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初期的中国对日占领计划是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课题。作为中美关系和远东秩序变迁的一面镜子，它始终吸引着学界的探索兴趣。近年来，随着相关档案资料的逐渐解密，学术界在该主题的探讨方面涌现出若干成果，然而学者往往将占领计划的失败主因归于国内局势的扰动，对影响占领的其他重要因素关注不够。中国驻日占领军后勤供应问题作为军事占领的直接相关因素就是至为关键却又没有引起注意的内容。在此，笔者有意综合利用中国台湾及美国最新解密档案予以剖析，并对已有研究作出回应。
一、美方支持中国占领军后勤事务与中国方面的筹备
在战后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于中美两国而言都非常重要。１９4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开罗会议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战后对日军事占领问题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进行磋商。罗斯福表示，“中国应在战后对日军事占领中担当领导角色”。对此，蒋回应称“中国无力承担该角色，这样的使命应交予美国承担，中方愿在美方领导下略尽绵薄之力”，但蒋同时又表示，“最后的决定应待事态发展及具体的实际情况再做判断”。此即为中美讨论战后对日军事占领问题的开端。由于中国海军全数毁灭于对日作战当中，自身实力贫弱，在战后登陆并占领日本于中国来说并不现实。蒋介石将对日军事占领主导权让与美国，与其说是因为彼时对罗斯福真实意图捉摸不定而采取的避实就虚之策，不如说是出于对本国实力的无奈承认。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彼时美国尚未正式完成对日军事占领政策的制定，因而罗斯福给蒋介石的提议应仅属试探性质。就会谈而言，双方均表达了希望对方参与的意愿。
对日战争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使美国在其他主要盟国中国、英国以及苏联未能进入日本本土的情况下，先期人驻并在事实上单独占领了日本，由此推动美国政府对日占领政策进行了重新修正。鉴于以往对苏交往的历史经验及彼时现实形势，美国决意实行以美国为主导、盟国参与占领而非分区占领的对日处理政策。事实上，早在1945年８月初，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在对相关情报进行评估后即认为“日本的军事形势与德国完全不同，美国能够更容易地控制日本”，此意见随后得到了前驻日大使、彼时正担任美国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的赞同。８月底，麦克阿瑟率领少量美军登陆日本受降，发现面对美军进驻，日方反应极其恭顺，这使麦克阿瑟相信对日占领可以较低水平的兵力实现。在８月１８日杜鲁门批准的《战后占领日本之盟军构成》备忘录中，明确了“在对日军事占领中，美国须居于主导地位＇对日占领“实行集中管理”的原则，“占领军所有的指挥官都将由美国指派，对日作战的主要盟国：中国、英国以及苏联虽不能分区占领日本，但有责任参与占领并承担相应的负担”。
占领成本、复员压力与对日军事控制的现实需求使得邀请中国派驻军队成为必要选项。战后伊始，由于美军快速复员，起初，美国仅征召到５１０００名士兵用于占领日本，兵力严重不足。对于这一问题，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将占领邀请扩展至中国、英国和苏联，可以从上述各国分别获得约３００００名士兵的军力，从而极大减轻美国占领负担。与此同时，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亦认为‘‘如欲确保美国在对日军事占领中居于主导地位，则美国驻日军事力量应至少等于其他盟国驻日军事力量之和……如削减驻日美军兵力，则其他盟国应作相等规模的裁减，在此条件下，美国投人较少的兵力即可实现对日控制目标”，因此麦氏强调，“盟军派驻数量应限于实现美国政治目标所需的最低规模”。
