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长江学者+马工程首席专家+博雅青年学者+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本来就突出强调了作为中国具体实际一部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这个基础上使用“第二个结合”的表达，而且将其定位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无疑是进一步突出强调。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第二个结合”在何种意义上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针对的是什么样的思想，要求打破什么样的观念束缚，有哪些方面的具体要求？这些问题在国内学界已经得到关注，也有一些理论成果出现，但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思考、作出针对性的回答依然有重要价值。

一、“第二个结合”何以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要想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先要搞明白什么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意味着什么？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要求厘清思想解放的对象、内容和范围，是在哪个方面、哪个意义上的思想解放，与以往我们党所讲的思想解放有何不同。”[2]“又一次”本来就说明，在这之前至少有一次甚至多次的思想解放，问题是，什么样的命题才能称得上是思想解放的命题，之前我们已经提出了哪些可以称得上是思想解放的命题？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能够被称为思想解放的命题，第一个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这个命题针对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这种观念认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救国救民的真理，那就应该把这一真理贯彻到底，不打折扣地践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观点主张，坚决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学习苏联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一次思想解放。这一次思想解放，整体上是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起到的作用是打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真理，不能认为不顾具体实际地贯彻就能发挥它的作用、就能改变中国，要坚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认识到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就是发展，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另一个称得上是思想解放的命题，涉及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有一段时期，国内外舆论界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只要搞市场经济，肯定就不是社会主义。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束缚之下，在大家都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情况之下，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是一次思想解放。这一次思想解放，整体上是如何科学对待社会主义的问题，起到的作用是从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中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理解至少这样两次思想解放命题的基础上，我们就能更好地领会到底什么是思想解放、实现思想解放多么不容易。能够被称得上是思想解放的命题，一定是帮助当时的人们从某种理论的教条中、从某种观念的桎梏中、从某种僵化的思维中解放出来。思想解放，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是思想获得解放，而是人获得解放，是人从某种已经形成的理论或思想中解放出来，摆脱已经根深蒂固的想法与观念的制约。无论是理论、思想本身，还是思维、观念本身，在特定阶段并不代表就是错误的，反而往往是正确的、被广为认同的、实实在在发挥作用的，只是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这种理论、观念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与时俱进，因此导致固化、僵化，成为阻碍人们积极行动的观念牢笼。

之所以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一定是因为它要使人们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关系的模糊的或僵化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可能会有很多人认为，在这方面不是早就已经形成了科学的认识、实现思想解放了吗？不是早就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了吗？不是早就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结论了吗？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的关系不是早就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而有定论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提又一次思想解放，在当今社会还有什么现实针对性呢？“‘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命题在今天之所以被提出，之所以被学界认同，肯定是有指向性的。

但我们会遭遇的现实问题是，在某些问题上，从理论上已经改变了想法，在表达上已经改变了说法，但思维观念深处还是不自觉地停留在某个阶段，还是固守某种不合时宜的观点、不去反思自己的观念，这才是思想解放的强大对手。“‘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命题要解决的是“理论上已经基本解放、思想观念深处还没有真正解放”的问题，针对的是“形式上已经认同、但内心深处尚未根本改变”的观念。这也就是说，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方面，道理上已经讲通了，学理上已经确认了，社会上已经形成了正确的理论观点，只是这些观点在广大社会成员的头脑中还没有根本确立，在其内心和思想深处还没有被真正接受和认同。鉴于此，我们不能仅仅落脚到认同这个命题和阐释这个命题的重要性，还要认识到它的指向和要求是什么，社会上还存在着哪些在思想观念上尚未解放的问题，对此应该牢固树立什么样的思想观念。

二、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仍需思想解放的观念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先要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进一步推进思想解放。可以这么理解，这一次思想解放根本上是要在明确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地位的基础上，形成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观念，它不仅要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思想宝库，避免对它的不客观甚至是贬低式评价，还要确认其有时代性、世界性的一面，即具有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现在基本形成的共识是，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有糟粕，有优秀的东西也有不优秀的东西，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社会上，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当下还是存在着一些需要改变的观念，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观念，认为传统的就等于非现代的、前现代的，只要一听到传统文化，就马上和非现代、前现代挂上钩，进而认为这种“古”的文化总体上是跟不上时代的，虽然有价值有意义，但不能直接应用于“今”，不能直接应用到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借助于现代文化形态对其改造才能使其得到传承和发展。还有看似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种主张，认定只有传统文化才是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药方，当今社会之所以道德缺失、价值失序甚至人情冷漠，恰恰是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弘扬的结果，只有寄希望于传统文化的复归，才有可能实现良善社会的重建。之所以说这两种观念看似相对立，是因为它们本质上有共同点，但实际上都将传统等同于过去、古代，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立起来。

