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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二十年间，中国从零起步，成功构建了一个拥有8亿用户、占全球近半在线零售额的庞大电商市场。然而，这一市场的迅速崛起令人意外——电商作为一个充满小卖家、非面对面、陌生人交易的场域，通常需要完善的市场制度来保障合约履行和防止欺诈行为。那么，在法律制度尚未健全的阶段，中国如何实现电商的爆发性增长，甚至超越许多法制成熟的发达国家？
From Click to Boom 一书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作者刘立之，乔治城大学 McDonough 商学院助理教授，在书中指出，中国电商崛起的制度基础源于政府与平台的合作，即“建制外包”。由于国家正式制度的缺位，电商平台自发建立起强大的私有经济制度，以填补市场治理的空缺，涵盖合同保障、欺诈打击和纠纷解决等职能。对此，中国政府采取默许和支持的态度，甚至通过签约将部分传统职能“外包”给平台。
本书深入探讨了这种“建制外包”现象的政治逻辑及其深远影响，揭示了在制度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平台与国家如何协同构建新的治理模式，并展示了中国政府在鼓励制度创新与控制平台权力之间的艰难平衡。本书基于十余年的研究，结合大量访谈、原始问卷、千万级的平台内部数据和一个跨越三省的随机对照试验，深入呈现了电商繁荣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并探讨了这一模式对他国制度发展的启示。
▍新书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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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载自“普林斯顿读书汇”，转载时有节选，原文请见https://mp.weixin.qq.com/s/TotocRVryMWC3I_NQ4sL9g。▍一个充满悖论的市场
中国电商市场的崛起看似顺理成章，实则是一个巨大的意外。时间闪回2000年代初期，中国的电商市场仍然微不足道，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当时的研究者对其发展前景颇为悲观，指出了诸多制约因素：当时中国的互联网技术较为落后，商业基础设施薄弱；公众对线上支付的安全性缺乏信任；政府对这一新兴市场的政策态度尚不明确；配套服务业也不完善。事实上，中国电商后续的繁荣在多个方面挑战了传统“常识”。电商市场需要强大的制度基础——例如对网络合约的执行、对交易双方网络资产的保护，否则人们难以信任一个看不见的交易方。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尚不健全的国家法制难以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那么这些制度究竟来自何处？在法律保障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尽管存在较大风险，消费者为何仍愿意与陌生人在网上进行交易？如果强有力的法律体系对市场运作至关重要，为何在法治环境逊色于发达国家的中国，电商反而发展得更迅速？为何中国政府一直具备严格监管电商的能力，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选择“袖手无为”？这一从无到有、连接着超过八亿消费者的庞大市场的崛起，将会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这本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用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电商繁荣之下对中国深层次的影响。人们通常视电商为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或是对实体零售的简单替代。事实上，在中国，电商的角色多重且复杂：它推动了国家制度的建设（不局限于电商领域），是政府经济转型的政策工具，也是中央、地方、平台和商家权力博弈的舞台，在某些层面甚至对政商关系、央地关系都有所影响。本书基于逾十年的研究，结合大量的访谈、一手问卷、难于获取的非公开数据、还有一个跨越三省的随机对照试验，得出了以下的一些结论（也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建制外包”（institutional outsourcing)：电商市场崛起所依赖的强大制度基础源于政府与数字平台共同构建的过程，这一模式我称为“建制外包”。也即，在法制尚不健全或难以全面执行的情况下，政府通过默许或合同，将部分政经和社会职能外包给以平台企业为代表的“私有监管中介”（Private Regulatory Intermediaries）。在此过程中，平台成为制度建设的主力，而政府的默许与支持构成关键的政治背景。例如，电商平台如淘宝通过建立一系列发达的私有制度来执行合约、解决纠纷——如支付宝“担保支付”、在线信誉体系、七天无理由退货制度，大众评审纠纷解决机制——让用户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也能安全交易，促进了电商的繁荣。同时，政府通过默许、公开支持，甚至签约的方式，将部分治理职能外包给平台。尽管2020年后政府对平台的监管趋严，“建制外包”现象依然存在，且在某些方面得到强化。“弯道超车”：尽管西方平台（如亚马逊）也提供私有制度和治理机制，但在用户信任的制度建设方面，其深度与广度均不及中国平台。由于中国市场的法制相对薄弱，中国的平台公司被迫在制度建设上投入更多资源，以获得用户的信任。同时，中国政府与平台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密切，特别是在市场法规构建方面，这种协同使得平台在中国的制度建设产生了远超西方的影响力。因此，薄弱的法制环境不仅未成为中国电商发展的障碍，反而为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契机。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平台逐渐具备强大的制度建设和执行能力，它们已逐步演变为中国政府在经济、法律及政治管控方面的重要“抓手”，其影响力超越了纯粹的线上市场，渗透至更广泛的社会治理领域。战略性不管制（Strategic Non-Regulation）："建制外包"解释了为何中国政府在拥有强大监管能力的前提下，长期对电商领域采取不管或少管政策——即“战略性不管制”。在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学者通常聚焦于政府的“积极作为”，然而，政府的“刻意无为”（deliberate inaction）——即在具备监管能力的情况下选择推迟或宽松监管——同样重要。作为推动国内消费和创业的关键力量，电商对中国以扩大内需为核心的经济转型至关重要。对私营平台在其发展初期实施“战略性不管制”政策，赋予了平台宝贵的自主发展空间，这在“强政府”体制下显得尤为珍贵。中国政府采取的“先发展、后监管”策略，为电商迅速发展提供了关键推动力。放管难题：将部分治理职能外包给平台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始终零监管；相反，监管与外包是相辅相成的。平台提供的私有制度绝非完美，尤其在平台规模扩大后，可能滥用市场地位，损害用户利益。如果缺乏有效监管，平台的私有制度质量可能下降，降低“建制外包”的效果。然而，过于严格的政府监管也可能限制平台的自主性，抑制制度创新，从而同样影响外包的成效。因此，在平台自主性与国家监管之间找到平衡至关重要，但这在实践中极具挑战性。中国对平台的监管经历了二十年的“放手不管”，到2020-2023两年半的“监管风暴”，再到近期的监管放松，展现出在监管真空与过度控制之间寻求平衡的复杂性和挑战。深远影响：中国电商崛起的制度属性对个人和社会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个人层面，电商通过生产和消费途径影响家庭福利，但由于电商效应在城乡、不同地区和家庭间分配不均，也带来了新的不平等问题。