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全部剿杀!”

体娱   2025-01-21 21:18   辽宁  

洪承畴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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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四年(1631年)七月,由于明朝承诺发放的“安家费”迟迟未到,陕西最大的农民军领袖神一魁叛变再起。此举引发了巨大的动荡,各路农民军联合起来,约二十万之众,在晋陕交界再次闹起事来。

崇祯收到无数紧急报告后,愤怒地将责任归咎于一心主张招抚的三边总督杨鹤。杨鹤被罢免后,原延绥巡抚洪承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

洪承畴上任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全面展开对农民军的剿杀行动,甚至将已投降的首领一一“解决”。(俗称:杀降)

同为陕西三边总督,为什么洪承畴与杨鹤的做法如此不同?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杨鹤上任时,正值己巳之变,边军精锐已被调往防备皇太极的战场,即使杨鹤有意剿匪,也缺乏足够兵力;而洪承畴接任时,朝廷特地派来了强援——延绥东路副总兵曹文诏。

曹文诏之所以被视为猛将,与他的丰富战斗经验密切相关。
他从小兵起步,凭借一系列战功,逐渐晋升。
曾与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名将共事。换句话说,他是辽东系的老兵,经历过大规模的战斗,面对关外八旗也毫不畏惧。因此,在剿匪的战斗中,他自信满满,手握充足的力量与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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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诏遇到的第一个强敌是王嘉胤。
王嘉胤在农民军中的资历非常深厚,他的队伍早在李自成和张献忠崭露头角之前,就已开始与明朝对抗。最关键的是,王嘉胤的队伍里有不少曾经的明朝边军,这些哗变的士兵使得他的队伍战斗力异常强大,远超一般的农民军。

那时,曹文诏麾下的兵力大约只有两千人,对上王嘉胤的强大军队,正面交锋自然是毫无胜算的。那么,曹文诏该如何应对呢?

他并非一味莽撞的将军,而是以智取胜。他开始调查和探访,最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他的手下有个名叫张立位的小兵,而张立位有个姐姐,她的美貌使得她成为了王嘉胤的侍妾。

曹文诏制定了一个巧妙的计划,让张立位装作投降,借机接近王嘉胤,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动手。在忠诚与升官发财的双重诱惑下,张立位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开始了他的“诈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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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王嘉胤没能抵挡住张立位姐姐的美色诱惑,很快就任命张立位为自己的帐前指挥。为了进一步完成任务,张立位与王嘉胤的另一位部将王国忠秘密接触,商讨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张立位了解到,王嘉胤嗜酒成性,每次都会醉得一塌糊涂。于是,三人密谋,决定利用这一点。计划很简单:张立位与曹文诏提前联系好,指示他在周围埋伏好队伍,等待时机。

在夜深人静时,张立位的姐姐故意召唤张立位进入内室,而王国忠则在帐外持剑把守,严禁任何人接近。

就这样,王嘉胤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最终丧命。张立位的计划成功实施,王嘉胤的部队也被曹文诏的军队彻底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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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灭王嘉胤之后,曹文诏被晋升为临洮总兵,接着他又接连打败了点灯子、李老柴、一条龙、扫地王等多个农民军头领。在清除了一轮农民军之后,曹文诏将目标锁定了神一魁。

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曹文诏与甘肃总兵杨嘉谟、宁夏总兵贺虎臣等一同出兵,展开了对神一魁老巢宁塞城的大规模围攻。然而,战斗还未打响,神一魁的部将黄友才便提着神一魁的首级前来投降,企图借此向曹文诏“求饶”。

黄友才本是神一魁的核心成员,一直对神一魁投降杨鹤时的卑躬屈膝心生不满,早已有了背离之意。眼看官军逼近,他决定采取行动,在神一魁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其杀害,然后自告奋勇前来投降,条件是要求继续在宁塞城称王称霸。换句话说,黄友才的投降并不是真心的,而是带着自己的私利。

然而,曹文诏绝不会接受这种条件。在他眼中,背叛一次就永远是个背叛者,绝对没有回旋的余地。对于任何投降的农民军,不管是首领还是普通士兵,结局只有一个——死。

戴笠在《怀陵流寇始终录》中提到: “诸将在阵,凡是胁从者,文诏必尽杀,无一存者(其侄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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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魁在农民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得知其被黄友才所杀后,神一魁的其他部下,如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等人,立即与黄友才展开了激烈的反击。双方对抗了好几场,互不相让。

然而,正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所说,曹文诏趁机出击,成功斩杀了四百多名农民军士兵。黄友才带着千余名残兵退守铁角城,但在试图突围时,他最终被官军的火铳击中身亡,余部也全部被剿灭。

尽管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等人成功从宁塞突围,但他们的实力已经大幅削弱,只能暂时在镇原城休整。然而,曹文诏并未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双方在西濠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此时农民军已损失了大量士兵,与官军的正面交锋注定是惨败。

