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属民间的金融活动。民国时期，绥江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民间借贷是人们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民间借贷，名目繁多，异常活跃。这是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向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充分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剥削制度。现就高利贷、邀会、店票、典当等有关民间借贷的情况，简要叙述于后：
高 利 贷
Gaolidai
解放前，大量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形成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穷苦人在生产上、生活上碰到困难，无法解决，只好向有钱人借贷。所以高利贷十分普遍。
绥江高利贷者放债，有放钱和实物两种形式。放债的主要是地主，富农、政府官员、商号老板；借债的多是农村、城镇的贫告人民。借贷时间，一般多在青黄不接和受到意外灾祸之际，用以解决口粮、婚、丧、病、祸等急需用钱的困难。农村多半是借粮，借粮还粮，借一斗还一斗二、一斗三、一斗五，甚至有一斗还两斗的，这叫“对本利”，也叫“跟头利”。一般是春借秋还，时间多为半年，到期利本还清，不得差欠。还有“买青苗”，买苗定产，秋后按产量交粮。若遇天灾减产，债主不会减免，仍照先定产量交粮。债户交不出粮，债主秋后算账，进行逼债，从而造下了很多人间辛酸悲剧。例如：农民王炳成因母亲病故，向良姜坝某袍哥”大爷借钱300吊，4年未还，算下来本利合计1200吊，无法还清，逼得将妻子改嫁，得钱600吊，又将一升半种的地卖了，三间房子也卖了，才把欠债还清。又如农民黄清荣，秧子栽下，害了急病，遂把青苗卖给营盘上“肖打斗”，卖得二石谷子，八月份秋收，肖用斗量去四石谷子。凤池六队农民黄兴章，吸鸦片上瘾，四处借钱买烟吸，债主索赔，黄无力偿还，只得将女儿卖了，卖得100吊钱才还清欠债。
城镇借债，多数是现金。利息互相协商，一般以月计息，有大一分（即10%)，大二分，甚至有100%.更有所谓“牛打滚”，逾期不还，利加利，利滚利。还有借100元，债主先扣下20元作利息，到期仍要交还100元。再有托人代借，借100元，介绍人从中吃20元，借户只得到80元这称之为“内扣利”。还有“抬关钱”的，一般10天为一关，借100吊钱，利10吊，一月三关，本利一概还清。如付金山（人称付瞎子），在碾子湾郭家茶馆放关钱，凡向他借钱的人要场场付利（三天一场），利息大二分，借100吊，利钱20吊。付瞎子规定的利息很高，还贷时间又短，其剥削手段就更狠毒了。
高利贷者对小额借款，需有殷实铺保；大额借款，除铺保外，还要有田地或房产作抵押。立约为据，到期归还，如逾期没有偿还，则按延期加利。债主讨回债款，常常逼得债户卖房卖地，卖儿卖女，嫁妻来偿还。有的走投无路，甚至悬梁自尽，服毒自杀。演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这就是民国时期的高利贷者给劳苦大众带来的深重灾难。
邀 会
Yaohui