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蕴，就应反对人为制造传统与现代的割裂。正如有研究者所提出的：“‘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更是对过去传统和现代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的解放，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思想解放，将传统文化看成是宝库而非包袱，才能从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根据时代寻求未来创新的资源。”[3]传统文化不一定都是非现代的、前现代的文化，可以说，腐朽的、没落的传统文化不是现代的、是前现代的，但必须说，优秀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有现代的一面，就应该成为现代的。传统文化是历史积淀和人类传承的成果，从起始点来说确实是过去，但有些文化一直传承到今天，早就融入现代社会中，融入现代人的观念中，本身早就具有了“现代”性。我们不能认为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存在一道无法突破的“楚河汉界”，应该看到传统文化有通向现代文化的“天然索道”。而且，要解决现代社会问题，不可能依靠传统文化的复归，只能依靠本身就具有现代因子的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独立性、主体性、现代性，它不需要借助于现代文化形态实现现代化也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

第二个方面的观念，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思想文化中有一部分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包括道家哲学、心学、禅宗思想等，而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唯心主义为底色的文化怎么能与作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呢？这不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相违背吗？这种观念容易导致一部分社会成员虽然对一些中国传统哲学很感兴趣，但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影响、囿于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自我约束，只能在私人领域表达对传统哲学的爱好，在公众场合则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无法解决自己的“思想文化纠结”。

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蕴，就不能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挂在嘴边，武断地将一切哲学进行非此即彼地划界。回到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自己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时，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也批判了“能动的唯心主义”，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任何一方，反倒是综合吸收了两者的精华。我们不能先把新唯物主义定位为唯物主义，直接将唯心主义置于其对立面，然后再强调新唯物主义不是从前的唯物主义或者机械的唯物主义。没有吸收唯心主义能动的一面的新唯物主义，很容易沦为马克思所批判的从前的唯物主义。在当今时代，如果以唯心主义的名义去除掉人类社会的众多文明成果，没有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吸收到马克思主义中，那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可能就无法获得更多人的认同。需要确立的观念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分只有在回答世界本原的问题时才有意义，这种区分并不适用于学术领域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认可这种区分，也并不代表就完全贬低或者否定作为人类文明成果和思想文化遗产一部分的唯心主义哲学。

第三个方面的观念，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归根结底是封建主义的、专制主义的，实质上是为君权、专制辩护的，存在封建迷信的东西，比如逢年过节摆供上香等，这些是与现代化进程格格不入的。将一些传统节日文化的仪式定位为封建迷信，容易使人产生纠结心理。

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蕴，要求我们重新看待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问题。前提当然是要承认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封建迷信的东西，这当然是属于糟粕的东西。特权和等级逻辑主导的历史阶段，建构了一套相对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体系，往往将敬畏神灵、祭祀祖先与维护天地君亲师的制度捆绑在一起，一定程度上确实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和正当性，并且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成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套价值观念体系确实阻碍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将之认定为封建的、迷信的，对于依靠革命推动社会变革有着重要价值。只不过时至今日，把个别社会成员过传统节日的做法定位为封建迷信显然不合时宜，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可能起到维护君主和等级制度的作用；如果仅仅是出于风俗习惯、个人心理安慰、精神寄托等，社会成员选择使用这样的方式，将其说成是迷信也并不合适。

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包容看待一些风俗习惯包括一些地方社会成员的节日仪式，要看到这些仪式、行为本身所蕴含的积极意义，理解它们在当今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认可其在精神建设上的意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要实现观念深处的思想解放，就应该将传统文化中更多的部分认定为优秀的，虽然我们不能非常明确地界定什么是优秀的、什么不是优秀的，但应该坚持的一个原则是优秀的标准应该适当放宽，不应该以过于严格的标准来判定传统文化的优劣，过于严格地将某些文化定位为不优秀的，尤其是定位为糟粕的。在越来越多元化的当今时代，将更多的传统文化放到优秀的阵营中，才能为实现“第二个结合”提供更多的资源。

三、在看待马克思主义上仍需思想解放的观念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还要在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进一步推进思想解放。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经过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我们基本上已经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比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必须依据具体实际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等，但仍有一些观念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特定历史阶段，仍需要解放思想。

第一个方面的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的理论、国外的学说，将马克思主义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还没有摆脱西方文化主导、实现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表现。相反，传统文化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想真正地实现文化自信，就应该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

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蕴，不能一讲到、一听到马克思主义，就认定它是西方的、国外的。从源头上看，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然是西方的，但它一开始就不仅仅是西方的而是世界的，它是关于世界的学说，也是吸收了世界文明成果的学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经过百余年同中国具体实际包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注入了大量中国元素，不仅在形式上有了中国化的表达，而且在内容上也得以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基本观点、重大命题等已经得到了全面扩展。正如有研究者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不再局限于西方，而是在应用于东方的过程中被注入新内涵、得以新发展。实际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运用早已经历深刻的中西融合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大大延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4]如果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生的转变和发展，还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西方的，实际上就抹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长期努力所形成的成果。

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蕴，应该确立的观念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这个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西方的，只能是中国的，是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了古今中外先进理论与先进文明成果的思想。也只有这样的思想，才能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经过长期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已经潜移默化融入中国人的思想价值观念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是由中国的国情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情所决定的，近代以来的中华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得到大踏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具备了全面的中国化特征，中华文明在21世纪也具备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征”。[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它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不能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为西方的、与中华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

