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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邮箱：wenhuazongheng@gmail.com芝加哥大学
【导读】美国大选落下帷幕，但全世界关于美国未来走向的担忧依然持续着。整个大选期间，特朗普两次遇袭使各界对美国国内安全问题的讨论不断增加，甚至有消息称许多人正在计划离开美国。那么，引发美国社会担忧的安全问题究竟如何定义，原因是什么，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文中，芝加哥大学教授根据多年调查研究，对美国政治中的暴力因素进行了阐释。
作者指出：特朗普只是政治暴力文化的一个具体表象，暴力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结构性矛盾——人口结构变迁导致白人保守主义抬头，他们开始与支持多元文化的自由主义者竞争谁能成为美国人，以及美国公民应享有怎样的权益。强烈的不安和不满，推动左翼和右翼都更为极端，调查发现，保守派和自由派策划的暴力事件都在不断增加，超过15%的美国人认为为了正确的政治运转，动用武力是合理的。此外，这些支持使用暴力的美国人超过80%生活在都市，超过30%有大学教育经历，并非一般印象中的“乡巴佬”、“红脖子”，包括特朗普的支持者。因此，美国必然面临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政治暗杀、暴力袭击、街头和校园冲突等事件很可能会越来越多。
但美国发生内战的概率并不高。因为美国的政治观点分裂蔓延整个美国，并没有在地理上形成鲜明区隔。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并不一定能缓和美国的政治冲突，降低政治暴力。作者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政府表现出以温和的态度寻求长远的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但特朗普政府基本不可能选择这条道路。
纵观历史，美国政治暴力风格曾在不同时代因身份议题而出现。长远未来很难预测，但在特朗普的新一轮任期内，美国内政经历崎岖颠簸则几乎成为一种必然。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美国之变的想象与真实”之二十五，原载Foreign Affairs，原题为《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美国政治中的暴力风格》，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3年第43期 总第215期
不到10年间，暴力令人震惊地成为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常规特征。2017年，一名左翼极端分子枪击共和党众议院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和其他四人。2021年，大批右翼分子冲进美国国会大厦，试图阻止民主党当选总统乔·拜登就职。今年总统选举中，已经有两次针对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暗杀事件，同时还有针对各行各业政治人物的大量威胁发生。事实上，11月的选举不仅是美国现代历史上影响最重大的选举，也是最危险的选举。但是，对于美国人或外国观察者而言，此类事件日益频繁的事实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暴力激增的可能原因有很多。关键民主制度不断被削弱，贫困和孤立的白人保守派越来越具有反民主倾向；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两极分化的激进效应；还有社交媒体、民兵组织。许多分析都把责任归咎于特朗普。确实，以上每个因素都可能增加美国政治中的冲突性，但所有评论都忽视了催生这个暴力新时代的主要结构性动力。美国的主要威胁不是任何失控的技术或边缘民兵组织，不是经济上的不满。特朗普也不是，与其说他是美国问题的原因，不如说是表征。相反，最大的危险来源来自于美国天然特征中文化冲突——冲突的根本问题则是谁能成为美国公民。冲突的主要参与者也不是什么孤立的激进分子，而是数量庞大的普通美国人。根据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数千万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认为政治中的暴力可以被接受。他们许多人来自中上层阶级，家庭美满，受过良好教育。国家身份的斗争涉及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结构变化。1990年，76%的美国人口是白人。2023年，美国人口普查局认为这一比例略高于58%。到2035年，则将降低至54%；十年后，到50%以下。这些变化使保守派的愤怒不断积累，许多人认为种族多样性的增加威胁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人支持特朗普和他的种族主义运动，而其中的排他性政策和言论反过来又引发了自由派的强烈反对。他们支持人口结构变化，或者至少担心保守派的成功会让美国人失去来之不易的自由。学者们早就明白，社会变革和人口变化是暴力的强大催化剂。与其他地方一样，美国的社会暴力从根本上讲是民粹主义的。数以百万计支持政治暴力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国家的精英阶层是如此彻底的腐败，他们的民主是如此彻底的崩溃，以至于骚乱、政治暗杀和胁迫性攻击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实现人们应得的所谓真正民主所必需的。