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奈川县立历史博物馆里,藏着由明治时代的浮世绘画师早川松山的一幅画,描绘了影响日本和英国的“生麦事件”。名字听起来很“接地气”,画中也不过是日式打扮的武士,和洋人之间看似并不激烈的冲突场面。由于画师使用的颜色十分鲜艳,以至于只看画时,很难感受到其中的风云激荡。其实,发生在横滨郊外十分偏僻的生麦村的那场突发事件,背后激起了足以撼动历史的千层浪花。
1862年8月21日下午,东海道上的生麦村天晴气朗,但谁也想不到平和的日子会染上血。这一天,萨摩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返回京都途中。作为地方上的“太上皇”和实际掌权人,岛津久光此前以700余人的浩浩荡荡的大队伍前往江户,谏言幕府政治改革。从大背景看,岛津久光作为有志之士,已然看到了外面世界的风云变化。横滨作为已开放港口,日本正在迎来贸易兴盛的时代。虽然意识到打开国门是势不可挡的历史趋势,但“攘夷”依然是政治的主流。按照当时的流派,一个是“破约攘夷”,即不惜武力代价也要先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废除后,再以平等身份缔结新条约。另一个是“大攘夷”,贸易兴国,加强经济力和军事力建设,从根本上与外国平等相处。岛津久光属于“大攘夷”的推动派,在本意上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和外国之间无谋无脑式的摩擦和冲突的。
如果没有“生麦事件”的发生,自己的建议得到了幕府重视和认同的岛津久光,纵然不再是“在编”的一城之主,但或许也将迎来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出道”。根据《维新史料纲要》等材料记载,回京途中,岛津久光的队伍被4名骑马的英国人无礼地闯入,造成1名英国人死亡,2名英国人负重伤的结果。当然,如果追究历史细节,冲突的原因之中也不乏双方沟通不畅等非人为要素。在当时,当街砍杀外国人无疑是震惊内外的爆炸事件。还值得关注的是,砍杀行为虽然没有岛津久光的直接命令,但可以视作是在其默许之下发生的。因此,“生麦事件”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色彩。伴随英国人的死伤,日英关系也无法回避直面而来的对立。
在“攘夷”的思潮背景下,岛津久光的做法获得了很多好评甚至是欢呼,英国也面临外交处理或武力报复的选择。萨摩藩作为拥有强盛实力的地方藩城,在交战上并不惧怕英国。事实也证明,事件翌年,英国舰队以交出犯人和赔偿金等为由,挑起了“萨英战争”。从结果上看,拥有坚船利炮的英国并没占到便宜,实力雄厚的萨摩也以较小的损失重创对方。这其中,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披靡的将领大山岩,被称为“旧日本海军改革之父”的山本权兵卫,以及“对马海战”中率队击败俄国海军的东乡平八郎,都开始以并不起眼的方式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因此,“萨英战争”不但是推动日本进一步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契机之一,也是近代化人才的一味“催化剂”。更有意思的是,按照日本史料上的说法,作为日本一万日元纸币上的肖像人物,大名鼎鼎的福泽谕吉则在双方的谈判中,将英国提出“惩处作为责任者的凶犯”误译为“索要岛津久光的首级”而加剧萨摩藩的敌意,间接将双方引向更深刻的对立。虽然谜点重重,不知这算不算这位日本名人的“污点”。
有史学家将“萨英战争”和“鸦片战争”作比较,是因为弱方都意识到了坚船利炮背后近代化的力量。令人唏嘘的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依然支离破碎。“萨英战争”之后,日本重新认识闭关锁国和西方科技,主动和英国结好建立贸易关系,萨摩藩进一步成为明治时代的强藩。“一笑泯恩仇”之后,是明治维新带来的近代化大跨步。
“生麦事件”中被杀的英国商人查理斯被安葬在了横滨的外国人公墓,成为这段历史的特殊“见证人”。试想,如果没有生麦村里的这场偶然,萨摩藩和日本的近代化,又将遭遇哪样的时代“邂逅”呢?(2024年12月20日写于东京“乐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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