第二个方面的观念，认为只有经典作家的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的理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将马克思主义认定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持这种观念的人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作“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注定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经常会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面对这样的问题往往又只会得出否定的答案。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认定为马克思主义，只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那它当然会有过时的地方。

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蕴，就不能只认为经典作家的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的理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了，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19世纪的，那它怎么能作为指导思想来指导今天的实践、未来的发展？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当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候，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可以理解为狭义的，是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创立的理论，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些场合之外，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广义的，是包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从狭义上和广义上加以理解，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就容易被理解为一个模糊的对象。

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仅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提出了新的命题、新的范畴、新的观点，也丰富了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虽然是基本原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方面，我们应根据时代的需要把以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较少被关注的理论提升为基本原理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提升为基本原理，这样才能保证基本原理的生命力和现实性，才能保证其不是远离时代的基本原理。

第三个方面的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不强调暴力革命、不强调阶级斗争就算不上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有这种理解，也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与强调和合、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脉络，本身是相互对立的文化形态。顺着这种逻辑，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对传统文化带来的是冲击，甚至是根本改变，如果说在革命年代，那时当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文化，而现在革命已经过去，我们也需要彰显传统文化的价值，将其融入社会主义文化中，以服务于治国理政的实践和社会稳定的需要。

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蕴，不能刻板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简单化地理解革命和阶级问题。“革命”和“阶级”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依靠阶级理论和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才改变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尤其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今天的社会革命还在进行中，人类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阶级分析法就还是适用的。但在今天，我们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就只是革命的学说，只是阶级斗争的学说。革命不只是暴力革命，它根本上是实现人类社会全方位根本性变革的活动，暴力不是革命的唯一方式，阶级斗争也不应是不分时代背景始终强调的观点，不能认为它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药秘方，阶级分析方法而不是阶级斗争理论才是适用于还存在着阶级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分析方法。

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是洞察时代、引领时代的学说，是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理论，它面对的是人类社会，尤其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逻辑的现代社会，要实现的目标是大多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主张通过的路径是依靠强有力的、先进的政党，依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逻辑，才是这个时代我们应该从根本上传承的。

四、在“结合”问题上需要思想解放的观念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要落脚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两者关系上的解放思想，也就是在“结合”的问题上要确立正确的观念。基本上已经形成的共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两者存在一定的契合之处、能够互相成就。但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要么重马克思主义而轻中国传统文化，要么重中国传统文化而轻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还存在着两者是“主从关系”的观点，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从”，要么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主”，马克思主义是“从”，导致“第二个结合”不能具体内化到思想观念中、具体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比喻为魂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喻为根脉，已经说明两者的同等重要性，不能认为两者一定要区分出谁为主、谁为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但这并不是将传统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已经融入中华文化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已经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应该坚持两者一体推进，打造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支柱，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契合之处又有明显差异，契合与差异共存是两者能够结合的前提。契合是前提，没有契合，两者不可能实现结合，因为风马牛不相及，走不到一起，就不可能结合。但应强调，只有契合没有差异，也不可能实现有机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张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都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方面在马克思主义这里都存在，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很容易出现盲目找共同点、拼凑相似点的问题。要知道，你有的我都有，我有的你也有，完全契合的两者，是不可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结合的，甚至是根本不需要去结合的。

有契合有差异的双方，才能够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结合，才是值得追求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来源不同，从属于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把握社会的要素和结构、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把握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的客观规律、推进人类社会不断变革，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有其无法替代的理论特质的；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诚心正意、修身养性、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能完全涵盖的。两者有着鲜明的异质性，不能否定两者的差异，正是这两者的差异，才能够擦出火花，共同促进治国理政的实践，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结合要讲方法，不然的话很容易沦为抽象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坚持的方法最简洁的表达，应该就是“继承”、“借鉴”与“创造”，即对传统的要继承，对西方国家以及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要借鉴，要在继承和借鉴中融通当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以实现创造。继承不是全盘吸收，将已经否定的东西美化，实现所有的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归，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的是有所扬有所弃，要实现转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肩负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任。在转化和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都会发挥作用，我们要警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某些消极东西的渗入。” [6]要警惕把中国传统文化都说成是好的，防止等级制文化、女德文化等糟粕文化的死灰复燃，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面对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还要防止陷入盲目排外、不敢借鉴或者一旦借鉴就觉得自信不足的观念出现。

继承和借鉴不是落脚点，结合要落脚到创造。没有创造，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结合，或者说没有创造，就不是成功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7]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不断培育和创造出新文化，这正是坚持“第二个结合”的方法遵循和目标追求。一定要有所创造，如果创造出不同以往的、不同既有的，就以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符合中国实际为名进行否定，这还是没有把握思想解放意蕴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花大力气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契合性、能够结合的时候，很容易忘掉结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今天强调两者结合到底是为了什么。“第二个结合”的目的应该很明确，一方面是为了推进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使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更加完善，使其更容易被大家理解和认同，更好地落地生根，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让社会成员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结合是双向成就，既成就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成就作为民族独特精神气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它一定得落脚到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和未来走向的新文化成果、新理论成果、新制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