这种想法为各种民粹主义运动所特有，在运动中，人们希望依靠政治领袖、政党或运动来战胜所谓的建制派。不幸的是，暴力民粹主义在未来几年可能会继续增强。纵观历史，大量民众支持政治暴力的社会更有可能进入动荡。我们没有办法阻止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即使有，这样做也是错误的——多样性使国家更加强大。美国可能不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处于全面内战的边缘，但也正在进入一个激烈致命冲突的时代，将充斥政治骚乱，对少数族裔的袭击甚至暗杀。纵观历史，美国人已经经历了几波暴力民粹主义浪潮。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天主教移民美国的大规模浪潮，数百万人加入本土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三K党。KKK及其盟友随后对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进行多次袭击。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再次经历重大政治暗杀和大规模城市骚乱，大多由右翼极端分子和左翼恐怖组织（如Weather Underground）发动。这个时代的暴力也受到社会问题的刺激，包括为美国黑人提供平等权利的斗争，以及对越南战争日益增长的不满。尽管如此，在美国的大部分历史时间里，暴力时代是例外，而不是规则，政治暴力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期间，美国经历了几起国内恐怖主义事件，最著名的是1995年俄克拉荷马联邦大楼爆炸案。同时，极左翼组织地球解放阵线（Earth Liberation Front）和动物解放阵线（Animal Liberation Front）的人也袭击了农场和汽车经销商。当然，除了俄克拉荷马袭击之外，国内组织很少造成重大破坏。真正的威胁是外国恐怖主义，911时间即其典型代表。当下，美国政治暴力事件要频繁得多。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至 2021年期间，国内恐怖主义事件增加了357%。芝加哥安全和威胁项目（Chicago Project on Security and Threats）的一项研究发现，从2001年到2023年，超过250人因威胁美国名联邦立法、行政和司法官员而被起诉，这意味着1633名相关公务员中，有近200人曾遭受威胁。2017年到2023年，威胁数量增加了400%，从每年4次增加到每年超过20次。国内恐怖主义同时存在于左翼和右翼中。2021年，反政府和白人至上主义极端分子实施的袭击和预谋占当年的49%，无政府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各种左翼极端分子则在当年FBI 登记事件中贡献了40%（高于2020年的23%）。自2017年以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受到的攻击几乎同样多。审视具体地集体政治暴力案例，暴力民粹主义的普遍性则更加明显。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杀害后，超过150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这些抗议活动中有7%到10%演变成了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纽约市、费城、波特兰、西雅图和其他100多个美国城市中心地区针对警察和企业的大规模骚乱——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系列政治骚乱。六个月后，国会大厦被洗劫一空。作为骚乱的一部分，特朗普的支持者带着绞索，在国会周边高呼“绞死迈克·彭斯”（时任副总统），逮捕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2023年底到2024年6月，一心要结束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的抗议者占领了校园建筑，对学生进行人身攻击。最近短短9个月内，美国还发生了1000多起独立的反犹太主义和反伊斯兰主义事件。不仅数字令人震惊。更令人担忧的是，暴力行为者似乎得到了广泛支持。根据著名民意调查机构NORC于2024年1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超过15%的美国人——12%的民主党人、15%的独立人士和19%的共和党人——同意“为确保国会议员和其他政府官员的正确工作顺利进行，使用武力是合理的”。近六个月调查中，百分之十的受访者（以此比例为参考，在全国相当于约2600万美国成年人）同意“为防止唐纳德·特朗普成为总统，使用武力是正当的”。这些人中超过30%持有枪支。20%的人认为，如果警察受到暴力袭击，那是他们活该。与此同时，7%的受访者（相当于1800万美国成年人）支持武力推动特朗普重新成为总统。这个群体的能力更加危险：50%的人拥有枪支，40%的人认为“冲进美国国会大厦的人是爱国者”，25%的人要么隶属民兵组织，要么认识民兵组织成员。仅这些数字就清楚地表明，公众对政治暴力的支持并不个别。为了测试主流对暴力的支持程度，我的团队收集了受访者的背景数据。研究发现，支持使用武力阻止或促使特朗普当选的人中，超过80%的人生活在大都市。39%的人至少接受过某类大学教育。即使是政治右翼，也有超过38%的人至少有一些大学经历。换句话说，他们是美国最广泛群体中的一部分，并不是什么“一群可笑的乡巴佬”。当然，支持政治暴力是一回事，发动袭击是另一回事。但滋生冲突也不需要他们更加暴力。