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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导读】随着国际局势震荡和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国内获得大量关注。他以“现实主义者”的身份，直白地揭露了美国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问题所在，不留情面地预言美国的许多计划将会失败，与国内各界的观察高度类似，也因此成为中国访问的常客，被重点介绍和传播。然而，本文作者指出：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分析中以“理性选择”作为绝对前提，并在将国家行为过度抽象后导致了极端二元的结论，不仅无法解释许多国家行为，也可能反过来影响国际关系的处理，带来危机。
作者认为：虽然米尔斯海默指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但仍将其解释为根据其目标而制定的理性选择，而乌克兰和以色列问题上，美国的表现已经证明，美国的政策并非全然理性。同时，“国家理性”是在复杂的民族、宗教、文化背景下培养的，不同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认知并非如他所认知的全然一致。另一方面，米尔斯海默认为一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佳方式就是霸权，这又使得借助他的理论，很可能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念和中美关系造成误读。
在这些局限之下，米尔斯海默过度简化的理论假设，有将世界引导向一条既不安全也不繁荣的道路。因此，在借鉴其对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批判之外，各界应当警惕其理论框架带来的问题。
本文转自“观察者网”，原题为《米尔斯海默的两个盲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美国政治科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突然人气大增，原因主要在于两点：首先，他早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便警告，乌克兰危机爆发的责任在西方；其次，他愿意频繁地出现在公开场合，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米尔斯海默对后苏联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外交政策提出的批评，其实借鉴了一些美国外交官和安全分析人士的观点。这些人曾告诫，北约的东扩极有可能引发战争。2008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表达了担忧，将北约的扩张视作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但他当时的警告被忽视了。米尔斯海默认为，北约东扩不仅是一种不必要的挑衅，而且会对美国的利益造成损害，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把俄罗斯推向中国。在他看来，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这一点我将在下文展开讨论。尽管对美国的利益做了上述框架分析，何况米尔斯海默并不是唯一一个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的人，美国的政治领袖们还是继续执行了北约东扩的政策。从这个角度来说，2022年初俄乌战争的爆发其实是美国鲁莽外交政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2023年10月的一天，我有幸见到了米尔斯海默，不仅聆听了他对乌克兰局势的分析，还听到他对当时刚刚在巴勒斯坦爆发的危机的初步看法。在那次谈话中，米尔斯海默重申了自己曾反复表达过的立场。他的表现无可挑剔，让来自澳大利亚的对话者彼得·瓦盖塞（Peter Varghese）一度语塞，瓦盖塞的立场始终是为基于自由主义规则的国际秩序辩护。对许多人来说，米尔斯海默的吸引力不仅在于他实际上预言了挑衅俄罗斯会带来不必要的流血，他对理解国际事务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在于，解构了自由主义秩序中已经形成的一种范式的傲慢。在多年来的演讲和著作中，米尔斯海默巧妙地揭露了自由主义世界观的虚伪和空洞，证明了所谓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其实建立在反自由主义的行为之上。当然，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揭露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虚伪本质的人。然而，尽管有这两项重大贡献，米尔斯海默对世界事务现状的看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作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经常以“作为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者”之类的话为开场白，以防听众对他的理论倾向产生任何怀疑。现实主义是一种看待世界的观点，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中，各个民族国家都会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无政府主义”意味着体系中只有民族国家，并不存在任何更高的秩序。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作为实现安全的手段，各国都会竭尽所能去追求权力。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安全竞争，而这种竞争可能会引发战争。理论框架的一个吸引人之处在于其超脱感和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客观性。