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美国的规划中，盟军并不能在占领中分享美国占领当局的权力:—方面，根据设计方案，盟国军队将由麦克阿瑟指挥，在行动上需服从于美国的意志；另一方面，盟国军队应自给自足，其给养由占领军派遣国负责，美国并不承担其后勤供应。为使这一目标得以贯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特拟定盟国《参与派驻日本占领军协定》草案，以条约文本的形式划分了美国与盟国在对日占领事务中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依据此设计方案，盟国派驻曰本占领军将在由派遣国担负给养、装备及维护成本的情况下，从美国驻日占领当局指挥，作为美国驻日占领军力的一部分保障美国对曰占领政策的执行，从而确定了占领国自担后勤的原则。
尽管对国民政府在战后是否有能力组织派遣驻日占领军持有怀疑态度，1945年１２月２５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及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仍试探性地照会中国政府，邀请中国派军队占领日本。事实上，早在1945年７月２７日，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也建议中国提前准备占领日本之军队，魏德迈认为，中国派遣军队参加占领日本甚为必要，对维持远东和平将有极重要的影响。对此，国民政府甚为重视，委员长侍从室研议后认为，派驻日本之占领军在精不在多，除空军部分可交航委会研议外，陆军部队似可以三师为宜，并拟定两套方案供蒋介石决策：第一种，使用三个青年师，新编成一个军；第二种，直接使用新一军或新六军。对侍从室所拟两案，蒋介石选择支持第一种方案，即由彼时驻留越南北部的５３军荣二师充作对日占领军。８月１７日，蒋介石明确表示，希望提供一支由三个师编成的军队参与对日占领。
1946年元旦，美国驻华临时代办饶伯森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邀请中国派遣与英国同等数量的军队（30000人）参与对日占领。然而，由于国内局势日趋紧张，面对美国邀约，国民政府内部分官员对能否于近期组织派遣驻日军队持有疑义。２月２３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书蒋介石，称“鉴于国军当下任务，目前并无能力派遣占领军前往日本，若派兵，不仅牵制精锐部队，且须牵连相当补给问题，因此，派遣驻日军一案宜从缓定”。然而，就在国民政府就派驻日本占领军事宜踌躇难断之时，３月１３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来电，再邀中国军队驻扎日本，并称６月起可先由15000名中国军队东渡人驻日本。在得到美国政府与盟总双重邀约后，权衡之下，国民政府随后决定参与派遣驻日占领军。4月１５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电复美方称“中国已决定派遣军队15000人参加占领日本”。显然，国内形势对驻日军队问题产生了相当影响，特别是在保障占领军后勤供应事宜上存在压力，国民政府虽最终决议派遣，但却被迫缩减驻军规模。
跨海补给是中国驻日军队筹备事宜所面临的最为现实的后勤难题。对此，国民政府有意寻求美方援助加以解决。庆幸的是，盟总一开始也给予正视，并表示愿意协助解决。4月下旬，盟总指定新滨及名古屋两地，由中方任择一地作为占领军驻地。驻地确定后，即面临着占领军预备部队调动问题，后勤问题逐渐浮出水面。５月１０日，为商讨中国驻日军队后勤及相关问题，国民政府集合后勤总部、军务局、海军处、陆军总部、军需署、外交部、军医署及荣二师等多个有关单位会同商定派驻占领军准备事宜，集中讨论占领军后勤供应与运输保障、人员及武器弹药筹备、与美方接洽方式及人驻后的民事事务等问题。会中，军需署报称“占领军服装与给养、预定启航港口及上海、九龙等地现有仓储物资等已有眉目，惟运输问题尚待筹划”。后勤总部表示“占领军在海防应携带之主食，可望于６月底运输齐毕，在上海出发之先遣队亦可按时运到……关于占领军之副食……（因）中方船运困难，又缺冷藏设备，鲜肉、鲜鱼及青菜等供应困难，或可就地采购，或请美方协助；弹药方面，因故不能按照美方标准发给，可先予拨发一个月的弹药”。军医署报告“派遣日本之占领军医务人员因需重新调整，６月底方可充实完毕，暂可派遣一个医疗小组随先遣部队出发”。外交部司长杨云竹则建议“驻日军抵日后，以机动方式前往占领军驻地，以便鼓舞华侨；另外，于占领军内设有军务人员，也可协助处理当地民政事宜；派遣驻日军队或可参考英国相关准备情形，对于出发时间不必过于急切，以免准备不齐，有丧国体”。
