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推荐】城市规模、产业集聚模式选择与城市经济效率

学术   2024-11-16 14:33   河南  


  

城市规模、产业集聚模式选择与城市经济效率

黄阳平  甘景丰  林欣


大城市的规模继续扩大真的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吗?不同规模的城市应该发展何种产业集聚模式呢?本文以2003-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总体上呈现先负后正的U型关系,由负转正的平均城市规模为174万人。第二,专业化集聚程度的提高加强了规模-效率间的U型关系,城市规模小于129万人时,规模对效率的抑制作用得到增强,规模大于129万人时,促进作用得到增强。多样化集聚程度的提高减弱了规模-效率间的U型关系,城市规模小于237万人时,规模对效率的抑制作用得到减弱,规模大于237万人时,促进作用得到减弱。第三,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直接影响分别是城市规模开口向上和向下的二次函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如何更合理配置人口资源、发挥产业集聚优势、提高城市经济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作为人口、产业及各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其运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自然成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随着劳动力和资源成本的上升以及传统要素驱动增长红利逐渐消失,以往粗放的发展方式已不再可行。经济增长的动力亟须实现由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驱动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转换。这也促使着我国从追求速度到追求质量和效益转变,而城市经济效率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和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92%和17245万人上升至2023年的66.16%和93267万人,在过去几十年城镇化率快速上升的时期,关于“大城市病”问题的讨论此起彼伏。学者们主要认为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集聚效应最终会被拥挤效应抵消,并且我国已有部分城市的规模超过了“最优城市规模”。2000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户籍制度改革和人口配置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的结果之一是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持续放宽,人口自由流动和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得以推进。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绘制了不同规模城市市辖区的人口变动情况后发现:从城市人口增长率的情况来看,人口在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增长最快,其次是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再者是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人口100万以下的城市的增长率远低于上述三类城市。按照以往文献的说法,我国不少大城市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最优城市规模”,城市经济效率进入递减阶段,然而现实是我国大城市的规模持续扩大,其经济效益也似乎随着规模的扩大不断增加。为此,本文尝试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过去20年我国大城市的人口相比于小城市的人口经历了更大幅度的增长,这对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经济效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效率间的真实关系是怎样的?
产业集聚是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产业集聚主要分为产业专业化集聚和产业多样化集聚,关于何种模式更有利于增强城市创新能力和提高城市经济效率的文献十分丰富,但将城市规模与产业集聚相结合并研究两者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城市经济效率的文献较少。一些学者认为:大城市资源丰富应促进多样化集聚,小城市资源有限应促进专业化集聚。这种“大而全,小而精”的范式虽然与我国目前不同规模城市的集聚模式较为相近,但若考虑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力资本结构和资源结构等其他因素,会发现该范式可能在长期反而不利于我国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和城市经济效率的提高。为此,本文尝试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产业集聚模式的选择会如何改变不同规模城市继续扩大时对城市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影响?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文基于中国城市的发展现状,对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效率 U 型关系的机制进行梳理和分析;通过更严谨的方式测算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效率及城市其他特征变量,实证检验了规模-效率间的 U 型关系。第二,本文考虑了城市规模与不同产业集聚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城市经济效率的作用,深入探讨了不同集聚模式对规模-效率间 U 型关系的影响。第三,本文在设计计量模型时,同时加入了城市规模、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规模和集聚的交互项和一系列控制变量来避免模型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外,还使用份额移动法、河流密度和地表崎岖度构建工具变量,有效解决了模型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问题,使回归结果更稳健可靠。第四,以往文献关于交互效应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线性模型中,对非线性模型中含有的多个交互项的解释仍然存在不足,为此,本文从边际影响的角度为解释非线性模型的交互项提供了新思路。
二、研究主要发现
为了验证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不同产业集聚模式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城市规模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及其分别与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的交互项的计量模型。以此模型为基础,本文以2003-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主要发现如下。第一,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总体上呈现先负后正的U型关系,在产业专业化集聚和产业多样化集聚取样本均值的情况下,由负转正的平均城市规模为174万人。第二,专业化集聚程度的提高加强了规模-效率间的U型关系:城市规模小于129万人时,规模对效率的抑制作用得到增强,规模大于129万人且小于263万人时抑制作用得到减弱,规模大于263万人时促进作用得到增强。多样化集聚程度的提高减弱了规模-效率间的U型关系:城市规模小于237万人时,规模对效率的抑制作用得到减弱,规模大于237万人且小于263万人时抑制作用得到增强,规模大于263万人时促进作用得到减弱。第三,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直接影响分别是城市规模开口向上和向下的二次函数。城市规模小于44万人或大于373万人时专业化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城市规模大于35万人小于1601万人时多样化集聚可以显著促进城市经济效率的提高。
三、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文对我国如何更合理配置人口资源、发挥产业集聚优势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应加强规模较大的城市作为地区乃至全国的中心枢纽地位,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地理及制度壁垒,促进超大城市群内部人口、产业、技术与信息的有效流动,充分释放人口集聚的优势。通过加强产业协同、技术创新合作等方式,推动城市群内各城市的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形成良性的城市协同发展格局。
第二,规模较小的城市应不断完善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并促进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避免劳动力和人才资源进入时带来更严重的拥挤效应,进而避免引发更突出的资源错配问题。此外,小城市还应积极融入邻近大城市的发展圈层,通过交通设施联网、公共服务共享、产业链配套等方式,深化城市间的合作,实现资源协同利用。
第三,城市考虑产业集聚模式时应重新审视“大而全,小而精”的范式。对于规模在 129 万人以上的城市而言,在全球城市竞争格局中,培养城市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更有利于维持并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而在国内城市群的建设中,更应兼顾自身在城市群产业链中的定位,从全局角度布局城市的产业发展;对于规模在 237 万人以下的城市而言,在全球“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频发的当下,保持城市经济发展的韧性显得尤为重要,在合理的范围应鼓励选择多样化的集聚模式,同时也应该注意避免把资源分散到过多的产业上。




作者简介

黄阳平、甘景丰、林欣,集美大学财经学院,邮政编码:361021,电子邮箱:hyp796@163.com,kevenkam@163.com,478319032@qq.com。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4年第8期,注和文献略,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或点击微信页“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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