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后马院教授！独作发表《马克思主义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历史与现实前进方向、科学研判中国与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逐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篇章。基于此，以唯物史观高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效应，有助于透过“微观-宏观”的关系层面厘清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主体和价值主线，进而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是根植于中国大地的理论创新，也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世界性命题，为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当代境遇提供学理支撑。

一、历史方位新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丰富了社会发展形态论

社会发展形态是用世界历史的时间尺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规律进行高度抽象概括的产物。高度抽象出来的社会发展形态在历史时间链中保留了诸多必然性和确定性，舍去了偶然性和随机性，直接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逻辑蕴含和体现于具体历史过程之中，只有在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中，才能真正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将现代化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赋予现代化以独特的民族形式，为从逻辑的必然性中把握历史的偶然性提供了理论指南。

1.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印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科学性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中，人类社会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状态时，才能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不论是从时间还是从逻辑先在性而言，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往往在俄国、中国等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国家率先取得胜利。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通常是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缺乏现代化的经济、政治、文明等发展条件，“先有现代化后有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也由此转变为“先有社会主义后有现代化”的特殊规律。遵循这一特殊规律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不懈探索，在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也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左”倾错误，付出了沉重代价。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根据当时基本国情和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是我们党对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清醒认识和深入思考的结果，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经过几十年埋头苦干、砥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承续发展、日趋成熟，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使其内蕴的一系列优势渐次彰显，展现出无比广阔的美好前景。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正是因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了科学分析和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才得以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日臻成型提供现实基础。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证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立论依据，恰恰就在于因为尚未实现现代化而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因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自然就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直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深刻彰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发展与运用的科学性。

2.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验证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行性

在19世纪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将历史研究的视角逐渐转向东方落后社会，揭示了东方社会并非一定要跟随西方走资本主义而通达现代化道路的可能。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形象地借用罗马军队在卡夫丁峡谷战败而被迫通过“牛轭”的羞辱，将资本主义制度比喻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的耻辱”，认为俄国有可能走出一条不被资本裹挟、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一切灾难性波折，而又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道路。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被跨越的，或者说以资本积累为特征的生产方式是可以跨越的。然而，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不能直接跨越的，这一不可跨越的社会经济形态，主要是指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历史表明，通过社会革命形式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往往比较低下，生产力落后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自然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便成了这些国家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首要任务。在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将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具体化，成功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和战略步骤，实现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与现代化的中国实践的有效对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形成能够满足全体人民需要的社会化生产力；“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成为跨越“卡夫丁峡谷”、通往“共产主义”未来样态的必经之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物的现代化提高到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现代化，打破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不可兼得的“亨廷顿悖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一步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到世界层面，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渐变为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一般性规定转化为具有特殊性质的现代化实践，通过自觉调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使社会主义拥有了与资本主义比肩的生产力，根据自己国情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避免或减轻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灾难性波折，实现了“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的创新发展，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如果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点题，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成功解题，丰富和发展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彰显了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社会阶段，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所采取的不同思想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体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既有继承性、共生性又有对抗性和替代性。从历时性而言，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制度造就的文明成果，批判、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弊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物和后继者；从共时性而言，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以不同的演进态势和变革方式长期共存、相互影响，但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大趋势不会改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分别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著名论断，“两个必然”强调了取代的必然趋势及应然状态，“两个决不会”则强调了取代的成熟时机及实然状态，两者共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正当性。当今世界，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理论批判、意识形态争论、制度竞争之外，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还日益体现为两种文明形态、两条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如何重新审视两制国家关系，如何重构两制国家交往范式需要有新的思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遵循“两个必然”的历史规律和“两个决不会”的精神内核，从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高度，合理规划两制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和谐共生的新方案，开启了两制国家平等相待、共生共赢的历史新纪元。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否认“两个必然”的历史规律，但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不具备现实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仍是世界的主导力量，“资强社弱”的世界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试图超越发展阶段，构建起以单一的社会制度为底色的世界是断不可行的。因此，在“两个决不会”的现实逻辑中，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承认世界的多样性，致力于达到合作共赢的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否认两制国家在表面上的某种相似性，但反对用两制国家的“趋同论”取代两制更替的历史规律。在世界历史的现实场域中，两制国家不可避免地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某些方面出现趋同是客观存在的，但试图用“趋同论”否定两种制度之间的新旧更替逻辑是断不可行的。因此，在“两个必然”到来之前，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用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既不搞“封闭僵化”，也不搞“全盘西化”，而是大胆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的文明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重塑了“两个决不会”现实条件下两制国家良性竞争的历史图景，重构了“两个必然”到来之前两制国家交往的理论范式，书写了两制并存的中国版本、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