从会议所论议题广泛性可知，占领军后勤筹备涉及单位众多，在后勤补给所需资源及能力方面参差不齐、短板显著，以至占领军无法同时出发，亦无法作长远之打算。关于占领军驻地问题，会议经讨论后拟选定名古屋，同时决定，先遣部队于５月３１日前，在上海完成出发准备，其余各部队则需在６月底前分别于海防和九龙完成出发准备。主食方面，因所需补给数量庞大，船运困难期间，可暂由先遣部队携带一个月之数量前往，后续补给务必于６月底前汽运完毕。弹药准备方面，可先携带已拨基数出发，待弹药由昆明运抵海防后，由主力部队携往。？会议讨论结果随后经蒋介石批准，并与后勤补给需要协助之处一同知会美方。如：因中方船运困难，需美方协助采购新鲜肉类、蔬菜、马草等物资；在汽油及弹药使用方面，除占领军预携行量外，随后所需，亦需美方能够供给补充；医疗救助方面，占领军重病患者，如中国占领军医院收容量不敷使用，则须美方予以协助等。凡此种种，尔后可由中国政府偿还价款。
对于中国所提援助请求，美方亦有相应预案。在盟总拟定的中国派驻日本占领军协定草案中，美方提出，中国占领军需以自身可利用的资源为限向占领军提供后勤保障，在资源方面不足之处，美方可依据对华军事项目提供支持；同时，鉴于中国海上运力不足的情况，美方可提供小型船舶予以接济等。关于占领军在日活动使用货币问题，草案备忘录规定，中国驻日占领军在日活动仅限使用日元，通过美驻日第八军获得，日元兑美元汇率为１５：１，法币与美元的汇率由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待中国占领军正式进驻日本后，在美驻日第八军下开展活动等。不过，中国驻日占领军草案亦特别规定，“双方同意，中国占领军具体抵日时间需经盟军最高统帅批准”，这就使中国派驻日本占领军筹备事宜在满足盟总要求前，美方保有拒绝中国派遣驻日占领军人境的权力。５月３１日，国民政府表示接受美方所定条款。
限于自身实力，从一开始，中国向日本派驻占领军即是在美国主导下展开的。无论派驻人数、派驻时机，以及担当角色等皆依美方意志行事，对于美国所规定的后勤原则亦没有提出异议。当然，在驻军筹备的初始阶段，中国也得到了美国政府及盟总的支持，在后勤问题上，盟总给予一定谅解。
二、美方修改后勤供应原则与中国占领军延迟启航
尽管中国驻日军队筹备工作开局良好，并取得了美方相应谅解与支持，但占领军后勤筹备问题显然比国民政府所估计得更为严重。６月３日，美国政府宣称，接受中国派遣军队15000人参加占领日本。对于中国所关心的后勤保障问题，美方表示，凡属中国资源能力所及范围以外所必须者，美国政府可予妥当援助。然而，至６月中旬，国民政府驻日军队各项筹备事宜仍尚未齐备。这意味着中国驻日军队筹备进度不仅落后于澳大利亚—已于５月上旬抵驻日本，同时亦未能如期完成驻日军队准备事宜。
６月９日，为加快筹备驻日军队各项准备工作，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及外交部有关要员再次商定相应解决办法。国民政府很快发现，占领军后勤供应严重缺乏，对盟总较过去更为依赖。对此，国民政府试图以交由美方代购、分摊责任、压缩官兵薪资成本的方式加以解决。６月１０日，国防部驻日军队筹备会议再次举行。会议决定，第一，关于驻日军队粮食问题，拟定由美方代为采购食品等物资，价款由中国垫付，日后令日本偿还作为中国占领费的一部分；第二，港口事务方面，原归中国方面负责，现决定由美方协助负责，中方仅担负一小部分；第三，航空联络方面，拟每周开班机一次，机型方面可选用小型或大型机，视需要加开班次，由美方负责陆上交通警备及加油修理事宜；第四，驻日军队待遇，为节约外汇，驻日军士薪资暂比照国内一般待遇，不予变更。另外，驻日军队被服应以优先使用本国现品为原则，如资料欠缺，可酌情拨发美式；海上运力方面，对于驻日军队今后所需补给，可求美方拨借船只，加以补充等。