不过，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框架仍然存在一些重大问题，他对中国的分析评估以及美国该如何应对中国的问题，都持续存在着盲点。多年来，米尔斯海默的公开谈话中均体现了这类盲点，最近的一次是在他与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同台的小组讨论，当然也包括他最近访问中国时出席的活动，比如2024年10月11日在北京发表的演讲。简而言之，米尔斯海默关于中国的核心论点可以概括如下：（1）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必然会追求全球霸权，这是确保自身安全的最佳手段。它不能容忍在任何地方出现旗鼓相当的竞争者。中国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2）美国挑衅俄罗斯的政策只能适得其反，因为这会把俄罗斯推向中国。此外，在米尔斯海默看来，俄罗斯的实力不足以同中国相提并论，前者只是一个三流大国，而中国是一个实力接近美国的竞争对手。简而言之，俄罗斯不配做美国的对手。（3）美国应该遏制中国，阻止中国在亚洲建立霸权。美国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如果中国在亚洲建立霸权，它将可以向其它地区自由地投射力量——特别是对印度洋。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高，因为这就是霸权会采取的做法。他以美国为例解释道，在西半球建立霸权后，美国很快便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军事野心。米尔斯海默的直言不讳令人耳目一新。那么，他的论证逻辑链问题出在哪里？米尔斯海默式现实主义的局限性和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点：米尔斯海默的假设前提是：所有国家对自身利益和行为都存在相同的考量，可以归纳为某种关于权力理性的抽象概念。但这是很容易证伪的，他本人对美国在乌克兰和以色列政策上的评估就提供了必要的例证。米尔斯海默过度简化的理性主义前提缺少历史视角，他的理性行为者理论在实证层面是失败的，因为他自己就证明了美国的行为并不“理性”。（1）在乌克兰问题上，米尔斯海默令人信服地指出，北约寻求东扩的努力将以灾难告终。可尽管面对明显的灾难性风险，美国还是执意追求北约东扩。用米尔斯海默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不理性的。（2）至于以色列，米尔斯海默和他的同事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撰写了大量文章分析以色列游说团体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以及那些游说集团如何影响美国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简而言之，无论面临什么局势或国际大环境，美国的建制派都会毫不动摇、毫无疑问地支持以色列——即便这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这再度说明，用米尔斯海默的话来说，美国的行为是非理性的。米尔斯海默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两个例子削弱了位于他现实主义理论核心的理性国家假设，但他只是耸耸肩，声称自己的理论能够解释80%的情况。不过，任何一套自称具有80%解释力的理论都值得重新审视，尤其是在处理战争与和平这个重大问题的时候。米尔斯海默的理性主义假设借鉴了“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的部分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这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领域非常流行。如果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把“经济人”（译注：homo economicus，在经济学模型中指一个理性的、自私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这一概念常用于分析和预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这个不切实际的概念提升到了不可撼动的地位，那么米尔斯海默的国际关系理论，则对主观能动性与思维算计采取了类似的抽象概念。“理性选择”理论在其它社会科学领域逐渐式微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其理论假设与现实相去甚远，以至于现实世界和那套理论根本无法相容。同样的问题困扰着米尔斯海默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采用“理性选择”的理论。美国对乌克兰和以色列政策的两个案例再度表明，“理性的国家利益”这个概念并非天然存在，而是通过历史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和制度背景框架构建出来的。虽然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挑衅俄罗斯是鲁莽之举，但他非常乐见美国对中国采取同样的战略。（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乌克兰战争的进行，俄罗斯人显然不是“可以轻松击败的对手”。相反，俄罗斯军队的表现证明，他们有能力战胜由西方支持、训练和提供补给的乌克兰军队。简而言之，俄罗斯正在赢得这场消耗战。尽管许多独立分析人士在乌克兰2023年夏季攻势失败后不久就得出了这一结论，但米尔斯海默的评估显然慢了半拍。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对战争形势的分析非常谨慎，更喜欢用“僵局”一词来描述战况。不过，他最终还是通过承认战场上的现实挽回了一点颜面。当然，我的吹毛求疵并不是要在这里“事后诸葛亮”——这将会是一种因小失大的自恋心理的体现。（2）更确切地说，我要追问的地方在于：如果俄罗斯这个“三流国家”（按米尔斯海默的说法）都能够挫败整个西方世界的集体努力，那还有什么理由挑起一场与他眼中“美国旗鼓相当的对手”之间的潜在战争呢？米尔斯海默承认，中美之间爆发战争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将是他所推崇的遏制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当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最近在讨论中指出这一点时，米尔斯海默只是简单地把战争爆发归结于“大国政治的悲剧”。