二、价值尺度新延伸：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完善了社会发展主体论

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人类逐步摆脱自然的异化、社会的分化、人的物化，最终到达自然、社会与人的和谐统一。攸关现代化价值理性的三重关系存续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的矛盾张力之中，具有自然本质的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出现了交往关系，形成了人的社会本质，在此过程中人逐渐实现了对自身本质的全面获得和占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内核，旨在通过实现“两个和解”，致力于探索出一条通往“自由王国”的路径，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跃迁。

1.双向融合：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破解人与自然的零和博弈

人类社会既是一部以人类交往为主导力量的文明发展史，同时又是人类逐渐突破自然盲目力量，使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交织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当下突发的时代课题，也不是理论上得出的应然问题，而是始终贯穿人类社会发展，构成人类生成论的实然基础。迄今为止，人与自然的关系历经了三种形态。一是以采集天然物为主的蒙昧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完全受制于大自然，承受着强大的外部自然力的制约，“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二是以自然物增殖为主的野蛮时代，由于人口的增加以及人类能动性转化为作用于自然的现实力量增强，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减弱，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试图改造自然，即人应对自然的约束时有了一定的能动性。三是以自然物加工为主的文明时代，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带来生产力质的飞跃，人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主体，依循自己的物质需求对自然进行了空前的开发与利用，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日益失衡，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粮食短缺等现代性危机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人类头顶。“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唯有走出人与自然的这种对抗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复归。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为基础，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全新命题，深刻阐明了人与自然、自然要素之间共生相成的良性关系。在这一理论的关照下，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思维不复存在，人类不再是单向度利用改造自然的强势主体，自然也不再是人类活动主导下被动接受的消极客体，而是将自然纳入主体世界之中，形成人与自然的“双主体”。这种“双主体”使人类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同时“人靠自然界生活”,人与自然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关联性，从而有效消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构成了更加宏大、更具整体性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从“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立场，打破了发展与生态之间的二律背反，证成了人与自然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境界新高度。

2.相互促进：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揭示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逻辑链条中，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须解答的重要问题，其根源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超越了形而上学的对立思维方式，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初期主要是受动性的阶段，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中逐步摆脱不成熟，呈现出日趋理性的状态。人最初因“人的依赖性”而依靠群体的力量来生存，而这个以血缘和地域划分的群体将人限制在极其狭小的范围，人为了摆脱这种对人的自由个性的极致限制，开始走出人身依附的群体，却陷入“物的依赖性”的怪圈，使人类只能在狭小的生产领域获得单向度的发展，最终导致人的全面异化，而“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显然，人的发展是在社会发展时空上的展开，人与社会存在着强关联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超越了个人主义排斥社会共同体发展的畸形样态，而且规避了社会共同体发展吞噬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泥淖，重构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基础，使两者在有机统一中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实践。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基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显著特征，明确人口向人才的转变是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强调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通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提升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通过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通过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以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充分释放出推动现代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目标，强调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人的发展提供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公共服务体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将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国家治理总体框架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问题发生，使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具均衡性和可及性。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扬弃和超越了人与社会对立的狭隘视界，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崇高价值追求。

3.自我确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调适人与自身的内在张力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人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完善自己，克服人与自身内在张力失衡造成的自我异化，实现和展开自己的“类本质”。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马克思将人的“类特性”或“类本质”界定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劳动。通过对象化的劳动，劳动主体对劳动对象施加自己的影响，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展现出“人”作为“类”的自我实现过程。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深陷异化的囹圄，仅仅成为一种工具性劳动，成为满足劳动者生存需要的工具，失去了相应的精神属性。鉴于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的异己性、劳动过程的压抑性、劳动性质的抽象性以及劳动关系的敌对性，揭示了劳动的异化问题，认为异化劳动偏离了劳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本质，从根本上导致了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相异化。因此，劳动者只有消灭私有财产，冲破异化劳动的枷锁，实现对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的全面占有，才能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肇始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浪潮中的中国式现代化，高扬人与其“类本质”的同在性，致力于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的价值本位的真正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高度重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确保了劳动者对自己劳动产品的享有，实现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同一性；高度重视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关系，鼓励劳动者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实践，在实践中获得参与感、幸福感和满足感，从而感受到人为之人的尊严和价值；高度重视劳动者与自身的关系，以守正创新的历史文脉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使“人”向自由的有意识的“人类”迈进了一大步；高度重视劳动者与他人的关系，致力于让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构建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向度。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极高的显示度证明，人的全面发展不是现代化进程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得以开创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推动人类社会全面开启人的本质的现代化。

三、世界意义新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深化了社会发展目的论

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由社会基本矛盾驱动的人类社会历史不可避免地转向世界历史。在中国实践和世界历史浪潮中总结凝练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勾勒出了不同现代化价值观的“同心圆”，展现出了与社会主义不断契合的文明新形态，建构起了超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分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新篇章。

