“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中华民族在继承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寻求创新和变革,正以崭新的面貌重塑其文明的内涵。鉴于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哲学基础、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以及社会现实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遵循一条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以“突出特性”筑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内核

文明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指标,通常与国家或民族的经济成就紧密相关。在历史的长河中,经济实力的强弱往往被用作评价一个文明先进与否的标准。西方文明,借助其先发优势,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期的生产力总和加起来还要多、还要大” 的生产力,长期占据着世界的主导地位,东方文明一度被称为一种非主流文明。在“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看来“尽管世界政治有短期的起伏兴衰,民主理想仍具有巨大无比的力量……纵然我们会质疑要多久之后全人类才能抵达那个终点,但我们不应怀疑某种社会形态就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 福山错误论断人类历史最终必然走向西方文明。然而以理念来论证理念,以伪证来证实伪证的“历史终结论”,不仅无法预言历史,人类文明也无法竞相终结。新时代十年,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头号引擎。与西方“先发原生性”模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后发性”特征。其发展动力深受全球化影响的同时,也深受本土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内源性驱动。这种特征反映了对“文明”概念深层次的诠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演进的客观过程,通过技术革新、社会变迁和文化交融得以实证;作为一个主观建构的概念体系,通过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得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与“文明”概念,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辩证统一,揭示了文明作为一种综合社会现象,既是长期积累的历史过程,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发展特征的差异,归根结底是对“文明”的差异化解读。西方文明惯以经济实力的强弱作为衡量文明优劣的标准,其历史发展始终贯穿着“竞争”这一核心概念。中华文明则遵循“和谐”与“共生”的理念,强调对文明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尊重,将“和为贵”作为其核心价值的体现。

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过程中,不仅承续了其独特的文化特色,更赋予了其新的时代意义。这种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及和平性,贯穿于历史的长河,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文化基因。中华文明倡导的集体主义、和谐共处以及重视社会整体利益的理念,在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中华民族在面对各种挑战时,更倾向于通过内部的协调合作以及长远的规划来应对,展现出一种与中华文明核心特性相一致的战略性思维。换言之,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核。从精神内核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于集中概括了中华民族特有精神追求、道德准则、价值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积极元素及其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特有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是中华民族突出特性的标识化、特色化表达,体现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从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看,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始终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姿态,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宏伟气度,使历史中国与时代中国始终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符合人类文明总体演进的大逻辑和大趋势。“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以打破西方中心论主导的文化霸权话语体系,更深入地拓展本土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空间。

(二)以“两个结合”夯实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基础

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推动着我们从民族历史迈向世界历史的舞台,经济全球化也随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经历了早期的殖民扩张与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平行市场阶段之后,我们迎来了第三次全球化的浪潮。新的经济全球化肇始于二十世纪中期的信息革命,在互联网催化下愈发加速,不断推动着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与演变。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内在缺陷逐渐显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引擎。这一转变,标志着国际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预示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来临。在大变局背景下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具有现代化特征的民族文明之路,是当今时代文化领域乃至战略全局亟需解答的时代课题,这要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的原则,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发展。

“第一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的革命理论,成为引领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中国共产党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渐探寻到中华文明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不断推动理论与时俱进,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引。在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这意味着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必须紧密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和社会主要矛盾,确定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发展道路。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课题相结合,不断创新科学理论,从而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实现文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

“第二个结合”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文化条件。文明的构建不仅涉及经济和技术的物质层面,也涵盖了文化和思想的精神文明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精神财富,其深邃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与社会发展的需求高度契合,展现出卓越的适应性和融合性。然而,文化的高度融合往往伴随着思想上的守旧与封闭,这就需要通过“第二个结合”来实现守正创新,重新唤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认知。肩负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文化使命,我们必将引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之风,开拓我们的视野,以博大的胸怀拥抱文化的多样性。这一使命要求我们不仅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更要超越传统思维的框架,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激活和创新这一丰富的文化遗产。通过“第二个结合”实现思想上的解放,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延伸巩固了主体自觉性,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三)明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路线图”与“任务书”

随着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迎来划时代的转变,标志着中华民族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伟大跃迁,预示着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双线并行,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明对话与互鉴。这一历史性的变革,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实践主题——从过去的仰视走向了平视,从单向度的学习迈向了多维度的把握,从盲目的信仰转变为批判性的审视。在这一背景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必须树立新的目标,遵循新的原则,采取创新的方法和措施,以适应东西方文明的本质性差异。在物质文明的构建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超越了西方文明单纯追求扩张的逻辑,遵循生产力变革的客观规律,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反映了对社会、经济、生态、文化的全局考虑,体现了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深远思考,试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索一条既符合自身国情,又能够为全球发展提供新思路、新道路。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摒弃资本主义物化逻辑,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经济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结合,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结合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新形态。

双线并行的现实格局,内在地规定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进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文化自信提供民族精神独立的基础,是对文化价值功能的坚定信念和深度认同,“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是能够在人类文明的多变环境中保持独立和前行的力量;开放包容拓展民族文明的容纳边界,诠释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求同存异的价值观念,展现了中华文明稳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强大底气;守正创新是赓续历史文脉,衔接传统与现代的必要途径,守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求创新,以防止固步自封和保守僵化的局面发生。有效的创新,需建立在守正的基础之上,注入新的活力,方可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也是对守正的最佳实践。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机的整体的方法论,不仅体现了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南。

历史和现实均已昭示,孤立无援的文明往往难以避免衰退的命运。马克思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 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正是因为它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着广泛的交流与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 踏在新的历史征程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在开放中赓续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在包容中补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之钙。正如历史沿革与现代需求的交融,“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所体现的原则,需推动文化进步以开辟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深远的文明理解,构建一个涵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全新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网络,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明观念传播到全球,明确中华文明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独特角色,从而推动全球文明秩序的进步发展。


五、结语


在文明内涵、生成与实践进路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展现出各自的特色与差异,反映了各自独特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然而,文明大道,殊途同归,在全球共同挑战面前,不同文明都在寻求增进人类福祉和社会进步的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它们在追求共同目标上的相似性。在比较文明的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守中国特色与历史大势,致力于打破西方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垄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在当代的延续与创新,有效推动了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体现了从“资本至上”跃升为“人民至上”的文明发展逻辑,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文明狭隘性的扬弃与超越,展现了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和对人类文明共融性的贡献,致力于构建一个协调发展、多元共存、和平共生的文明体系。

展望未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守文化自信,拓展文明交流互鉴的广度与深度,推动文明的创新性发展。我们应在继承中寻求创新,在开放中实现融合,在守正中探索新知,不断激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活力,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将超越“文明的悖论”的道路陷阱,推动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兼容并蓄中不断衍生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卓越的贡献,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新形态,开启世界文明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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