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绥江农业大减产，造成“六九”大粮荒，却未酿成外出逃荒或饿死人的问题。那么，这粮荒是如何渡过的呢？大多情况我都知道一些，现概述于后。
回顾68年大春时节，全县春耕、春播、夏耘几个节令都抓得及时，雨水也较调匀，作物长势也很不错。谁知快到水稻抽穗，包谷出天花之际，正需要阳光照晒的时候，天气变坏了，长达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几乎天天都是雨或是阴天，造成严重的涝灾，有些高寒地区颗粒无收。1968年在1967年总产5488万斤的基础上减产1465万斤，仅收了粮食4023万斤（其中农业公社收了1266万斤，凤池公社收了859万斤，板栗公社410万斤，会仪公社1051万斤，太平公社437万斤）。由于粮食减产，不少社员生活难以维计，稍好的生产队每人每月口粮也只有18斤至21斤的样子，如果在农忙出力时，也难熬过。那怕由当时县革委（“文革”时的机构）决定调减公余粮300万斤的任务，但仍无济于事。
石龙粮管所（赵旭良 摄）
为了掌握社员群众缺粮情况，于1969年由粮食系统抽出了50人组成若干调查组，分赴各公社进行调查，其结果有10290户，51150人缺粮（全县农户20541户，农业人口98712人），占农业人口一半多点。我们测算了一下，如果按农忙劳动力每月30斤计，非劳动力21斤计；农闲劳力按21斤计，非劳力按18斤计，总缺粮505万斤（其中定补队62个，2053户，8318人，粮食102万斤）。我县遵照省、地革委会指示：“不准出现外出逃荒要饭和饿死人的问题”，成立农村生活安排领导小组，由7人组成，由县革委生产组负责人李学选任组长，粮食局领导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地点在粮食局。
那时救灾的原则是：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节约计划用粮。大种早熟作物；互助互借，国家补助相结合的原则。为搞好生产自救，粮食部门及时从外地购进水稻种24220斤，包谷种163000斤，红苕种185070斤，洋芋种22万斤，供应到全县各生产队，动用了生产队贮备粮75万斤，周转粮40. 5万斤；由生产队或社员向外地借粮共21万斤；国家供应粮380万斤（包括地粮局拨给我县农村回销粮指标340万斤和上年结余的40万斤），基本保证了农忙时和农闲时社员的口粮标准。到1969年9月底止，共供应65110人次，粮食365. 5万斤。直到秋收时未出现外出逃荒要饭现象，更无饿死人的问题。这不但渡过了灾荒，还保证了69年度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获得了较好收成，粮食产量达到5766万斤，比1967年都要增加粮食产量278万斤。
会仪粮管所（赵旭良 摄）
我们返销给农村的数百万斤粮食和城镇人口的口粮以及商品用粮是如何解决的呢？经核算需要包谷600万斤左右，而库存只有280万斤，尚差包谷300余万斤 只得求助于上级，于5月20日接地粮局通知：调给我县包谷260万斤，分别从四川宜宾调100万斤，大关县调100万斤，盐津县调60万斤。最后实际调进了259万斤。调粮的指标虽然下达了，然而运输也是一件难办的事，因“文革”时期较乱，都要受到些干扰，往往不能按期运到，影响供应，如新滩粮管所已发出了十三万斤粮食供应证，而库存只有9万斤。我县立即与宜宾联系，请求支持。为等待宜宾粮食、粮管所门市借口盘点，暂停供应，好在宜宾的大力支持，军分区还派部队押运粮船专程到新滩，第二天早上9时抵达，正赶上10点开门营业供应。
“69”粮荒虽然那么严重，由于在共产党领导下，有各级政府的关怀，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胜利地渡过了灾荒，做到了无逃荒未饿死人，社会稳定，实在不易啦！如今回忆起来还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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