1.价值认同：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原创性新表述凝聚广泛共识

基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应然意义，现代化应当是人与一系列现存关系融洽共处，在需要与满足之间保持合理张力的历史进程。这意味着，全部现存关系必须以人的“类本质”为前提，以共识性的价值准则容纳具有差异性的人自由全面发展，同时人类必须在追求自己目的的社会中，承认价值的普遍性，寻找“类似的东西、相同的东西、共通的东西”。因此，只强调“抽象的同一性”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并非现代文明的代名词，其本质是以现代化之名行破坏价值多样性之实，是对真正价值事实的遮蔽。与“普世价值”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主张在人类社会多样性、差异性的基础上，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价值理念变革了超民族历史的“普世价值”的理论诠释框架，打破了“一”与“多”不可通约的价值困境。作为一种价值事实而非纯粹的思维抽象，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实践的哲学，它的历史出场来自以往人类生产生活的共同需要，它的现实展开指向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具体实践。从生存论意义上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人类理性思维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思性表达，更是现代社会条件下生产力的进步和交往的泛化所带来的合乎规律的历史必然。从实践论意义上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一般事实和共同诉求出发，从中提炼出适用于不同主体、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有效的共同价值。从各个国家和民族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只有再次回归到现实的社会生产、交往实践，内嵌于具体的历史、社会，才能由理论的知性概念变为现实的存在，为各国家和各民族所认同、接受和实践。作为始终坚守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遵循人类社会共同坚守的普遍价值共识的同时，将其置于本民族历史与现实的交互中加以阐释，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价值精神：我们所追求的“和平”是“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的持久和平，所追求的“发展”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科学发展；我们始终遵循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在推进中国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中国人民安居乐业的同时，致力于促进全球公平正义；我们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行之有效的民主实践，使人民享有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和自由，为其他国家寻求民主和自由提供有益借鉴。这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呈现，它从本国国情和历史传统出发，把具有普遍共识的价值精神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本国的特殊实践中，由此产生的外溢效应成为凝聚全人类推动社会发展迈向更高阶段的磅礴伟力。

2.文明张力：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时代性新观点突破文明限度

人类社会的发展勘定了人类文明的形态及其更替。人类社会充满了矛盾运动，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更替，并塑造了不同形态的人类文明，而人类文明形态在本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映现和折射。依据马克思的文明观，文明形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文明建于“社会形态”框架之上，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中演进的，因而文明形态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狭义文明则内嵌于人类具体实践活动，是不同国家、民族、地区因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生产力水平等的不同而形成的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而文明形态“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由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实践力量，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期待。从广义层面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形态，突破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性，实现了文明形态的跨越式发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催生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形态的同时，也产生着严重的反文明效应。“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为基本特征，在极大促进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在资本中心、技术至上、暴力导向等价值混杂交互中造就了繁荣的非理性现代文明，成为人类社会追求更高文明的“过渡性文明”。基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双重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深化对资本两重性的认识，既承认和利用资本的“文明面”服务于社会主义和人的发展，又规制和驾驭资本的“反文明面”，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将资本的对抗逻辑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从狭义层面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上的文明形态，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建构中呈现出来的。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起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为一体的文明发展框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高扬不同文明包容共存、平等交流、互学互鉴中实现了“自我”与“他者”的双向认知，以一个跨越政治实体、意识形态较量的文明样态重构了人类文明关系，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人文基础。

3.实践向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标志性新主张回应现实关切

人类社会的演进逻辑对应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规律，表现为不同“共同体”的时序更替。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实际出发，将共同体划分为“自然共同体”“抽象的或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大历史形态。在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受血缘、地域和习惯的限制，结成了一种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简单共同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完善，使“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冠以“虚幻”之名的“共同体”，将资本家的“特殊利益”上升为国家的“共同利益”，遮蔽着资本的增殖目的和对现实的人本质力量的占有。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境遇，提出了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价值导向、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在更高层面和谐统一的全人类真正共同体，真正实现了自然-社会-人的协调发展。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并非仅限于从哲学角度对人类未来作出理论预设，也不是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式描绘，而是基于唯物史观的通向“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革命。关于“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条件，马克思认为，“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也就是说，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丰富的物质财富是构成“真正的共同体”的显性要件。然而，当前社会尚处在阶级关系中，生产力水平远未达到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的要求，而处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抽象的或虚幻的共同体”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激化而日益凸显出其内在逻辑的自反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社会主义为根本性质，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享发展，最大限度地缩短了“抽象的或虚幻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的时空距离，创造性地实现了现代社会与唯物史观的历史性交汇。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之间有着宏阔的时间跨度，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针对现阶段世界发展状况、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而提出的科学方案和行动方略，为通往“真正的共同体”准备必要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思想基础。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理性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探索建立在全人类价值之上、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正确选择。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基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变革实践，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时代特点，是深谙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逻辑应然、彰显人类主体的价值使然和擘画人类未来前景的发展必然，拓宽了现代化的理论深度、实践广度和价值高度。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完成时的理论成果，其蕴含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在不断探索之中。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必将以新的更大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