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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2024年10月新刊发行
【导读】普遍认为，特朗普代表着美国国内的收缩性力量。随着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爆发重重危机，美国这一旧全球化秩序的缔造者不得不在战略上进行收缩，对全球事务采取更加保守与退缩的姿态。特朗普再次胜选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一个新的窗口期，敦促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新的国际秩序，思考如何重构全球化，尤其是本轮重构全球化进程的特色时代、技术、产业背景。这将是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空间、以及多极化世界形成的重要战略性问题。互联网带来的技术变革构成我们当今正在经历的全球变局的重要一环，而我们在重构全球化的进程中却对这一因素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理解。
历史告诉我们，全球化的进程一直与信息技术进步密不可分。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全球的生产链条得以扩张，全球性的生产要素能够被更充分的利用，更广阔的市场得以形成，创造了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但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也深陷在世界体系中。一方面，全球化的资本本就是信息技术嵌入全球经济的过程的基础；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又只有在一个与之匹配的全球化体系中才能平稳运作。恰如本文指出的，美国如今的乱局、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广泛危机，部分原因就是由于当前的世界秩序没能与信息技术“和平相处”。
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代表了信息技术的最新阶段。本文指出，纵观过去，互联网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技术创新，改变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生产组织方式，提高了组织效率，将原先许多难以纳入社会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组织了起来。在重构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会为新的全球化秩序带来的新的可能性，并在重构全球化进程中充分利用这一可能性。
对于互联网企业与其他中国的科技企业来说，伴随着国内经济转型压力，“不出海就出局”已经成为共识。但恰如本文指出，对互联网企业来说，一个安全且有发展潜力的海外、投资发展空间，必然同中国推动的新型全球化进程紧密相关。细数过往三十年，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壮大同中国的发展战略密不可分，同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庞大消费市场密不可分，可以说是“与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一同增长”的典例。展望未来的三十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要想真正成为全球化的企业，必须超越仅仅向欧美市场输出消费端产品的旧模式，转而思考如何伴随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在全球更广阔的市场完成更全面的数字技术出海。一方面，继续与此后三十年世界经济中“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一同增长”；另一方面，依靠中国的产业链向外扩张带来的经济合作，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关系中找到更加安全、可控、稳定的发展空间。
本文系《文化纵横》新媒体栏目特稿，感谢作者授权发表，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信息技术一直是经济增长、商业扩张和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组织起最前沿的信息技术的互联网企业更是推动经济增长、促进高质量发展、重构全球化的重要商业主体。
正因处于新旧全球化的夹缝中，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面临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局面，面临着“我是谁”“我该向什么方向发展”的战略性追问。可以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的战略从未如此紧密地和中国的国家战略转型结合在一起。在中国推进重构全球化的战略进程中，互联网企业所代表的先进技术与生产组织方式，一方面将顺着中国重构全球化进程指示出的新的全球性供应链网络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和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也将成为中国重构全球化战略的重要微观力量。
（一）新型全球化：互联网企业的安全发展空间
在解读中国企业独特的发展路径时，曹远征特别指出，中国企业在发展路径上之所以呈现“规模最大化”特征而非“利润最大化”特征，并迅速发展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个核心逻辑就在于充分利用了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并“与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一起成长”。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在发展之初就面临着“资本外汇双缺口”问题。除引入外资，对中国本土企业来说，要想快速发展就不得不借入资本、负债经营，才能把企业规模做大，但也使高杠杆成为常态，并隐含着快速去杠杆导致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就是惨痛的教训。但中国始终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其秘诀就在于过去30年间，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中国企业始终同坚持“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一起成长”，不断改进自身产品以适销对路，其现金流始终为正。由此，中国企业以14亿人口提供的巨大规模性为基础，走上了一条规模取胜的道路，规模效益不断递增、边际成本不断下降，为中国企业负债经营、快速发展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有力支撑，塑造了中国强大的工业能力。
对于尤其以规模取胜、赢家通吃的互联网企业来说，中国市场的超大规模性与过去三十年购买力极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大规模出现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方面，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得中国的产业得以以低成本迅速发展，即利用规模经济提高了生产力、又利用范围经济建立了全产业链的竞争力，使得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也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也推动了消费者收入的进一步增长。这一特征对互联网企业有重要意义。第一，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的蓬勃发展本身就建立在国家建设的超大规模基础设施基础上，中国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互联网的规模经济提供了重要前提，譬如村村通工程促成的互联网、公路等基础设施使得电商在中国能够实现如此大的普惠性与规模性；第二，对许多出海企业来说，中国的强大产业链与产业体系极大增强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Shein等快时尚行业所依赖的中国纺织供应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第三，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对中国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创新有重要意义，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海量的高频次重复任务能够推高自动化（数字化）的价值,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大规模的产出和应用能够有效分担技术前期的高额投入，推动投资与技术迭代没，移动支付、微信小程序之所以能在中国率先获得成功就可归功于此。例如，早在2021年微信小程序的月活就超过了4亿，这一产品形态也走向了海外，例如今年新加坡最大共享单车平台 Anywheel 上线小程序，成为和具体使用场景相结合的中国数字创新典范。这些因素也都促成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崛起同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密切相关。从2000年到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了201.23%，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抓住特定时段收入快速增长的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的互联网企业往往能够突出重围、快速崛起。例如，近期风头正盛的拼多多，能够迅速崛起为市值第一的企业，恰恰是因为他们抓住了中国最大规模的下沉市场，与中国收入增长最快的农民群体连接在一起，忧其所忧，不仅可使工业品下乡，而且也使农产品进城，这是充分利用了中国的超大规模性的结果。