学者们早就指出，公众对政治暴力的支持会鼓励不稳定的个别人——那些可能真正使用武力的人——按他们最糟糕的冲动采取行动。政治气候会让这些人认为他们的攻击是为了更大的利益，他们甚至会作为战士而受到赞美。事实上，民众对暴力的支持是流血事件的最佳预测因素之一。在北爱尔兰归属问题（The Troubles）爆发之前，20世纪下半叶，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越来越支持使用武力来改变该地区的政治安排。在西班牙，巴斯克种族主义Euskadi Ta Askatasuna运动暗杀该国的政客之前，公众对暴力的支持已经上升。在Baader-Meinhof Gang于20世纪70年代一系列爆炸和暗杀活动前，西德人也已经越来越支持暴力。不幸的是，美国民众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增加对政治暴力的容忍度。6月份的调查显示，最反对暴力民粹主义的美国人是59岁以上的人。他们支持使用暴力推选特朗普的概率是30至59岁人的三分之一。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安抚作用逐渐减弱。尽管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会因年龄渐长而变得反对暴力，但时间本身并不能去激进化，因此结果无法保证。毕竟，袭击国会大厦的人中约有10%超过60岁。预期政治暴力活动增加的主要原因与人口结构也有关系。到2045年，美国真正转变为白人少数社会。这种转变在年轻人口中尤为明显，也将在政治中逐步可见。事实上，转变正在发生。今天，四分之一的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认为自己是非白人，他们是美国历史上最多元化的代表群体。这意味着美国将变成真正的多种族民主国家，并产生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社会变革。政治、媒体以及主要商业和社区组织的这种权力转移，是保守派文化反弹日益严重的根源——特朗普和他的运动就是其中的缩影。同时，这种转变也是自由派人士反抗的基础，他们既希望变革，又担心保守派的成功会阻碍进步，逆转经济和社会进步，并建立一个不代表所有人的政治制度。双方的恐惧不一定与现实相符，却会助长攻击。对保守派和自由派而言，政治变革的后果只需要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中。抽象的人口变化会导致恐慌，这一事实令人不安，却并未超出预期。纵观历史，社会和人口变化引发不满（真实的和想象的）、紧张局势和政治动荡。正如比较政治学家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指出，当“一个国家的多数变成少数......焦虑来自一种夸大的弥散危险。”人们开始担心自己会在家中被围困，被陌生人控制。这种担忧在巴西、黎巴嫩、巴尔干半岛和前苏联部分地区引发了暴力事件。美国人，尤其是自由派美国人，可能认为自己足够宽容，可以避免因种族偏见而行事。但这种思维模式对他们的折磨同样一样严重。研究发现，接触有关白人人口下降的信息会增加白人对其他白人的同情，并增加对少数族裔的恐惧和愤怒。这种情绪影响在自认为是自由派的白人中也足够明显，只是略低于保守派白人。研究还表明，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是特朗普迅速崛起的原因。2016 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种族、性别和文化身份相关问题上发生冲突的程度远远超过以前的总统候选人。同样，随着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福克斯新闻、Newsmax和MSNBC等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媒体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多位学者认为，随着美国白人比例下降，白人的种族偏见和团结程度也在上升。此外，对多样性的愤怒也支持直接预测对暴力的支持。根据2024年1月的研究，认为“民主党正试图用来自第三世界的新人、更听话的选民取代现有选民”的美国人——所谓的伟大替代论——支持武力推选特朗普的可能性要高出6倍。相信伟大替代论的美国人认为“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的人是爱国者”的可能性也高出5倍。他们属于右翼民兵组织或认识右翼民兵组织成员的可能性要高出3倍。左翼还没有能与“伟大替代论”相提并论的理念。但1月份的调查中，认可“美国是一个针对非白人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国家，并且一直如此”的人，支持使用武力阻止特朗普的可能性大约是不支持的两倍。这些受访者认为“当警察受到袭击时，是因为他们活该”的可能性也高出四倍，认为“使用武力是恢复联邦堕胎权的正当理由”的可能性要高出一倍半。以上发现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走向北爱尔兰和波斯尼亚那样的典型的种族冲突。毕竟，依然有许多白人认为美国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并希望结束它；也有亚裔、黑人和西班牙裔支持特朗普。美国的政治暴力不太可能以内战形式——两支军队在战场上针锋相对，或者数十万武装叛乱分子在全国各地游荡——表现出来。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地理分裂趋于一致，政党、经济阶层和地理划分都大致重合时，这种战争的可能性更大，但美国的种族、经济、社会和地理因素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全国各地都有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经济阶层和不同的种族群体。