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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当地时间11月26日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停火协议于27日凌晨4点开始生效。根据协议，以色列将在未来60天内逐步撤出剩余部队，同时黎巴嫩军队和国家安全部队将在自己领土上进行部署。然而，就在两年前，黎以两国达成了海上边界划界协议。甚至在2023年秋季，美国特使还在贝鲁特尝试斡旋黎以两国划定棘手的陆地边界。为何看似关系向好或至少稳定的两国，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走向了全面战争？
本文指出，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打破关于真主党的两个广为流传的误读：一是将其视为绑架黎巴嫩国家利益的“恐怖组织”和“国中之国”；二是将其简单地视为伊朗-以色列地区博弈中的“代理人”。通过对真主党的三重国内属性的分析，文章揭示了其在黎巴嫩政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其在反犹太复国主义、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的意识形态角色。同时，需要从国内政治、地缘政治格局、军事战略战术的维度，在历史经纬中理解以色列-真主党互动的决策环境和行为逻辑。
作者指出，真主党在短期内可能已失去对以军展开有效游击战的能力。当前，真主党更迫切的任务在于确保自身的政治生存。因而真主党和伊朗很可能会重新审视相互之间的资源投入与承诺。考虑到真主党在其中穿针引线的重要功能，“抵抗轴心”的地区影响力也很可能遭遇挫折，从而直接影响到以色列与周边敌对力量之间的战略平衡。在此意义上，这一轮黎巴嫩战争将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12月刊，原题为《黎巴嫩真主党 ：“国中之国”，还是大国博弈“代理人”？》，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2024年10月1日，经过近两周令媒体和大众“目眩”的操作——引爆寻呼机、针对敌对方高层的斩首行动、精准打击武器库——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发动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全面战争。可能很少有人关注到，就在两年前，黎以两国刚刚在美国的调解下达成海上边界划界协议。甚至就在此轮以色列-真主党冲突于2023年10月8日爆发前不到一个月，美国特使还在贝鲁特尝试斡旋黎以两国划定棘手的陆地边界。为何看似关系向好或至少稳定的两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走向了全面战争？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打破关于真主党的两个广为流传的误读，从国内政治、地缘政治格局、军事战略战术的维度，在历史经纬中理解以色列-真主党互动的决策环境和行为逻辑。
真主党-以色列军事互动的发生时机、形式和影响范围，要放在特定时期黎以两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加以理解。就黎巴嫩而言，这里涉及关于真主党的第一个普遍误读，即真主党是一个绑架了黎巴嫩国家利益的“恐怖组织”和“国中之国”。
事实上，自创建至今，真主党分阶段融入了黎巴嫩政治生活，发展并维系着相辅相成的三重国内属性。首先，真主党是黎巴嫩内战期间兴起的一支抵抗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的民兵组织。1978～2000年，以色列长期非法占领黎巴嫩约10%的领土。真主党正是这一时期黎南部兴起的多支反以抵抗力量中的一支。真主党围绕自身抵抗成果的叙事宣传，也决定了对以武装抵抗已成为真主党乃至黎什叶派集体身份认同的一部分。80年代以来，以军方即将针对真主党高层领导人的所谓“定点清除”作为战术选项之一。
其次，作为一支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宗教团体和社会运动，反犹太复国主义、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强调社会正义是真主党意识形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真主党与以色列的互动模式。2000年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后，巴勒斯坦问题在真主党“抵抗”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2003年后，真主党对哈马斯、杰哈德等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支持迅速提升，包括武装人员的培训，协助伊朗向后者提供资金、武器和后勤支持。
最后，真主党还是一个什叶派的教派政党，国内政治利益考量决定了它有强烈动机维持武装，而抵抗以色列占领则为此提供了最重要的合法性依据。真主党之所以能不断扩大在黎国内的政治影响，最重要的后盾即独立于黎武装部队的强大军事力量。真主党的武装抵抗受到广大什叶派民众的拥护和赞赏，但也引发了国内其他教派政党和民众的长期不满和疑惧。正因如此，2000年5月以来真主党坚称以色列仍占领着黎部分领土（舍巴农场），并在这一地区维持着与以色列的低烈度军事互动。事实上，由教派政党经营独立于国家的社会服务网络的现象可追溯至黎内战时期，在黎巴嫩教派分权政体中是一种常态，真主党的特殊性仅在于保留了民兵组织。