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快速增长为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打下了一个坚实且安全的发展空间，但随着国内经济转型压力凸显与全球化秩序动荡，“不出海就出局”逐渐成为新时期的发展共识。但出海同样需要找准发展空间。一个安全且有发展潜力的海外投资、发展空间，必然同中国推动的新型全球化进程紧密相关。
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超大规模性的自然延伸，也将是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新的“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随着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经济体的交通基础设施与信息基础设施情况正在获得历史性改善，相关经济体参与国际贸易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条件也在日渐完备。例如，自20世纪末中非数字基础设施开展以来，中国建设了非洲一半以上无线站点及高速移动宽带网络，累计铺设超过20万公里光纤，帮助600万家庭实现宽带上网，服务超过9亿非洲人民。这同中国曾经推行的“村村通”工程一样，将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海外发展的打下基础。
由此带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巨大市场，对于试图出海的中国互联网企业而言也将可能是新的“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当前，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延宕，全球再次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中国也在积极推动产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转移，尤其是产品组装环节许多已经转向国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有利于增加国内收入，增加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市场规模；同时，相关国家制成品向中国出口可以利用中国的大规模市场实现规模经济，促成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带来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正在将越来越多上一轮全球化中没能被组织开发出来的生产要素与市场纳入全球化生产进程中，这将会推动相关国家的经济进一步增长。麦肯锡2017年曾预测，到2050年，共建“一带一路”有望新增中产阶层 30 亿人。同这30亿人一同成长，将中国的互联网产品铺向全世界，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重要机遇。
同时，随着国际产业竞争已经脱离国家间竞争来到产业链竞争阶段，顺着一条稳固且有韧性的产业链进行投资对于出海企业来说是相对来说更为安全的策略。在中美竞争导致全球经济碎片化的当下，由于中国内部超大规模性导致的产业链溢出所形成的新的全球产业链正在崛起。中国拥有从手工制造到高新技术的完整工业体系、世界一流的基础工业能力国可以将上海合作组织中亚西亚各国为代表资源优势，和RCEP东亚各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联结在一起，形成纵贯欧亚大陆的“一带一路”全产业链竞争优势。西亚、中亚、东亚等发展中国家，可以其资源禀赋优势嵌入这一产业链，从而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产业链合作所带来的利益共享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波诡云谲的国际关系中更容易把握的确定性。
（二）互联网企业与中国重构全球化的实践
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在美西方围追堵截之中稳定经济民生，减弱逆全球化潮流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推进新型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这就要求中国将经济循环将延伸到世界各地，推动更多南方国家融入发展潮流，强化全球产业链韧性，抵抗来自美西方的逆全球化力量。在这个进程中，信息技术以及组织起信息技术的互联网企业的参与至关重要。
一方面，互联网企业是技术创新的最前沿，也是生产组织变革创新的最前沿。纵观世界技术-经济发展史，每一次霸权转移都伴随着组织能力的创新。乔万尼·阿里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指出，在霸权转移进程中，新的世界秩序会发展出更强的组织能力，以促进、组织和调节一个规模与范围比前一次更大的新的资本主义扩张。企业往往是这一组织能力创新的重要承载者，每一次技术进步与霸权轮替都会创造出伟大的企业与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改变全球的经济贸易方式。当今世界恰好又到了一个霸权轮替周期。当世界正从美国霸权迈向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企业已经展现出非凡的组织能力与技术能力。平台型生产组织同上一轮占主导地位的福特主义或丰田主义在生产组织上有重要区别，依托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它能够更精准的协调生产与消费，为生产者提供更多的确定性，也因此能够组织起许多小规模的生产者，组织起许多以往无法组织起的生产要素，改造了生产组织的样态。这一生产组织的改变，在国内，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极大改变了当代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因其非凡的组织能力，我们看到许多出海的互联网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极有竞争力，从WeChat、Temu、Shein、TikTok、阿里速卖通等，这些新的生产组织形态与企业形态在重构全球化的进程中，对中国的生产力全球布局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为生产组织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技术机遇，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和具体的产业结合起来，发挥其改造生产组织的优势，是亟待研究投资的重要领域。
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组织方式，还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这一点对中国重构全球化的进程、对中国企业出海的进程都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美国针对TikTok、WeChat的制裁中，许多民众抗议打出“TikTok Change My Life”的口号，海外华人则针对面向WeChat的禁令提出诉讼，互联网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与文化生活已经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民众的生活方式。随着互联网企业代表的生活方式嵌入世界各国社会，促成全球化联结性的力量将会继续扩张。当然，如何理解这种生活方式还需要更细致的讨论与研究。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组织起的庞大文化生产力与文化出海也值得我们重视。以腾讯视频海外版本WeTV为例，截至今年八月，WeTV海外APP总下载量超2亿；在东南亚市场的OTT平台中，用户时长消费占比第2。游戏、电视剧、短剧……互联网企业组织起的文化生产与文化出海对扩展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有巨大帮助。当然，中文文化产品的出海仍旧需要一些更有力的概念来进行统筹，在国际上打造统一的中国形象。
▍结语
本文系《文化纵横》新媒体栏目特稿，感谢作者授权发表。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