将当今美国的情况与20世纪90年代的波斯尼亚进行比较，就能知道各要素重合的影响力。阿尔巴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最终的政治分裂以及重大经济问题导致了南斯拉夫国家的崩溃和分裂。相比之下，美国并没有处于政府崩溃的边缘，其经济仍然强劲。尽管最荒诞的暴力形式可能不会发生，美国人也必须准备迎接一段非常动荡的时期。国内可能会连续多年出现严重政治暗杀、骚乱以及针对其他集体、团体和个人的暴力。可能会出现新的民兵组织，城市和大学校园内可能发生各种原因的暴力事件。这些暴力可能破坏美国政治制度的要素，也可能带来制度变革。随着美国人对选举真正反映人民意愿的信心越来越弱，对强人政治的态度变得更加开放，美国政治可能走向越来越专制的方向。同时，社会暴力还可能向华盛顿施压，要求其在社会和文化事务上赋予各州更多的自主权。例如，最高法院已经将堕胎权问题下放给各州。争论的重点自然是谁能称为美国人，以及美国公民身份拥有哪些权利。2024年大选就是鲜明例证：激进、坚定的少数派决定了选举走向，他们支持使用暴力推举或者阻止特朗普上台。与特朗普不同，民主党领导人几乎没有表现出动员进步人士接受暴力以应对选举失败的意愿。但左派仍然能够对它不喜欢的结果进行恶意回应。如果华盛顿高调逮捕、拘留和驱逐大量非法移民，激进分子可以团结起来护卫他们，包括发动可能演变成暴力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并绝不退缩。如果政府派遣武联邦装特工进入所谓的庇护城市——限制与联邦移民官员合作的城市，他们就特别有可能采取行动。2020年7月，美国国土安全部派特工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逮捕、拘留和起诉抗议者后，示威者用木盾和其他物品与特工对峙，冲破路障并袭击了警察局。为避免进入一个真正充斥政治骚乱和袭击的时代，美国人需要在种族和移民问题上寻找妥协。这将极其困难。种族和族裔是社会建构，活动家和领导人可以尝试帮助移民迅速融入美国社会，并说服美国白人认可他们与非白人有很多共同点。但这项工作的速度可能不够快，因此无法避免暴力民粹主义时代的到来。群体边界和社会身份可能不是一成不变，但也绝不会随意流动。新移民群体通常需要几代人才能融入当地社会，在白人眼中没有区别。爱尔兰移民进入美国一个多世纪后，才出现第一位天主教总统约翰·肯尼迪。或许美国可以用强劲的经济增长来掩盖这些分歧，毕竟美国人通常将经济列为最重要的议题。但历史证明，扩大国民生产总值（GDP）也不是万能的。20世纪20年代，因为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超过4%而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但三K党成员人数激增。同样，20世纪60年代暴力蔓延时，美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5%。这两个时代中，暴力直到身份问题得到解决才停止。20世纪20年代，种族主义者取得胜利：国会通过了1924年移民法，实际关闭了美国边境。即便如此，反黑人的暴力仍在继续。直到20世纪60年代联邦立法终结了法律上的隔离和歧视，将胜利交给进步人士，暴力情况才结束。在政府镇压有组织暴力团体行动下，这些团体失去了大部分的民众支持，最终崩溃，其引起的动荡仍然断断续续，直到美国停止为越南战争征兵。今天，强硬地终止移民并不能解决美国面临的挑战。即使完全关闭美国边境，也只会将白人变成少数族裔的结果推迟约10年。这个方案也是不可接受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多种族民主对国家有益，这观点也没错。美国白人和其他种族一样，可以从一个根据每个人性格而不是肤色来评价个体的未来中获益。不太严厉的移民政策依然有缓解紧张局势的功效。政策制定者应该找到两党合作的方法，减少非法移民，投入资源来执行现行法律、维护国家边界安全，让绝大多数移民获得合理的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此类政策将帮助白宫和国会站稳脚跟，展示他们有能力平衡国家的经济需求、社会责任、安全和政治关切，证明政客们有能力寻求解决美国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并在全社会培养善意。希望依然存在。大多数人仍然憎恶政治暴力。根据6月的调查，70%的共和党人反对政治暴力，并希望领导人对暴力事件进行谴责。超过80%的民主党人持有相同观点。各级政府官员应该倾听他们的选民的意见，少发表煽动性言论。特朗普刺杀事件后，两党政客都对政治暴力进行了广泛谴责，这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榜样，其他领导人都应该效仿。此外，两党制依然是美国社会变革的伟大减震器之一，如果候选人接触更多群体，表现更加温和，暴力进程可能放缓，社会问题也有希望软着陆。但就目前而言，暴力的热潮不太可能消退。其主要成因——人口结构变化——不会消失。而且，调和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愿景并不容易，也很难公正。政治趋势不会直线发展，预测未来可能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但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前方的道路崎岖不平。
本文原载Foreign Affairs，原题为《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美国政治中的暴力风格》。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