作为独特的“犹太民主”国家，以色列领导人对真主党的政策常常与特定时期国内选举政治密切绑定。例如，1996年“加利利和平行动”之前，以境内发生了一系列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面对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尤其是来自国内右翼政党的强大压力，工党领袖佩雷斯决定搁置叙以和谈，并对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采取强硬军事回应。有批评声音称2000年以总理巴拉克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军的决定，并非出于专业的军事评估，而是基于“赢得民众同情和选票的意愿”。2006年3月奥尔默特刚刚凭借鸽派政纲赢得了当年的议会选举，但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挑战；部分出于巩固其执政联盟的考量，奥尔默特才联合军方领导人对约旦河西岸和黎南部贸然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对真主党性质和角色的另一种普遍误读，是将其简单地视为伊朗-以色列地区博弈中前者的“代理人”。事实上，长期以来影响真主党-以色列军事互动的是叙利亚-以色列-伊朗这个“战略三角”；真主党在地区大国互动中也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战略自主性。
伊朗和叙利亚在真主党建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但不同的角色。整个20世纪80年代，伊朗对真主党的影响力占优，但它建立并扶植真主党首先并非为了对抗以色列，而是出于输出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期间在阿拉伯世界寻找盟友的考量。叙利亚对真主党的支持则相对模糊，叙利亚及其在黎最重要的盟友世俗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阿迈勒运动，与伊朗及其盟友真主党处于竞合状态。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和西方目标的袭击，尤其是绑架活动，很多时候被伊朗用于调节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1989年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初期，伊朗曾尝试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在90年代初曾减少对真主党的财政支持，二者关系也因此短暂疏远，直至马德里和会与海湾战争扭转了这一趋势。
1992～2011年，中东地区和国际格局经历了两次剧烈转型，真主党对叙、伊两国的战略意义不断凸显。90年代阿以和平进程，尤其是叙以和谈期间，叙利亚需要真主党的军事力量作为向以色列施压的杆杠。海湾战争后，以色列开始将伊朗界定为最大战略对手，伊朗则将真主党塑造为威慑以色列、缓解自身地区孤立的战略资产。在此背景下，黎内战结束后，叙、伊迅速围绕与真主党关系达成大致分工。但特定时期，两国在真主党对以军事行动上的立场可能大相径庭，如1996年引发以政府发动“加利利和平行动”的真主党火箭弹袭击，得到了叙政府的默许，谋求缓和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伊朗则积极扮演调停者的角色。9·11事件，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叙、伊面临着来自美国的空前政治军事压力，真主党对两国的战略意义进一步提升。尽管如此，很多真主党对以袭击，如引发2006年黎巴嫩战争的跨境袭击事件，仍是真主党出于国内政治考虑自主决策的结果。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伊-以-叙战略三角以及伊-叙-真主党轴心内部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考虑到叙政府在军事上对俄罗斯、伊朗以及（较小程度上）真主党的严重依赖，叙利亚在轴心中地位显著下降，基本失去战略自主性。真主党将其军事存在延伸至叙南部及其他地区，大大延展了其战略纵深，并进一步强化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协调合作。更重要的是，伊朗成功地在叙境内建立军事存在，扶植起一批亲伊朗的本地民兵组织，并尝试将后者部署至叙南部地区。真主党以及伊朗对以色列的战略威胁显著增大。在此背景下，真主党-以色列军事互动的空间由黎南部转移至叙境内，仅2012～2017年以军就对叙境内叙利亚和真主党武器运输车队发动了近100次空袭。真主党的主要军事支持者伊朗，也越来越多地间接卷入真主党-以色列冲突。
1985～1992年，真主党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开始由民众抵抗运动演化为有组织的游击战争。面对真主党战略战术的调整和效果的提升，以国防军开始在“安全区”外发动旨在强化其威慑力的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
真正改变双方战略平衡，继而将相互威慑纳入双方战略考量的，是武器装备的升级。1992年2月，真主党首次集中向以色列北部定居点发射喀秋莎火箭弹。为制止此类袭击，以国防军先后于1993年和1996年对真主党发动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根据以官方表述，1993年“问责行动”的根本目标，是通过间接向黎巴嫩民众（制造大规模难民人口流动）、黎巴嫩政府（破坏重要基础设施）和叙利亚施压，迫使他们停止对真主党的支持。这种直接打击真主党有生力量与间接施压相结合的策略，构成了2005年前以色列对真主党惩罚性威慑战略的核心，尽管不同时期侧重的施压对象有所不同。然而，真主党的游击战战略、相关作战概念以及对以军弱点（对人员伤亡高度敏感、寻求快速获胜）的深刻理解，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以色列在技术（空中力量、精确打击能力）和情报领域的优势，也使双方迟迟未能建立起稳定的相互威慑。
