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古代官员放很臭的屁
被皇上闻到会怎样?
认识邵篪吗？
你大概不认识。
这位外号“湊氛狮子”（泄气狮子）。
这位官员因为在上朝时失态放屁，被皇帝发现后直接被贬为东平知府，从此成为笑柄，甚至成了宋朝到明朝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说法认为，邵篪的这次“泄气事件”反而成了他在历史中的一大亮点。如果没有这一回，他可能就如同许多默默无闻的官员一样，完全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会被人铭记。赵南星在《笑赞》中提到：“邵篪因为这一屁，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谈论。如果没有这个事件，他可能早已随着草木一起腐朽。”
另外，也有国外类似的趣闻。据说罗马皇帝克劳多斯曾经听闻一名男子因为憋住了腹中的气而痛苦至死。这位男子在皇帝面前由于严守礼仪，忍住了放屁，结果因腹痛猝死。得知真相后，皇帝下令，任何腹痛不适者在其面前放屁都无需自责，以此避免他人因为过度拘谨而遭遇不必要的伤害。
这些有趣的历史轶事让人不禁感叹，人类的日常小事，也常常在不经意间影响了历史的流传。
02
古人被赐死
为什么不先骂皇帝一顿？
武周时期，太子舍人郝象贤就因这一原因而名声狼藉。郝象贤是唐高宗时期宰相郝处俊的孙子，而郝处俊曾得罪了武则天，结果郝象贤被诬告谋反，迅速被定罪并判了死刑。
《新唐书》简单记录了郝象贤临刑时的情形：“临刑，极骂乃死”。但《资治通鉴》对此作了更为详细和生动的描述。临刑之时，郝象贤不仅大声辱骂武则天，还将宫中不为人知的丑闻与八卦公之于众，甚至抢过旁边人的柴火暴打行刑人。真可谓是文武双全！当时在刑场上围观的群众必定十分震惊。
武则天得知此事后大为愤怒，命令将郝象贤的尸体肢解，并挖掘他祖父与父亲的坟墓，劈开棺材，烧掉尸体。
《资治通鉴》进一步提到：“初，太后有憾于处俊，会奴诬告象贤反，太后命周兴鞫之，致象贤族罪。象贤家人诣朝堂，讼冤于监察御史乐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贤无反状，玄殖坐免官。象贤临刑，极口骂太后，发扬宫中隐慝，夺市人柴以击刑者；金吾兵共格杀之。太后命支解其尸，发其父祖坟，毁棺焚尸。”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武则天下令从此以后，所有死刑犯在行刑前都要被塞上口球。
“自是终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03
乾隆的诗
你看不懂
乾隆皇帝一生创作了超过四万首诗，其中不乏精品，但也难免有不少平淡无奇的作品。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诗篇被广为流传呢？其实，乾隆的诗不能单纯以诗歌的角度来看，而应当视为他的日常记录。我们从小学学到的诗，大多是抒情、写景、咏物、怀古或送别等诗体，较少有纯粹的叙事诗。乾隆的诗大多都是叙事诗，完全以事件为主线，少有抒发情感或描写自然景象的部分。
例如，《将军阿桂奏报大兵攻克喇穆喇穆山梁及日则丫口诗以志事》：
诗中详细描述了大军如何攻克敌军阵地，具体到每一场战斗、每一次分兵、如何逐步击败敌人。这样的诗，显然更像是一份军事报告，而不是一首抒情之作。
乾隆的诗大多都有类似的形式：标题即是一段故事，内容多为事件叙述。比如《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率师进剿番酋，忠诚奋发，志期殄寇，只奏再三，朕揆势度理，以允降班师，休兵息民，为经国远计，彼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者，乃票姚贰师辈武人锐往立功之概。大学士辅弼元臣，抒诚赞化，名耀旂常，正不必与兜鍪阃帅，争汗马一日之绩，诗以示之》。
这样的诗标题便已是篇幅极长的一段文字，内容涉及历史事件、人物事迹，完全不似一般的诗歌。
另外，也有一些看起来像日记的诗，例如《阵雨（五月廿八日）》和《雪（闰十月初九日）》等，名字简单直接，像是在记录每日的天气变化，实际上却是叙事性质的作品。乾隆自己也曾提到过：“拈吟终日不涉景，七字聊当注起居。”
他所创作的诗歌，往往不涉及风景、人物或情感的表达，而是专注于记录和叙述日常事件，仿佛是一本自传式的日记。乾隆的目标是通过诗歌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国家大事，从某种程度上，他的诗歌成为了了解乾隆时代的重要史料。
另外，乾隆的诗歌也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写得太快；二是过度引用典故。乾隆为自己的“诗才敏捷”感到自豪，他自认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多首诗。因此，这种急功近利的创作方式，也使得他的一些作品显得匆忙且缺乏深度。
总之，乾隆的诗更多的是一种记录和宣传的工具，而非纯粹的文学艺术创作。他的诗歌，大多充满了政治、历史和日常事件的元素，虽然数量庞大，但由于其创作速度快且内容大多实用，缺乏抒情和艺术上的打磨，也难以被称为文学上的佳作。
乾隆作诗时特别喜欢引用典故，而且他用的典故往往非常生僻。即便是当时全国最有文化的军机大臣们，翻了好几天书也未必能看懂他的意思。
乾隆的创作常常是这样的：有时写诗、作书、画画，而诗则是他的日常必修课，每天都会写几首。每首诗他都用朱笔草稿，交给内侍拿出去，交给有文化的军机大臣们用楷书抄写，这些诗被称作“诗片”。如果诗中引用了某些典故或故事，宫中的大臣们就得翻阅书籍，有时翻几天也找不到出处，乾隆对此也不以为意，甚至不怪他们找不到答案。
赵翼在《檐曝杂记》中提到过一个例子，某次他看到乾隆的诗中有“着制”二字，怎么也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他才意识到，这句话出自《左传》中的“衣制杖戈”，其中“制”指的是“雨衣”。“穿雨衣”这个简单的事，乾隆竟然用典故写成诗，连当时最有文化的人也搞不懂，真是别具一格。
因此，乾隆的诗是否平庸，实际上并不是最关键的。真正的挑战在于，许多人根本看不懂他的诗，特别是他常用那些深奥的典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