经过一番激战,农民军阵亡数千人;杜三和杨老柴也在混乱中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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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的失败导致了农民军内部的纷争,一部分将领开始有了投降的念头。为了表示诚意,他们决定杀掉自己的上司之一——红军友。至此,曾经效忠于神一魁的主力部队只剩下李都司一支。

李都司联合了独行狼、可天飞、郝临庵、刘道江等部,分道进攻合城和合水,企图引诱曹文诏前来救援。他将主力部队隐藏起来,仅以千余骑兵佯装作出正面迎战的姿态。当曹文诏果然进入伏击圈时,农民军的伏兵一齐出现,瞬间将他团团围住。与此同时,农民军大喊“曹将军已死”,企图借此扰乱官军的士气。

李都司心中得意,以为胜利已经近在眼前。然而,事与愿违,曹文诏却在这万众包围中表现出非凡的气概,他独骑冲入敌阵,手持长矛在农民军中来回冲击,凭借着近乎疯狂的气势,农民军被彻底震慑住了。很快,曹文诏便突破了包围圈,农民军的围歼计划彻底失败。

官军士气大振,纷纷加入进攻,最终将农民军逼退。李都司等人眼看局势败坏,纷纷撤退。曹文诏指挥官军追击,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农民军再次遭遇重创,众多敌军尸横遍野,剩余的部队纷纷撤至铜川桥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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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曹文诏和各路将领的共同努力下,陕西境内的农民军基本被剿灭,局势逐渐恢复平静。然而,局面并未完全稳定,山西却开始爆发动乱。山西动乱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天灾,另一方面是人祸。

最初,山西的局势尚在可控范围内,但由于陕西农民军遭遇了洪承畴和曹文诏的强力打击,许多人开始感到恐惧。据说,陕西一带曾流传这样一句民谣:“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陕西的农民军领袖们感到生存无望,纷纷商议出路,最后决定集体渡河逃往山西寻找新的生计。于是,他们推选了王嘉胤部下、号称“紫金梁”的王自用作为新的领袖。

《明史·曹文诏传》记载道: “巡按御史范复粹上奏,曹文诏立下头功,共计三万六千六百余人,曹文诏功劳最大,嘉谟次之,承恩、麒排在之后……”

当时,农民军见到陕西官军势如破竹,许多部队纷纷流入山西。王自用带领的“紫金梁”部队,以及混世王、姬关锁、八大王、曹操、闯塌天、兴加哈利等七大部,人数多达数万人,少则几千,开始蹂躏汾州、太原、平阳等地。

御史张宸向上汇报道:“这些贼军自陕西而来,曹文诏的威名响彻四方,百姓为之传唱‘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陕西的农民军几乎全军覆没。应当命令陕西与山西的将领联合,集中力量剿灭这些流窜的农民军。”

于是,朝廷命令陕西和山西的各路将领统一接受曹文诏的指挥,共同展开剿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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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山西局势愈加恶化,崇祯皇帝终于采取了决定性措施:任命曹文诏为山西前线总指挥,统一指挥山西与陕西的各路兵马。

崇祯六年(1633)正月,曹文诏带领3500名辽兵抵达山西霍州。不久后,侦察兵报告说,有一支约万人的农民军正准备渡过汾水,企图逃入晋东南的腹地。

虽然王自用是农民军中较为强大的一个队伍,担任了主要领袖,但他无法指挥所有的农民军部队,众多农民军相互间缺乏合作,仍然是一支松散的乌合之众。

曹文诏闻讯后,毫不犹豫地决定追击这些农民军。面对明军的迅猛攻势,农民军完全慌乱,不知如何应对,死伤惨重。王自用等人心中虽不服气,但也不敢与曹文诏正面硬拼,只能依旧发挥他们常见的逃跑本能:打不赢就逃。

王自用率部一路撤退,直到跑到了河南济源。然而,他的逃亡并未得以延续,因为他很快被明军副总兵艾万年截住。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最终王自用战死沙场(也有说法称他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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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主一死,原本就不牢固的联盟自然四分五裂。因此,曹文诏仅用了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清除了山西的农民军。然而,战后他并未得到应有的奖励,反而被调回大同担任总兵。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是河南巡按御史刘令誉。

刘令誉和曹文诏同是大同人,但两人关系一直不好。曹文诏对刘令誉态度傲慢,而刘令誉则自视甚高,尽管自己只是七品文官,而曹文诏已经是从一品的武将。大明朝廷长久以来的“文官压武将”传统,让刘令誉觉得自己应当高于曹文诏。

于是,刘令誉上奏朝廷,指责曹文诏作战不力、骄横自大、谎报战功等一系列罪行。崇祯虽然心知肚明,曹文诏为了陕西和山西的安定,付出了大量努力,但最终还是决定将曹文诏平调为大同总兵。大同作为九边重镇,这个位置让曹文诏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同时也能抵挡住来自关外后金的压力。

然而,崇祯没有预料到的是,曹文诏一离开,内地的农民军势力便迅速复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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