2006年黎巴嫩战争是以色列-真主党互动模式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以色列重建对真主党威慑力的又一次激进尝试。这场为期34天的战争在短期内有力削弱了真主党的军事能力，但也让以色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争结束后，以国防军再次强调将威慑作为应对真主党威胁的核心战略。在战术层面，2008年提出所谓“达希亚主义”（Dahiya Doctrine），即“对（攻击以色列炮火发出的村庄）施加不成比例的武力，对其造成巨大的破坏”。2015年《以色列国防军战略》又提出针对真主党的“割草”政策，即“发动一场时间相对较短的战役，使用空袭、火力和少量的地面部队来实现有限而明确的目标，旨在削弱真主党的能力并形成威慑”。真主党也更明确地将威慑作为战略核心，同时通过恢复、扩充并披露自身军事实力，发布针对达希亚主义的对等威胁，借由多种渠道传达执行决心等方式，提升自身威慑力。2006～2023年，黎以边界地区近17年的相对平静，标志着真主党与以色列在该地区实现了某种相互威慑的平衡。
与黎以边境的相对平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11年以来，以色列与真主党、伊朗在叙利亚境内却展开持续的低烈度对抗。直接参与叙利亚内战，对真主党的规模、军事能力、组织结构、战斗经验、战略纵深等产生了深刻影响。2015年和2018年的《以色列国防军战略》提出“战争之间的战役”战略，强调针对以色列所有敌人的军队升级计划所需的非凡情报能力，并在必要时能够进行精确的“外科手术”，同时确保避免安全局势全面升级。为此，以色列一方面加强了对真主党的情报渗透工作，另一方面以空军对伊朗在叙南部军事部署、向真主党转移武器和仓库等发动了上百次空中打击。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跨境军事行动进行了选择性回击，但截至2023年，以色列与真主党、伊朗在叙境内的军事互动中尚未形成有效的相互威慑。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瞬间冲毁了黎以两国国内、伊朗与以色列以及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脆弱的政治、军事和战略平衡。复杂的国内、地区局势乃至个人政治考量以及长期累积的战略思维，从不同层面影响了真主党、以色列的战略决策和互动方式。
迄今为止，新一轮真主党-以色列冲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23年10月8日真主党炮击以国防军在舍巴农场阵地延续至2024年5月拉法攻势的开启，特点是以色列军事重心聚焦加沙，真主党象征性“策应”哈马斯，二者维持相对低烈度的冲突。真主党第一时间即卷入以哈冲突，既属无奈，又是“豪赌”。考量到自身的“抵抗”文化，以及与哈马斯的意识形态亲缘性和战略关系，真主党必须有所行动。但打破与以色列之间长达17年的威慑平衡、国内其他党派和什叶派民众内部反对战争的声音，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为避免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同时陷入全面战争，以色列基本配合着真主党的“游戏规则”。
第二阶段以拉法攻势为起点直至2024年9月17日寻呼机爆炸事件之前，特点是真主党在保持战略克制的同时军事上略有升级，以色列则为与真主党的军事“摊牌”做准备。拉法攻势期间，基于对以色列孤立、分裂状态以及以国防军挥军北上威胁的认知，真主党试图通过有克制的军事升级强化自身威慑力。以国防军则开始将打击重点放在真主党在黎南部和叙境内的武器库存和储存设施，并有针对性地暗杀真主党精锐部队的多位高级指挥官。认为以色列最终会默认基于相互威慑的新“游戏规则”，是真主党最大的战略误判。
第三阶段即9月17日寻呼机爆炸事件至今黎以冲突在短期内的全面升级，充分展示了内塔尼亚胡政府对真主党的战略思维和战术手段已发生重大转变。战略层面，大规模地面部队入侵，表明以国防军的行动目标是实质性“消灭”真主党的有生战斗力量、瘫痪其军事能力，而非停留于形成有效威慑。究其原因，一方面，“阿克萨洪水行动”彻底改变了以政府和军界对外部安全威胁的认知，使之不太可能接受真主党在以边境地区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真主党的军事能力已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它发动先发制人打击是削弱其安全威胁的最优方案。事实上，冲突爆发伊始，以色列即开始对叙境内真主党目标进行数十次纵深打击。战术层面，战争的准备工作，包括对对手通信系统、指挥体系、武器库等的精确打击，体现了以军在2006年黎以战争后战略战术思维，尤其是在情报、渗透工作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一周年之际内塔尼亚胡突然开辟“第二战场”，部分也可能是出于转移国内选民视线、巩固极右翼执政联盟等个人政治利益的考量。
截至2024年10月底，从冲突相关方发布的信息来看，真主党在短期内很可能已失去了在本土对以军展开有效游击战的能力。当前，真主党更迫切的任务在于保护此轮冲突中遭受严重摧残的什叶派社群，以确保自身的政治生存。以色列则可能追求进一步剪除真主党的军事能力，并寻求在适宜的时间点强加对本方最有利的解决方案。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很可能赋予以方更多的支持和行动自由，以色列目前握有明显战略主动。以色列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确保任何关于黎南部的“安全地带”协议得到有效执行，以及在伊朗参与修复真主党实力的前提下，如何与伊朗在黎巴嫩达成新的战略平衡。但无论如何，经历此轮军事挫败后，真主党和黎什叶派在黎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和身份角色必然会发生变化。在这一敏感时刻，任何外部势力寻求彻底颠覆黎国内力量平衡的做法，都可能在黎巴嫩引燃教派冲突。真主党和伊朗很可能会重新审视相互之间的资源投入与承诺。考虑到真主党在其中穿针引线的重要功能，“抵抗轴心”的地区影响力也很可能遭遇挫折，从而直接影响到以色列与周边敌对力量之间的战略平衡。在此意义上，这一轮黎巴嫩战争将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12月刊，原题为《黎巴嫩真主党 ：“国中之国”，还是大国博弈“代理人”？》。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