遏制政策已经预设了威慑战略的前提，即一个更强大的行为者可以吓阻较弱小的行为者采取行动。这就是现实主义者的“势力均衡”概念。在理论层面，这一切都很完美；但在信息不充分的现实世界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寻求改变交往规则的情况并不奇怪。但威慑理论的问题在于：第一，它不能保证处于弱势的一方无论如何都不会采取行动，因为弱势方受到的驱动力远远超出了“理性选择”理论的范畴。正如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所指出，哈马斯的案例就是证明。尽管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处于明显优势，但其“威慑战略”并没有起任何作用。第二，一个行为者的威慑行为构成了另一个行为者采取行动的动机。这将毫不意外地导致军备竞赛增加的可能性，而结果必然是军事冲突的风险上升。米尔斯海默的威慑或遏制战略只会导致局势朝持续不稳定的方向发展，且几乎无法保障他口中美国霸权野心的实现。考虑到失败的风险，在现实主义者眼中，这种战略应该是不理性的。“理性选择”理论单薄的外表留下了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在谈论哪一种理性？这个问题涉及各国基于目标决定手段的不同思路。对米尔斯海默来说：（1）在目标问题上，“理性”的国家对生存的追求高于其它一切目标。它们会为了生存（或者安全）放弃经济繁荣的目标。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算计框架：要么选择繁荣，要么选择安全，并假定这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接受的思考框架。讽刺的是，他在认可这种意图的同时，却假设所有国家都无法了解其它国家的动机，现在是如此，更不用说未来了。（2）这种“目标决定手段”思维框架的第二个问题是，不一定能够从目标中研判对方的手段。然而，米尔斯海默却在一个关于既定目标的特定概念下，部分手段的适用性表现出很强的预设性。对他来说，最适合国家采取的手段就是追求霸权。他最近在北京发表演讲时说：“一个国家如何在国际体系中生存？这个体系中没有超出主权国家的更高权威。答案很简单，你一定想要变得非常强大，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力量，你无法确定其它国家的意图。要想真正变得强大，就得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成为霸权。”美国通过成为“整条街上最强壮的伙计”来保证自身安全。使用大白话的好处是迎合了人们的“常识”，但它是失败的，既因为这种战略存在风险，也因为替代方案能够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3）换句话说，米尔斯海默的“理性”是一种程度非常有限的理性。然而，完全可以想象，某种不同于米尔斯海默观点的替代方案也可以被视作在特定条件下的理性。这正好暴露了他缺乏历史视角的“理性”概念在分析与范式层面的局限性。各国可以通过相互合作来确保安全，使各自的安全利益相契合，形成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并不是非理性的做法。类似地，“要么选择繁荣、要么选择安全”的二元对立论也排除了接受另外一种主张，即通过经济繁荣带来安全，繁荣成为实现安全的手段的可能性。即使按照米尔斯海默所偏好的关于“势力均衡”的“真实权力”观点，没有繁荣也意味着国家无法获得实现安全的能力。尽管米尔斯海默很清楚，美国在欧洲的行动会在某个时间点引发俄罗斯的回应，但他却对美国的算计和行为如何影响其它国家（尤其是中国）视而不见。在对华问题上，米尔斯海默给出的回答基本上是“美国应该尽快变得强大，并保持强大”，即使这意味着采取“托尼娅·哈丁”（译注：Tonya Harding，美国花样滑冰运动员，曾于1994年冬奥会前夕为赢得比赛雇凶伤人，制造了美国花样滑冰史上最大的丑闻）的方法给中国下绊子。对美国来说，这种做法很可能会失败并带来毁灭性后果，超出了信奉现实主义的米尔斯海默所能接受的风险程度。不过，任何理性行为者在采取行动之前，肯定都会评估其中潜在的风险。美国遏制中国的理由是为阻止中国扩张。然而，除了指出美国过去的类似行为外，米尔斯海默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具有美国那样的扩张意图。他其实是把美国的算计和行为模式投射到了中国身上，可他对俄罗斯算计和目标的评估却表明存在其它可能性。米尔斯海默坚持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俄罗斯怀有扩张主义（更不用说帝国主义）野心，并以此为依据抨击那些基于这类指控主张遏制俄罗斯的人。可他自己却陷入了那些批评对象所执着的幻想中。米尔斯海默不遗余力地强调，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有扩张意图。但是，尽管缺乏证据，他却认定中国有这样的意图。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在对俄罗斯持一种看法的同时，却对中国持另一种看法？米尔斯海默有力地揭露了美国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的虚伪。他对美国乌克兰政策的批评既有说服力也是有益处的。而他对以色列游说集团操控美国对以政策、对中东外交政策的分析总的来说颇具说服力。然而，上述分析都削弱了“理性选择”现实主义的基本前提，正是这些前提支撑了他在对华战略上得出的结论。米尔斯海默现实主义的某些方面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对那些追求以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框架来思考国际事务的人们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可十分明显的是，过度简化的理性主义假设和二元对立论，很容易把人引向一条既不能带来安全也不能带来繁荣的危险道路。米尔斯海默本人可能会称之为一条“报春花之路”。（译注：Primrose Path，指看上去轻松愉快却潜藏着伤害与代价的道路）
本文转自“观察者网”，原题为《米尔斯海默的理论盲点》。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