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绥江∥“黑白”集散地的绥江

1942年——1946年，绥江成了“黑（鸦片）白（白银）”的集散地。其实何止白银，黄金、枪支弹药也是烟贩们用来换取鸦片的资本。鸦片交易成了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绥江市场也随之“繁荣”起来，然而这种畸形的繁荣却孕育着一触即溃、不可收拾的潜在危机，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黑白集散地的成因：

当时的云南省政府竟然派出滇军在绥江公开推销鸦片（公土），绥江也就自然成了全国少有的公开的鸦片交易市场。于是武汉、宜昌的，成都、重庆、泸州、宜宾、乐山、内江等地的“烟帮”、“烟贩”便很自然地被吸引到绥江来了，其中大部分是“袍哥”、“青红帮”、地痞、流氓等黑帮，也有一些是要钱不要命的小市民。当时，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沿，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货币已为人们所唾弃，于是市场上以物易物的“返祖”现象勃然兴起，外地的“烟帮”、“烟贩”就大量运来白银、黄金、枪、弹、银元等实物以换取鸦片。这时的绥江，鸦片竟然取代了货币，有了鸦片，即可换取你所需要的一切物品。而且鸦片价值高，仅以市场交易而言，便有体积小，不霉变（越陈越好），便于携带和储存等优点，所以除了烟贩经营者以外，其他坐商、行商乃至居民大都与鸦片结下了不解之缘。

鸦片的主要来源：

1942年至1946年间，绥江境内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种植，只有少数零星偷偷种植，远远不能满足绥江市场。鸦片主要来源大概有三种：

一、“公土”，即鸦片，本是杀人不见血的巨毒物品，但却成了当时云南省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绥江虽小，却是出省的主要港口，于是官方便看中了这块宝地，命令昭通护卫团团长龙绳祖（后任扩编独立旅旅长）派一个连来绥江大量销售鸦片（名曰“公土”），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以后，1945年冬天才撤走。

二、“垦社”运销，当时四川雷、马、屏边区有两个规模较大的“垦社”，一是穆瀛州的“同生公司”，一是吕镇华的“抗建垦社”。他们两人本身就是四川省的二号军阀，而且在国民党中央和省都有很大的后台撑腰，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招雇了上千的垦民（都是一些无业游民和缺衣少食的贫苦农民），名义上是垦荒种粮支援抗战，而实际上却肆无忌惮地在凉山边区大面积种植罂粟（鸦片）。收烟后，大规模武装护运到绥江销售。

三、私人贩运。私人贩运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国民党拉兵、派款，不堪其苦被逼上“梁山”的农民跑到凉山、西宁一带自垦、自种、自销。二是只图厚利不惜挺而走险的“烟贩”。每逢农历三月，成群结伴蜂拥至西宁、雷波、黄琅等地贩运鸦片回绥江销售，你来我往，络绎不绝，名曰“赶烟会”。当时的“滇绥旅蓉学会”编辑、出版、赠阅的《燃犀》季刊曾有首《竹枝词》云：“……冠盖如云观不尽，烟花三月上西宁。”正是讽咏当年“赶烟会”的盛况。

民国报刊有关雷马屏垦社的报道

绥江市场暂时出现的“繁荣”景象：

鸦片的吸引力，招来了“坐商、行商”云集，市场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旅栈、餐饮业，经济帮首先应运而兴，从而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复苏和发展。随之又出了与众不同的怪现象：旅店内赌博盛行，乃至于通霄达旦、夜以继日；茶馆楼上大都烟榻纷陈，吞云吐雾。

旅栈业：为了适应外地来的“烟帮”、“烟贩”的高消费要求，郑树椿独资开设了“嘉宾旅馆”，郑阳雷、范遐岑、徐再宗等集资兴办了“西南旅行社”，设备和服务都有一定程度的改进。原有的“天一生”、“竹林旅社”、“利永桢”、“吕陶村”、“花竹如”、“晏崇高”、“李步云”等大小旅社也相应地改善了设备，扩大了营业。尽管如此，旅客仍然不时暴满。

饮食业：原有的杨盛发、李海廷、何大兴三家饭馆，史光超、何银州、杨明富等几家面馆都全部保留并有所发展，在此基础上，又新开设了“北麟饭店”、“天一生”，吴银州、何少成等几家饭馆和黄天华、方跛子、李老三、“扁脑壳”等几家面食点心店，仍然生意兴隆，座无虚席。此外，河坝街还有十多家素饭店和“牛肉汤锅”店，以及分布在各个街道的10来家素面馆，一般供应农民进城和低收入者。至于遍城都有的冷酒店（只供应烧酒或花生、豆腐干等简单食品），则是逢场天农民进城落脚聊天的好地方。较大的茶馆有卢义兴、“嘉尔美”、杨金盛、黄弗元、“惠隆号”、徐云波等几家，还有许多小型的茶铺。几家较大茶馆内，除供应顾客饮茶解渴聊天外，也是交易场所，多数生意都是在此洽谈成交的。