尽管国民政府试图以强化美国援助的方式来缓解己方后勤压力，但由于“６月4日驻军协定”的签署，在驻日军美援问题上已平添诸多不确定因素。６月4日，中国驻日代表团于东京与盟总正式会签驻军协定。与之前驻军草案相比，“６月4日驻军协定”明确了中国驻日军队与美驻日陆军之间的隶属关系，并着重对后勤援助原则进行了增订及细化。如：（１）美方借与中国用于海上物资运输之船舶由中美政府间讨论商定；（２）禁止盟国在日本采购食品；（３）中国占领军随军所需物资由中国占领军自行规定；（4）占领军驻日期间应自负维护；（５）占领军所有级别补给水平与美第八军保持一致；（６）生活必需品、美式弹药及美方提供的用于以弥补中国物资困难的援助，由中美政府间商定。
在诸多修正中，除盟总援助补给权限因收归美国政府而大为缩小外，以禁止中国占领军队在日本当地采购食品尤为引人注目。1946年５月，日本接连爆发因粮食危机而引发的民众骚乱，对美国占领秩序造成严重威胁。对此，美驻盟总政治顾问乔治.艾切逊建议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饥饿，巩固美国对日军政控制。由此可见，美方对驻军协定的修正是与美对日控制形势相联系的，禁止中国驻日军队在当地采购食品，初衷是缓解日本的食品危机，但中国方面由此仅能以海运补给驻日军队食品需求，间接地加剧了中国后勤负担。此外，“６月4日驻军协定”中，“中国占领军所有级别补给水准应与美国驻日第八军一致”的条款则在对中国驻日军队装备给养水平提出具体规范的同时，使得中国驻日军队筹备工作压力陡增，虽然国防部经讨论后试图以压缩官兵薪资待遇的方式来控制驻军成本，但美方所提装备水准的要求仍给中国占领军后勤筹备提出了新的考验。
盟总对于占领方案单方面所作的更改，打乱了中国的部署，尤其是后勤供应方面的更改，使中国在派驻占领军问题上的后勤压力大增，迫使中国政府延迟占领军出发。正在中国就驻日军队后勤补给问题着手进行筹备时，７月１６日，美国方面再次修改驻军协定，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告知中方，为便于向中国提供必要的后勤援助，在对中国军队的总体能力及不足完成详细审査前，无法就中国军队的任何行动从美国方面获取设备和物资作出承诺，因此有必要先予评估中国占领军组织能力及装备水平。１８日，盟总通知中国驻日代表团，除中国占领军当前所缺器材及其他补给品援助职责已交由太平洋美军总司令依规定办法予以接济外，前于６月4日由双方签署的驻军协定因经盟总再次修正，尚有重新签署的必要。美方表示，大部分修正集中于后勤补给方面，“盟总有权参照美国政府意见及供求状况，酌情补给中国军队，中国驻日军应先填送由美方印制之人员组织表及装备表，并分期注明各项补给所需日期，使美方能够确实照料驻日军实际情况，以便筹备补给协助”。对此，朱世明表示，除驻日军队炮兵配置问题尚有待修正外，对新修正案无异议。２０日上午１０时，驻日代表团同盟总完成６月4日协定修正案签署，是为“７月２０日驻军协定”。
“７月２０日驻军协定”较之６月4日版本，修正内容仍集中于后勤补给方面，但美援力度与空间遭到进一步压缩。主要如下：（１）强调中国占领军自给。６月4日协定规定，必要时可根据中美军事合作计划得到美方协助，修正后则称中国占领军应以中国可获物资为限，自行负责占领军补给事宜，美方援助限度由驻日军最高统帅参照美国政策及指示决定。（２）细化物资采购援助办法。例如，汽油等物资供应问题，原案规定汽油及其他物品可向美方采购；修正后则称，大宗汽油及其他物品以备中国占领军需要者，可另行续商，照中美政府商妥之办法供应。（３）收紧日元支出权限。驻日军队活动所用日元，原案指称可由美方拨付，照第八军办法记账，新案规定，驻日军队所用日元现需向盟总经济科学司财务处认领。（4）明确日本设备使用偿还原则。原案规定，中国占领军为需使用日本设备，使用美军物资修理的，偿还办法由两国政府商定，新案规定，费用应由中国偿还。（５）强调占领军医疗自立，原案规定，重病患等中国医院不能治疗者，可送美方医院医治。新案则称“美军仅可收容少数中国医院不能确实治疗之急诊病人”。此外，美方要求，中国占领军应同意提交美方所需物资详细列表、装备表及占领军人员组织表。