在社会层面，电商推动商业交易从人情化向契约化、从熟人交易向陌生人交易、从人工合同执行向算法执行的转型，联通了原本割裂的地方市场，促成了全国统一在线市场的兴起。这一转型不仅削弱了地方政府的部分管控权，还重塑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平衡。此外，电商的发展重塑了政商关系，削弱了传统的“商户—地方政府”互动，转而在“平台—政府”之间形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关系，构建出新型政商关系。本书虽然以中国电商市场为背景，但核心探讨的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政府所能提供的正式制度薄弱或缺失的情况下，国家如何推动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困扰着许多渴望繁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电商的崛起为此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发展路径，即通过鼓励私营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特别是增强第三方的执行力量——来促进陌生人之间的广泛交易，从而实现“大规模非人格化交易”。本书还探讨了中国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部门所带来的众多政治经济影响。例如，通过一个横跨三省、覆盖八个县、一百个村庄的随机控制试验，精确测度了电商如何影响农村家庭的福利状况。结合对三千多户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和千万级的平台公司内部数据分析，这一研究发现电商虽然能够提升农村家庭的福利，但在短期内并不能让所有农村地区通过电商成为致富的卖家。原因在于，和城市情况不同，电商在农村主要通过“消费效应”惠及普通农村家庭，如降低生活成本和提高购买力——而非通过“生产效应”来增加名义收入或推动创业发展。对大多数的农村地区而言，仅凭电商提供的全国市场入口不足以激励农户自发创业和销售产品，仍需配套的培训、推广（如直播带货）以及农村产品标准化等辅助服务，否则生产端的致富效应难以自发形成。这表明，虽然一些特定的农村能自发利用电商销售产品并发展为“电商村”，但推广这种成功经验并非易事。研究还显示，电商的收益在不同家庭间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年轻、富裕的家庭以及居住在较偏远的村庄的家庭往往获益更多。这表明，尽管人们对电商缩小城乡差距寄予厚望，但农村地区要充分发挥电商潜力仍面临诸多障碍；由于同一地区居民在接受新技术方面的能力差异，电商也可能带来新的不平等问题，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加以关注和应对。又例如，本书探讨了电子商务如何重塑政商关系。传统上，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被视为商业发展的关键，因为政府掌控着土地、银行贷款和营业执照等重要资源。然而，调研显示，相对传统企业，电商的灵活性降低了商家对店面、库存、周转资金，甚至营业执照的需求。那么，电商是否减弱了政商关系的重要性，催生了独立于政府的商业力量？这一问题尤为关键，因为在其他国家，独立的商业力量崛起往往推动政治变革，如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通过一手问卷和访谈数据，本书的研究发现，电商并未消弭政商关系，而是将原本分散的“商户—地方政府”政商纽带集中到了“平台—（中央）政府”的层面。一方面，电商确实让部分卖家更独立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的经济分权体系中，地方政府控制着营业许可、土地和贷款等资源，而电商让部分零售企业摆脱了地方市场的限制，直接接入全国市场，从而降低了对地方政府资源和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这绝不意味着电商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商业阶层。实际上，这些商家从依赖地方政府转向依赖平台（如依赖平台流量），并受平台监管。同时，大型数字平台仍受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监管。在中国的语境下，平台规模越大，越需要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并配合监管，以降低平台企业的风险。因此，国家通过对大型平台的监管，仍能“嵌套式”间接控制电商商家和消费者。因此，电商的兴起并未消除、而是集中化了政商纽带；它将政商互动从个体商户层面转移到平台层面，形成了“平台—国家”的新型政商关系结构。
From Click to Bo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mmerce in China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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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城大学 McDonough 商学院助理教授、政府系兼任教授。她的研究方向包括贸易、技术与创新的政治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她的研究成果已发表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和 Minnesota Law Review 等期刊。她曾获得2019年美国政治学会（APSA）信息技术与政治领域最佳论文奖以及2020年制度与组织经济学学会（SIOE）Ronald H. Coase最佳博士论文奖。她还被 Poets & Quants 评为2021年最佳50位本科商科教授之一。
2.Institutional Outsourcing: A Public-PrivateCollaboration on Institutional Building3.Making Institutions Work: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E-Commerce Market4.The Invisible State? How E-Commerce Transforms State-Business Relations5.Digital Path to Prosperity or Road to Nowhere?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E-Commerce Access6.Governing the Titans: China’s Regulatory Shifts toward Platforms7.Bridging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Understanding the Interplay of State and Markets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法理学、法律经济分析、法律与社会、信息隐私法、网络技术与社会治理、比较法等。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制度、发展政治学和中国政治。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为法律理论与网络法。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平台劳动管理、平台劳动关系与劳动权益保障、不稳定工作与青年就业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