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改革杂志
摘 要：基于全国30个省份2013—2022年的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业碳排放量便会下降0.595%。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与农机技术进步，进而促进农业碳减排，其中介作用份额占比分别为12.9%和45.1%。第三，财政支农水平的提高会影响数字经济在农业领域的渗透速度，进而扩大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第四，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对农业碳减排存在单一门槛，不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下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存在差异。第五，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区域与地形异质性，具体而言，在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数字经济表现出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粮食主销区不甚明显；在陡峭地区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相较于平缓地区更强。
关键词：数字经济；农业碳排放；农业碳减排；“双碳”目标
作者简介：田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WTO与湖北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廖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过往的农业发展历程中，为确保粮食安全以及各类农产品的充分供给，追求产量成为第一要务，而这往往伴随着农用物资的大量使用以及畜禽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由此导致农业碳排放量不断增加。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一致指出，农业部门是温室气体的第二排放源。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其农业生产低碳转型对于全球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国际层面，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也要求包括农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均应有所贡献；国内层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将农业确立为“双碳”工作先行先试的五大领域之一，这为农业生产低碳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伴随着“宽带中国”“数字乡村”“数商兴农”等战略的实施，数字技术与数字要素在农业生产领域得以广泛投入和使用。而随着数字经济逐步深入农业领域，农业生产经营的信息基础设施和物资设备会进一步升级，并进一步推动农业资源利用水平与农机技术的提高，进而助力农业数字化和低碳化的协同共进。因此，探究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为农业碳减排路径的深入探索提供了理论支撑，对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以全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基于其2013—2022年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首先，在进行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农村数字基础、农业数字发展和农民数字赋能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其次，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数字经济的农业减碳效应，并从数字发展效益与数字发展效率双重视角分析其作用机制。再次，分析财政支农水平对数字经济农业碳减排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验证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影响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最后，从粮食产区分类与地形陡峭程度两个维度探究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影响的异质性。
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总量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业碳排放量便会下降0.595%。第二，机制检验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机技术进步在数字经济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其作用机制表现为，数字经济发展会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推动农机技术进步，进而促进农业碳减排。第三，财政支农水平对数字经济抑制农业碳排放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更高的财政支农水平会提升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第四，数字经济在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存在农村人力资本水平门槛，当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超过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会进一步增强，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于推进农业碳减排具有积极意义。第五，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区域与地形异质性。区域层面，数字经济对粮食主产区与产销平衡区的农业碳排放均表现出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地形层面，陡峭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较平缓地区更强。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在机遇中谋求发展。把握数字变革和科技革命的时代机遇，快速推进农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加大政府对“三农”领域的政策支持与财政帮扶力度，加快乡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乡村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农村数字金融普惠度，放大数字经济的福利效应，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二是在发展中加强管控。在数字经济效益展现的同时，加强对农业碳排放的监测管理，重视农业领域碳排放水平的动态变化，完善农业碳排放交易市场，严格把控全国农业碳排放总量，逐步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为世界减排作出中国贡献。
三是在管控中鼓励共享。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制定农业碳减排政策，加强区域分工合作，搭建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共享平台。不同地区有序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与农业绿色低碳转型，优化政策布局，鼓励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转型并驾齐驱，同时树立成功典范，强化榜样引领作用；推动中部地区以农业碳减排为发展重心，加快农业降碳减污扩绿行动；优化西部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以便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
总体而言，实现“双碳”目标道阻且长。为此，必须立足现有可用资源，积极选用清洁能源，维护农业生态系统，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协同发展，在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保护农业生态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在农业领域中实现。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视角切入方面，全面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是对现有研究的有效补充。第二，内容拓展方面，鉴于鲜有文章考虑不同主体在数字经济推动农业碳减排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从政府与农民两方面进行拓展探究，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与农业经济低碳转型相关研究的理论框架。第三，政策价值方面，本文发现财政支农水平和农户综合素养双提升能增强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厘清了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影响的区域差异，明晰了数字经济能够发挥更大农业碳减排效应的条件与场景，这为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未来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拓展：第一，深入剖析数字经济政策的减碳效应。具体而言，可以系统探究各种政策和制度框架如何影响数字经济作用于农业碳减排，同时明晰政府在推动低碳农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第二，探寻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低碳转型的微观层面解释。当前相关研究多基于宏观层面，而缺乏从微观视角展开探索。为此，今后可尝试探究数字产品、技术等要素进入“三农”领域后对农户个体低碳生产技术采纳意愿、行为的影响，从而为农业低碳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经验依据。
（本文首发于《改革》2024年第9期，第84—99页。此版本有删减，且略去了参考文献，请关注“改革杂志”公众号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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