经济帮：即买卖双方洽谈生意的中介人，成交后提取佣金。以前为数不多，基本上是些失业的商人，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营销经验，懂行情，经申请商会批准后即可从事这项业务。鸦片市场兴盛以后，每天成交的次数多、数量大、佣金高，一些年青人看到了这个既省力又有利可图（仅凭三寸之舌就可获得丰厚收入）的特点，也纷纷申请加入到这个行业，一时俱增至好几十人，竟然成了绥江特有的一个“帮口”。

其它行业的复苏和兴衰：商业方面，日用百货除原有的“美丰”、“德兴隆”两家绸缎布匹商店和黄朝林的一个摊子外，增加了“瑞华”商店和彭雨廷的百、杂货店以及蒋成中、王恩福……等许多摊子。食品业方面，除原有“德顺元”、“敦顺和”、“永盛隆”三家糕饼店，张禄美、“敦顺和”两家酱园外，新开设了“同兴昌”糕饼店和“高顺源”、“巨川”、“恒盛通”三家酱园。手工业方面，榨油业有刘吉宣、杨丰盛、凌慕樵、肖合兴、唐仕隆等五家。其中以刘、肖两家最为红火，县城外只有板栗和石龙各有一家。铁器加工业方面，全县各集镇都有铁炉，而以县城最多，都集中在河坝街，主要从事农具，家用铁器等的加工，县内有雷正书一家铧口厂，也从事农具生产，这就大大方便了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但由于受手工生产的束缚，其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酿酒、制糖业方面，全县当时有20多家规模很小的酒厂，大多以包谷为主要源料酿造白酒，以供应城乡人们饮用，但受农业生产限制，都无法正常生产，如遇灾年欠收，就只得自动停业；制糖主要是以甘蔗为源料熬制红糖，沿金沙江一带坝区都有糖坊，如珍珠坝、后坝、大沙坝、凤池坝、鲢鱼溪、会仪等地，但一因原料有限，二因土法操作，三受季节限制，每年只是在冬至前后生产一两个月，产品还不能满足全县的需求。缫丝业，因栽桑养蚕户的锐减，原料奇缺而停歇；染织业则受宽扣“洋”布的影响而走向萧条。

纵观各行各业的兴衰，莫不受到鸦片交易的制约。鸦片生意盈利丰厚，刺激消费，因此，商饮服务久盛不衰，而广大农民大都将栽桑养蚕、织布等见效慢，回收少的传统种植转向见效快、收益高的鸦片种植上来。从而限制了绥江经济的发展。

市场的畸形“繁荣”，给绥江带来了深重灾难。

在那弱肉强食的时代，作为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意欲以此发家致富，最终也是落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可悲结局，如赵鹤松、余勤光的倾家荡产，石海清、罗家泽断送老命。而当时绥江县长黄崇华打着禁烟旗号与土匪恶霸吴芝和、白宗炳流瀣一气在罗坪、二溪口大种鸦片（1946-1949),同时以禁烟为名大肆没收鸦片并罚款、关人，将所得鸦片全部出售以饱私囊。老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到解放前夕，绥江也是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了。

单是鸦片在绥江的泛滥，就让绥江人民苦不堪言，当时的绥江，全城烟馆林立，不但有不少的中、老年人有吸食鸦片的瘾好，而一些年轻人也染上了这种恶习。一时间，鸦片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每个角落，成了交际场中最为普遍的应酬品。无论大街小巷，城镇乡村，不管是社会有名人士，三教九流，还是凡夫走卒，贫民百姓，吸食鸦片成瘾者比比皆是，鸦片在绥江泛滥成灾。

吸食鸦片的瘾君子，金银财产耗尽了，人的意志颓废了，身体素质下降了，还严重影响了下一代的健康。更有甚者，为了吸食鸦片，不少人不借挺而走险，贪赃枉法者有之，坑蒙拐骗者有之，强取豪夺、杀人越货者有之，一度土匪猖獗，赌博成风，民无宁日。就其危害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都是“汉军之”、“甲子年大水”、“张尔斋抢绥江”……等浩劫无法望其项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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