通过中方所交表项，美方对中国占领军组织编制、装备水平、后勤能力等有了较为全面透彻的了解。面对中国占领军在后勤筹备进程中的窘况，美方并不打算就此向中国提供进一步物资及运力援助。１０月１１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来电称，根据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国需预先拨付500万美元，以国防部户名存放美方，充作中国占领军补通过中方所交表项，美方对中国占领军组织编制、装备水平、后勤能力等有了较为全面透彻的了解。面对中国占领军在后勤筹备进程中的窘况，美方并不打算就此向中国提供进一步物资及运力援助。１０月１１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来电称，根据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国需预先拨付500万美元，以国防部户名存放美方，充作中国占领军补给基金，按季交用，待补给基金到位后，中国驻日军队方可成行。因美方所提补给基金数额涉及２０００万美元之年度项目支出，数额巨大，却又查无源头，中国大感心异。１０月１７日，外交部电知朱世明，要求查清补给基金原委具报；同日，外交部亚东司通告驻美大使顾维钧，因“驻日军补给问题尚未解决，暂不能与美方进行换文”。
由此可知，驻军协定经盟总与美国政府多次修正，盟总援华权限及范围大为缩小。在中国占领军筹备事宜上愈发强调中国自立问题，表明美政府及盟总对于中国占领军援助政策已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在摸清中国占领军筹备实况后，对于中国占领军的信任程度大打折扣。占领军补给基金要求的提出，表明美国政府已不愿就中国驻日军队后勤问题提供进一步援助。失去外援的驻日军队筹备工作由此停摆，先前已抵达上海港整装待发的部分占领军官兵因船舶无法启航而滞留上海，整日无所事事。
三、美方拒绝继续支持中国后勤与国民政府改以宪兵队赴曰
美国政府以陆军部无专项资金支持中国驻日军队筹备为由向中国收取占领军补给基金，致使中国占领军筹备进程终遭冻结。正在国民政府就占领军补给基金来源多方査找时，１１月５日，美国外交部答复“500万补给基金系因美陆军部并无额外预算足供中国占领军开支，故以中国15000名占领军三个月给养需要估计而成”，并希望中国方面早日垫付。然而，因外汇紧张，中国一时难以筹措足额资金交付美方。为使占领军筹备进程得以维系，１１月１３日，国民政府指示顾维钧可试向美方交涉，由美国财政部暂垫，将来在占领费下充抵“驻日军协定换文事已再催国防部”，故可求美方再予宽限时日。由于补给基金暂无着落，无奈之下，驻日军队筹备工作只得暂时搁置。1947年２月３日，外交部正式通报美国政府“中国驻日占领军暂缓“。
从中美始就中国派驻日本占领军事宜进行交涉，到1947年２月３日正式宣布“暂缓”派遣，历时一年有余。在此期间，因中国在日本未有占领军驻扎，而根据盟总规定，“凡未派占领军者，则归盟军审判”，中国代表团在日活动因而遭遇种种困难。１２月１4日，新任驻日代表团长商震称，因代表团原有警卫系前团长朱世明自留日俘虏中挑选而来，纪律不佳，常有犯法，为保护中国法权不受盟总侵害，避免代表团成员犯法遭美军宪兵逮捕，“望能精选优秀官长及宪兵4０名赴日，代表团月前已与盟总交涉派遣中国宪兵4０名来日事宜，由驻日代表团供给住所及副食费用，在盟总发给之日元项目下开支”。国民政府随后批准了这一请求。驻日宪兵历经严格挑选，在完成了语言、熟知日本概况、军事技能等各项训练后，经盟总批准，1948年２月２６日，驻日宪兵乘海康轮抵达日本，正式进驻代表团，开始执行勤务。中国派驻日本占领军一事从开始与美方交涉到最后决定暂缓派遣而改以宪兵队赴日，除受国内局势动荡因素影响外，主要受水陆运力缺乏与补给不足等后勤问题的掣肘。抗战胜利后，由于日军的长期侵略与破坏，收复区交通运输业及农业生产均陷人破产边缘。交通紊乱、经济凋敝，使驻日军队筹备工作雪上加霜。为尽快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国民政府甚至动用日本战俘抢修道路，以期尽快恢复正常的交通运输。后勤保障能力方面的缺陷同样给国民政府抢收被占领土造成很大困难。在战争结束时，国民政府的权力仍局限于西南一隅，面对短时间内无法快速抢收被占领土的窘境，国民政府只得仰赖美国在后勤问题上提供援助。杜鲁门对此直言：“蒋介石甚至连接收华南都有极大困难，因此我们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空军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因此，从自身来讲，应付国内形势尚且资源捉襟见肘的国民政府，单凭一己之力，并无能力供给一支规模达15000人，装备及维护水平与美军同等的海外驻军。雪上加霜的是，占领军在日活动仅可使用日元，需用黄金或美元进行兑换，由于法币在战后陷于恶性通胀，而外汇储备又近乎枯竭，中国完全无法提供占领军所需补给基金。
