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是最早解《易经》的文本，相传为孔子所作。如果单从《易传》的行文格局、气度上来看，我觉得这个作者离《论语》中展现出来的孔子，距离有点远。
《易传》对《易经》的解释，试图将《易经》整理进一个逻辑的、哲理的体系之中。这一方面发展了《易经》，另一方面也阉割了《易经》。
《易经》对事物的认识主要靠经验直觉。古人采撷到实践中他们关注到的、认为重要的事情，通过简单地类比、联想，以及象征（我们用今天的术语讲远古时期的故事时，可能不太准确，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等，把具体抽象成形式，将特殊过渡到一般，从而使个别事情的处理原则上升为一般情境下的处事原则，用于为类似的现实生产生活提供指导。
这是人类早期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自然社会的认知，尽管它是非常粗糙、非常初级的，但它们应当是正确的，因为通过实践检验不正确的都已经被筛除掉了，留下的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易传》解释《易经》，在《易经》的基础之上，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从《易经》观物取象的象中抽象出他们想要讲的道理。一方面《易传》是对《易经》的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易传》为了把道理说圆，在《易经》提供的材料不够或不足以支撑《易传》作者的心中之意时，他们会用纯粹的想象来弥补事实的空缺：细读会发现《易传》说了不少空话、套话、大话，今人无法相信的话。
这种做法在《易传》宣讲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尤为明显。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关键在于他们在不明白自然之理时，先入为主地用社会伦理来统摄自然之理。如此以来，即使将来人们在实践中可以认识到若干自然之理，由于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没有给这些可以发现的自然之理留出位置，所以这些自然之理也不会被发现，发现了也无法进入主流社会、也是旁门邪道。《易传》在事实上阉割了《易经》。
《易传》中所谓爻位说“当位”、“中”等观念，无异是解《易》者在《易》中植入了封建社会等级观念，使《易》屈就于社会需要，教育大家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传》的作者们就是要统治者尊、老百姓卑，列出贵贱，分出等级。
《易传》对《易经》的解释，实质上是《易传》的作者们将他们的心中之意，植入到《易经》的卦象和卦爻辞中，从而实现对《易经》的改造，并成为后来易学研究的理论基石。他们混同社会和自然，混同自然和人事，强化社会伦理，弱化自然之理，推动了后来的《易经》研究者，走上了以社会伦理统摄自然之理的道路，维护了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数千年不变。
《论语》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也类似如此。正常的社会，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应当是齐头并进的。否则，如果对自然的认识远远超过对社会的认识，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动荡不安，人们会释放他们的自然本性充分张扬；如果对社会的认识远远超过对自然的认识，这个社会在浮华的现象下会是铁板一块、死气沉沉，人的本性会受到社会的压抑、禁锢而扭曲变形。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远古社会人文思想早熟，并不是一个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拿人们经常说的辩证法来讲，如同《易传》这样，缺乏实践中具体指向的辩证思考，看似辩证法而实际上受制于形而上学，貌似辩证法而实质上是形而上学，最终只能压抑社会思想。或者说，《易传》阉割的不仅是《易经》，还是两三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
当然，也有人认为，卜筮之《易经》发展到哲理之《易传》，符合那个年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或许，《易传》的作者们当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社会问题而非自然问题；或许，我们不应该用今人的眼光去审视过去的是非。然而，不管怎样，思想或者传统，都应该服务于当下、服务于未来。如果期望《易经》还能滋养民族文化的当下和未来，我们就应该用今天的标准，抑或是未来的标准，但绝对不是死守过去的标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李义奇，河南南阳人，金融学博士，教授，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其人涉猎甚广，是经济界的学问家，学问家中的治史者，史学家中的经济学者，企业高管中的高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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