邀会是民间集资一种手段，是互助互利的借贷形式。邀会的名目较多，有“田园会”、“包谷会”、“月月会”、“十全会”等。邀会者与被邀的人多是亲友、邻居，彼此信任，互相帮助，解决建房、结婚、丧葬等急需用钱的困难。邀会由需款人发起，一般以10人为一会，会金的多少，根据大家的经济条件而定。会金合计在1000吊以下的是小会，1000吊以上至5000吊的为中会，五千吊以上的则是大会。发起人称“会首”，“会首”要有信誉，有一定家产，才能取得信任，万一会烂拆台，发起人要负责赔偿。发起人因急需用钱而邀会，所以会首都接头会。二会至尾会的顺序，用摇骰子的办法来决定。一种是按点数多少一次定出接会顺序，依次排列；一种是每到会期摇一次骰子，点多的接会下次再摇，会完为止。会期长短不一，由大家商议决定。一月上一次会的叫“月月会”，一年上一次会的叫“十全会”。绥江的“田园会”有章程、会簿，章程是会员应遵守的协议，会簿则登记会员姓名、交会的会金及利息。凡是接会的人，必须包办宴席请会员喝酒用饭。接过会的人，下次交会钱要在会金外加上议定的利息，一般是会金的7-8%,以补偿后接者的经济损失。尽管这样，比起高利贷的高利息就轻微得多。所以邀会起到抵制高利贷的作用。
民国时期物价波动很大，货币贬值对接尾会者损害很大。如王光文搭了郑树椿邀的会，每会出“关金券”100元，首会时可买黄金1两，他排在第9会，9个月后接会时，100元“关金券”仅能买得大米2斗。可见民国时期物价波动幅度之巨，实在令人咋舌。
店 票
Dianpiao
“店票”是商号为了增加资金，扩大经营而发行的一种保证兑现的信用票证。它不仅保证兑换现金，而且可以流通，实际成了一种特殊货币。民国时期，绥江比较大的商号，如白海清的“义昌祥”（山货药材），郑金甫的“美丰”（呢绒绸缎），江德培、刘吉兴、赵隆彬合股经营绸缎、布匹、百货的“德兴降”，杨丰盛的“丰盛油房”，王秋帆的“敦顺和”（糕点酱园），张裕美的“裕美酱园”以及曾兆年的“利川通”等商号，都发行过店票。
开初的“店票”是由商号自行印制发行，面额也不统一，有一吊、五吊、十吊的。有的商号不讲信用，只顾赚钱，买空卖空，没有物资作保证，“店票”发出，一旦生意不好，发生“倒号”，所发出的“店票”不能兑现，等于废纸，曾引起很多纠葛，使社会发生混乱。因此，市民们对“店票”产生怀疑，拒绝使用。其后，乃由商会统一印制，每张面额统一为20吊。凡要发行“店票”的商号，先向商会提出申请，写明发行的数额，提供保证的物资，如粮食、布匹、金银背饰、房屋田产等，有的提供愿意担保的商号。经过商会检验落实，没有虚假，而后商会在“店票”上加盖检验印章始能发行。
在发行“店票”中，商号的老板们贪婪成性，唯利是图，越是资本雄厚和后台硬的商号，发行的“店票”越多。他们把换得的钱大放高利贷，或者买房置地、囤积居奇、挥霍享受。有的商号心术不正，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如看到谁家商号生意兴隆，便产生忌妒仇视思想。为搞垮某家商号，竟不择手段，以金钱买活一帮人，进行造谣中伤，损害商号名誉。更有甚者，针对某家发行的“店票”，有意用钱换进，然后集中起来，趁这家商号经济发生困难之际，向商号进行“挤兑”，如不能全部兑现，势必引起持票人轰动闹事，不但毁坏商号名誉，而且有的商号还因此而关门“倒号”。由此可见，“店票”的发行，实质上是富豪们剥削大众发家致富的一种掠夺手段。
典 当
Diandang
典当，是缺钱的人用实物（成衣、金银首饰、珠宝玉器、武器枪支等）作抵押，而向富有者借钱的一种民间借贷形式。放贷者主要经营业务就是收受抵押品发放高利贷。当主多是急需用钱的人，当物能当得多少钱，按物品的价值来估算而后定，当期长短，双方协商决定，如到期不赎回，抵押品就归放贷者所有。
民国时期，绥江没有正式当铺，私下用实物作抵押从而换取借款的活动却长期存在。如有个名叫沈荣廷的“女袍哥”，手中有相当多的现金，专门从事放贷活动。如有人赌博输了或有急需用钱，拿贵重物品作抵押找她借款，或者直接借钱认利，她都接受，但利息奇高，借100元需还200元，这是典型的高利贷剥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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