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的一天，薛良向山西巡抚毕昭提供了一条震惊的线索：
太原卫指挥使张寅并非真名，而是冒充的，真正的身份是逃犯李福达！李福达曾在弘治年间因涉嫌参与白莲教、策划造反而被发配到山丹卫。途中，他侥幸逃脱，随后改名李福达，或称李午、李五，继续以弥勒教的教义煽动群众。第二次失败后，他又改名为张寅，并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进入京城，最终摇身一变，成了太原卫指挥使。
张寅则供述称自己是山西五台人，家族的张氏宗谱上有名可查，而且还有嘉靖元年官方黄册（类似于户口本）作为凭证。他平日靠经商为生，偶尔也放些高利贷，赚了些钱后，通过捐款获得了太原卫指挥使的职位，打算借此实现阶级的跃升。
至于薛良为何要举报自己，张寅解释说：
薛良是个赌徒，曾经向自己借了15两白银做赌本。因为时间久了，薛良始终不肯还钱。为了逃避债务，他便策划了这么一出阴谋，诬陷自己。
两方各执一词，事情的真相只能由调查来揭晓。
02
经过调查，张寅的说法被证实为真，薛良的举报并无实据。
然而，薛良的背景却并不光彩——他曾因逼死一名民女而被判刑。最终，薛良的诬告嫌疑变得更加严重。
嘉靖五年（1526年）二月，决定以诬告罪判处薛良流放至长城以北。然而，根据明代的司法程序，判决后还需经过巡按御史的复核。
令所有人意外的是，新上任的巡按御史马录却推翻了之前的结论，决定将案件发还重审，并且将其直接提交给了皇帝，引发了整个官场的轩然大波。
03
实际上，这一切都归咎于古代通讯的不便。
自从山西张寅案审结后，张寅的大儿子张大仁便在京城忙着为父亲四处活动。审判结束后，张家一时高兴，却忘了通知张大仁案件已经处理完毕。张大仁依然不知情，继续努力走后门、找关系。
经过多方牵线搭桥，花费了大量银子，张大仁终于得以结识了一位重要人物。这位人物答应替张寅写一封请托信，力荐将他保释出来。
然而，正是这封信，成了破坏一切的关键。
04
这封信的写信人正是当时文官集团的死敌——武定侯郭勋。
郭勋，作为老朱家直系的骨灰级亲戚，明初武定侯郭英的五世孙，是明朝侯爵中最为显赫的一位。郭勋自正德年间开始掌管京营，并在朱厚照去世后受命前往安陆迎接当时的兴王，也就是后来的嘉靖帝。凭借这次机会，郭勋成功获得“从龙之臣”的名号，站稳了脚跟。
真正让郭勋得以进入嘉靖核心圈子，并成为众多文官的眼中钉的，是他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表现。当时，杨慎等人曾策划在街头处决张璁与桂萼，而正是郭勋为他们提供了庇护，他不仅亲自招待这些文官，甚至派遣手下护送他们安全归家，默默为他们保驾护航。郭勋借此机会与皇帝站稳了关系，同时也为自己积累了许多“护礼派”的支持。
虽然左顺门廷杖事件已过去多年，但这股“护礼派”势力依然在朝中强大，嘉靖皇帝也未能彻底清除这些顽固派系。可以推测，马录正是“护礼派”的一员。
当他收到郭勋的请托信时，真相对这些人来说已经不再重要。对他们而言，已经历时两年，所有人都清楚那段时间的艰难与曲折，而张寅——他必须是那个叛贼李福达！这就是他们的定论。
05
郭勋的请托信与马录的弹章，被迅速送到了嘉靖帝的御案前。与此同时，都察院的言官们也迅速行动，纷纷上奏弹劾郭勋。给事中王科、御史程启充、南京御史姚鸣凤、大理寺评事杜鸾、刑部郎中刘仕、主事唐枢等人皆紧急上疏，要求彻查郭勋的行为。