更为不幸的是，国民政府原指望由顾维钧同美国财政部交涉，由美方暂为垫付驻日补给基金，以使中国占领军能够成行，然而美方不仅不为所动，反而提出与中国结算租借贷款事宜。1946年１０月３０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致电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根据８月３０日《剩余财产协定》第７条第ｄ款的规定，国务院正考虑在华盛顿举行公开谈判解决最终租借结算事宜，届时将取消500０万美元的政治贷款以及1946年６月３０日确定的估值为１５亿美元的租借援助，并向中国预先收取驻日占领军补给基金500万美元等。1947年２月１4日，美远东事务办公室主任范宣德在其递交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及在附件中包含了由中国事务司司长林沃尔特提交的备忘录，其中对上述决定进行了重申。国民政府拟与美方交涉代垫补给基金事宜的尝试遂告失败。后勤问题由此终成中国派驻日本占领军计划胎死腹中的最为现实的原因。
对短时间内无法快速抢收被占领土的窘境，国民政府只得仰赖美国在后勤问题上提供援助。杜鲁门对此直言：“蒋介石甚至连接收华南都有极大困难，因此我们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空军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因此，从自身来讲，应付国内形势尚且资源捉襟见肘的国民政府，单凭一己之力，并无能力供给一支规模达15000人，装备及维护水平与美军同等的海外驻军。雪上加霜的是，占领军在日活动仅可使用日元，需用黄金或美元进行兑换，由于法币在战后陷于恶性通胀，而外汇储备又近乎枯竭，中国完全无法提供占领军所需补给基金。更为不幸的是，国民政府原指望由顾维钧同美国财政部交涉，由美方暂为垫付驻日补给基金，以使中国占领军能够成行，然而美方不仅不为所动，反而提出与中国结算租借贷款事宜。1946年１０月３０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致电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根据８月３０日《剩余财产协定》第７条第ｄ款的规定，国务院正考虑在华盛顿举行公开谈判解决最终租借结算事宜，届时将取消500０万美元的政治贷款以及1946年６月３０日确定的估值为１５亿美元的租借援助，并向中国预先收取驻日占领军补给基金500万美元等。1947年２月１4日，美远东事务办公室主任范宣德在其递交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及在附件中包含了由中国事务司司长林沃尔特提交的备忘录，其中对上述决定进行了重申。国民政府拟与美方交涉代垫补给基金事宜的尝试遂告失败。后勤问题由此终成中国派驻日本占领军计划胎死腹中的最为现实的原因。
四、结语
就中美关于驻日占领军派驻意向及交涉过程而言，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政治阻碍，彼此也均有意使中国驻日军队能够成行。为此在一开始，美方对中国在后勤问题上的不足给予谅解，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援助。 然而对美方来说，中国占领军最大的意义在于抵日后能够如美方所愿在提供兵力的同时为美方分摊占领成本，但现实却是如果没有美方在后勤援助上给予充分援助，则中国无能力如约完成驻日军队筹备事宜，也无力维持海外驻军的长期补给。 因此，当美国援助的底线与中国在后勤能力上的不足发生冲突时，为使美国驻曰占领当局利益得以保全，美国要求中国预先支付巨额补给基金就在所难免，但这又是中国的国际偿付能力难以承受的。
故而，与其说蒋介石将占领军投入内战战场而导致占领失败，不如说是因为占领无望，占领军才转向内战战场。这其中的关键问题虽是后勤，但却受到美国战后对日政策调整及中美关系变化的双重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远东秩序中的地位不断弱化，美国一国主导东亚秩序的特征逐渐确立，中国占领军计划的提出与破产正是美国意图发生变化的鲜明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