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见到谭谈了。不，是谭主席。我不这么叫，便会有人戳我的脊梁骨，狠狠的戳，戳进骨头里去。可我担心这贱骨头不经戳呀，一戳就废，像我那颗脆弱的心，一碰就碎。
他们会骂我不知天高地厚，没大没小的，谭谈主席也是你这种人叫的么？真是不自量力，缺少教养。
有容乃大。没教养的人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不知越是有本事的人越低调，越随和，越不注重小节。名字不是用来叫的么？你喊谭主席，他笑，你喊谭谈，他笑，你不喊，他也笑。他就是这么个随和、没有官架子的人。
许多东西是自带的，与你叫不叫无关。你叫他有，你不叫他也有，叫是叫不来的，拿也拿不走的，这便是底气。
记得游宇明先生说过，他就喜欢人家直呼其名，或者叫声游老师，不喜欢后面带个职务，称什么教授、专家，那样显得势力，虚假，甚至没安好心。他们心里认的是官职、权力与资源，而不是你这个人。一旦这些外加的光环失去，换来的将是称呼的改变，甚至嘲笑、谩骂与打击。
今天说到谭谈老师，是因为在朋友圈再次看到刘诚龙先生写梁瑞郴老师的随笔《坐看云起》，这文章内容之前有看过，后来忘记了。应是当时匆忙没看仔细，没有留下多少印象。今天打开链接阅读，才发现文后有自己的留言：
名人写名人，两个都晓得。一个见过，一个未见过，一个越走越近，一个越走越远。远与近，像云烟，像火车。刘兄坐看云起，俺只会观火车。
刘诚龙先生竟然回复了，问我是在长沙还是在涟源，他要来看我。
你看名家就是名家，待人极是谦和，品质纯正而醇厚。
刘诚龙先生说梁瑞郴先生高大威猛，古铜色的脸上挂着若隐若现的笑，柔和而威慈。
梁瑞郴老师我是认识的，涟邵矿务局人，爱妻曾在涟源广播站工作过。作为老乡与同僚，经常在一起聊天。
据我知，梁瑞郴先生一点也不威，待人接物也是没有架子的，因为文学功力深厚，社会影响力也大，令人敬畏倒是真，但这是外因，不是内因。
文中还提到刘诚龙先生向谭谈主席索字，可那天谭主席忘带印章，后通过《湖南日报》谢石先生的帮助才盖上印。他说谭主席那印拳头大，一砸下去就印到了脑海里。
打小我就接触过谭谈，记不清是七八岁还是十来岁时就看过由谭谈的小说《三道弯弯》改编的露天电影。我是在家乡的晒谷坪里看的，回家时因看不清路，还一脚踩进了泥田里，弄得满身是泥。
那时不谙世事，看了电影也不晓得是谭谈老师的作品，更不晓得他是涟源人。只晓得挖窑的哥哥被压死了，媳妇改嫁给了小叔子。
这种事在我们涟源一点也不新鲜，涟源多煤矿，经常出安全事故，一死好几个人。嘚嘚锵锵的，感觉都麻木了。而婚嫁则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是夫家的人，死是夫家的鬼。女人丧夫是不会改嫁出门的，留在夫家守活寡，抚养孩子。有叔子未结婚的，就下嫁给小叔子。肥水不流外人田，省得人家说闲话。
直到八几年，龙红年老师办了个《乡土》文学社，向谭谈老师去了封信，很快就收到了谭谈老师的亲笔回信。后来，龙红年老师把那封信公示出来了，洋洋洒洒千余字，字体清秀而大气，很好看。
没想到几年后竟鬼使神差的与谭谈老师住到了同一个院子里，还经常一起吃饭喝酒，打牌聊天。
谭谈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穿着极不讲究，不是他穿不起，而是不在乎。看上去土里土气的，加上皮肤不光鲜，一点也不像个作家与干部，倒像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有时还喜欢随地而坐，捧上书看上半天，就算地上邋遢，也不嫌脏。弄得传达室的老头在背后说三道四，说他是故意这么折腾自己。
但这也好理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长沙人哪晓得我们涟源人是如此散漫惯了的。谭谈老师还算是做得蛮好的，要是在涟源穿着裤衩与拖鞋去上班都有可能的。
后来，我们都离开了那个院子。离开后就再也没有见面，且一别就是几十年。咱俩在网上是见过的，他好像不记得我了，我就没做过多的打扰。
今年5月10日，湖南省校园文学艺术联合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肖林图先生邀请我参加了会议，与我一起在酒店门口迎接了谭谈老师的到来。见面时谭谈老师握着我的手笑。至于是否还记得我，他没说，我也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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