到了嘉靖五年十一月，新任山西巡抚江潮与马录联名上奏，推翻了之前的所有判决，明确认定张寅即为叛贼李福达，并提议按大明律定罪：张寅应受凌迟处死，没收所有财产，妻子则沦为奴隶。
然而，这其中的关键不仅仅是张寅的生死，而是这项举动的更大政治意义——若张寅真是李福达，郭勋之前的行为就等同于与反贼勾结，势必被牵连。通过这一案件，郭勋极可能因此遭到致命打击。
在这场官场角力中，薛良和张寅的命运并非焦点，关键在于这次行动是向郭勋发动的一次致命攻势。
“照见武定侯郭勋，虽官职显赫、爵位高贵，但其为人私心重、行事鄙陋，结交非人，暗地里与反贼合作，纵使未必知晓其真实身份，但屡次违反律法，依仗权势行事，肆意作恶，已严重违背礼法。此事应当严查。”
更进一步地，这一案件还可能将张璁与桂萼一同牵连其中，这一连串的操作最终将导致“护礼派”的重回巅峰。别忘了，此时的杨廷和还活跃在四川的新都，他的支持无疑会对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虽然史料中并未明确杨廷和参与其中，但根据常理推测，老杨若有机会帮忙“收拾残局”，一定会在背后出力。
06
案子上交后，嘉靖本打算轻描淡写地处理此事，考虑到郭勋曾是自己的一条忠实“狗”，他决定轻判张寅等人，只要求郭勋写个书面说明，事情就此了结。可结果呢？经过这么一番操作，只杀了个张寅？这显然不够！
官场中的各路大臣们，纷纷接力上奏，继续对郭勋发起猛烈攻击。一个多月的猛烈轰炸，终于让嘉靖有所动摇。到了十二月底，他终于下旨：
“李福达一案事关重大，命锦衣卫差官逮捕带回京城审问。”
这一句话，把郭勋搞得懵了。尽管他手握世袭爵禄，权力庞大，政治嗅觉依旧敏锐，这一局势，显然不容忽视。如果张寅被带入京城，局面必将变得极其复杂。唯有张璁或许能帮他解开困局。
于是，郭勋找到张璁和桂萼，坦白道：以前投资你们，现在该是看回报的时候了。张璁和桂萼心知肚明，救郭勋就是救自己，大家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相反，他们也能借此案件动摇那些敌对的群臣。
张璁对嘉靖的心理把握得相当精准，直指要害：“如今局势如此，根本是三年前那些反对您认亲爸爸的大臣们故意挑事，打算推翻您做出的决定。虽然您曾铲除过一批人，但这次，他们又在反扑。为了压制这些人，您不得不将责任推到郭勋身上。”
这话一出，真是直击嘉靖的痛处。他深知，“大礼议”事件是他心中的痛点，这不仅是个人的面子，更关乎国家大局。张璁将问题指向“大礼议”之后，嘉靖暴怒，立即展开了反击。
嘉靖心中有两大执念：其一是谋求长生不老的仙道，其二便是那场大礼议的恩怨。他视“大礼议”为关乎自己尊严的生死大事，若有人敢让他丢脸，那他绝不手软。
“杨廷和怎么样？他当时虽罪大恶极，但依旧能以‘定策国老’的身份逍遥法外。如今，剩下的不过是些小鱼小虾，居然敢对我指手画脚！”
嘉靖的怒火一触即发，认为这背后隐藏的是对他个人权威的挑战，所有的敌对势力，甚至只是小小的反对声音，都是他无法容忍的挑战。
07
张寅尚未押到京城，嘉靖心中的天平却悄然倾向了郭勋一方，案件显然还会再次翻盘。接下来，便是明代司法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
张寅抵京后，经历了三法司会审、午门前九卿廷讯、皇帝亲自审问等六次大会审判。前五次审理的被告都是张寅，而第六次，他竟被无罪释放，恢复了原职；而此前参与审判的官员，包括刑部尚书颜颐寿、刑部侍郎刘玉、王启、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刘文庄、大理寺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佖，以及原审官马录，全都成为了阶下囚！
案件的转折，完全归因于嘉靖个人强行干预司法公正。第一次，三法司和锦衣卫等初审的结论，嘉靖不满；第二次，九卿等在午门前再次讯问，嘉靖依旧不接受。颜颐寿将所有证据上奏给皇帝，嘉靖命令等待斋祀结束后亲自审问。
在此期间，刑部主事唐枢按捺不住，向嘉靖上疏请求判张寅死刑。结果，嘉靖当场将唐枢削职为民，颜颐寿见状，立刻改变立场，推翻了此前的判决。这使得嘉靖找到了突破口，接着下旨严责颜颐寿，并让锦衣卫去山西抓捕原审官马录。
第三次会审中，马录与李福达对质，但案件依然没有改变。嘉靖彻底失去耐心，愤怒地命令更换审理人员，开始重新审理案件。随后，三法司被迫改组，张璁、桂萼、方献夫等议礼派干将加入审判。
后来的三次会审过程简洁而直接：桂萼等人对马录等人施加严刑逼供，最终马录承认自己因为个人恩怨陷害他人。案件的终审结果变成了：“张寅非李福达，马录等因个人恩怨构成冤狱。”
不久，朝廷发布了《钦明大狱录》，列出了所有与案件相关的官员，颁布天下。
“被谪戍极边且未获赦免者五人，谪戍边卫者四人，降职为民者十一人，革职闲置者十七人，其他被巡按逮捕者五人，仍未定罪前已被谴责者六人。”
嘉靖认为马录的惩罚太轻，决定加重处罚，要求将他定为奸党罪，斩首示众。然而，桂萼第一个出来劝阻嘉靖不要杀人。他的出发点并非出于怜悯，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建议——将马录永远充军！
这意味着马录不仅要背负“贼配军”的名声，而且这个污名将世代传承，令他的后代都将生不如死。嘉靖对这一提议十分满意，进一步加重了刑罚：
“马录罪深得重，发配广西南丹卫永远充军，遇赦不赦，但一旦逃跑就立即斩杀。”
与杨慎的惩罚相比，嘉靖的手段更为狠毒。杨慎还能回家，而马录只要有任何逃跑的迹象，就立即被处死。
虽然案件中充满了党争的因素，但从实际角度来看，张璁和桂萼的做法更加公正。张寅与李福达确实毫无关联，薛良所提供的证据也实在牵强附会。
08
这起原本平凡的民事案件，最终还是未能尘埃落定。四十多年后，这桩案件再次被翻了出来。
此时的主导者是当时的内阁首辅徐阶。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嘉靖去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徐阶在遗诏中抹黑了几乎所有与嘉靖相关的事宜，翻案的风潮迅速掀起。这宗所谓的谋反案件也被重新提起，并找到了新的“污点证人”——
四川的“妖人”蔡伯贯被捕，他自称曾在山西的李同处学妖术。李同供述自己是李福达的孙子，也就是李五的后代。他还透露，李同的父亲叫李大礼，有个伯父叫李大仁。恰巧，张寅的儿子也名叫张大仁和张大礼。
因此，徐阶等人断定，张寅显然就是李福达的转世。最终，张寅被开棺处死，而马录则被追赠太仆寺少卿。
在这个过程中，真相已不再重要。徐阶说什么就是什么，就如同当年的嘉靖一样，真相被彻底忽视，政治的权力才是关键。
参考书目：《明史》、《明实录》、《明史纪事本末》、高寿仙《政治与法律的交织纠缠：明嘉靖初李福达案探微》、胡吉勋《明嘉靖李福达狱及相关历史评价考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