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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来，参与了约11个中国前沿科研和高校的机构建立或改革，包括主持其中几个，结论简单：
（1）中国的科研和高校进行改革，不仅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实践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
（2）体制改革需要上级支持，选有科学水平（和眼光）、有领导能力、有公心的一线领军；
（3）最后的效果是经费使用最终低于没有改革或改革缓慢的同性质同体量单位，不仅科研走向世界，科研成果包括基础和应用，而且文化改善令人赏心悦目。
所以，如果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能够成功地改革，将带来不可限量的社会效应，对国家进步的推动不仅是技术层面。
最近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CLS要求研究员提意见，收到反馈包括：“由衷感谢生命中心的支持，使我们得以沉下心来，独立、自由、纯粹地开展可以工作”。
这个反馈来自一位既没有获得国内帽子，也没有因为经费多而发一堆CNS（Cell、Nature、Science）文章的老师。
25年来，不仅有经验可以积累，也有教训值得汲取，写下来共享。
自1990年代中期，帮助中国科学院招聘，到现在我参加过科研机构和高校招聘超过25年，直接创立而领导的机构五个（以下的1、3、4、6、7）共三千多人，直接领导的两个（以下的2和9）人数过万，从旁参与而间接影响的机构四个（以下的5、8、10、11）。
北京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发起成立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Chinese Institutes for Medical Research, Beijing)，于2022年注册、2023年底正式成立、经费到位，是北京也是我国最新的“新型研发机构”。2024年建立了为科研服务的核心管理辅助团队。现有全员112人，课题组负责人（PI）共11人到位、签了合同、在到位过程中3位，还有意向、在最终商谈过程中4位。已经到位的11位中7位博士学位来源国际、4位来源国内。其他7位3个博士学位来自国际、3位来自国内。全部有国际经历，研究前景在国内外申请者中脱颖而出。CIMR的招聘，要求与校本部院系或临床医院双聘。CIMR也组织校本部和医院的一些项目。在以前不容易联合的多方面起纽带作用，与全校各方面携手并肩、共同前进。在招聘方面，作为名誉主任的我最重要工作是招聘主任、副主任、以及下设约十个研究所的所长。主任为美国前二十名医学院近四十年来我国留学人员第一位任系主任的科学家（迄今估计也只有不到五位、肯定不到十位我国留学人员担任过美国前二十医学院的系主任）。他的学生包括国内著名大学的党委常委兼副校长、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临床副主任为Dallas的博士、斯坦福博士后，在美国行医二十多年的临床科学家。协调首医临床教学和规培的改革，协调CIMR与首医和北京的医院的工作。已经上任的两位研究所所长皆美国著名医学院的讲席教授。他们有二十多位学生在国内十几个单位任正教授，包括复旦、上海交大、浙大、武大、中山、华西等。已签合同的包括通过中心新机制与首医附属医院联合招聘医师科学家，曾任美国医学院外科系血管外科部主任、培养过美国和中国（包括台湾地区）的专业医生。CIMR也欢迎国内成长的优秀中青年科学家加盟，包括任研究所所长，不拘学位来源、头衔而看能力、水平和热情。首医通过CIMR的招聘已创我国医学院校的记录，超过包括协和医学院在内的全国其他医学院校。可以说协和医学院的建立是美国老师培养的优秀中国学生。而首医和CIMR更上一层楼：以美国人的老师为新的主力军。在全国各种评估认为前十的医学院校，只有首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协和、上海交大医学院、华西协和医学院、山东齐鲁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等大多数有国外资助的背景，起步经费远远优于首医。协和引以为自豪的实际是美国建立的传统。个别如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和北京医学院虽然没有外资但是民国期间建立的，历史远长于1960年的首医。首医不仅是我国完完全全独立自主新建的医学院，而且过去长期艰苦奋斗取得很大进步，而且现在在人才引进，特别是国际一流人才引进后来居上。如果继续做好，相信在十几二十年后，首医全面领先国内医学院，而以迈进世界前列为目标。欢迎其他医学院受鞭策而为提高我国医学教育、改善我国人民健康而共同努力、奋发图强。2019年6月上任首医。首先是团结领导班子，保证工作平稳。虽然一般人误解我可能容易发生矛盾，其实我参与的所有领导班子（从北大生科院、北脑到首医），都非常团结。首医党委领导和班子成员都非常好，我们五年来一次争论都没有，更不可能红脸或矛盾。领导班子的团结是单位发展的最基本、也非常重要的保障。
在党委领导下，我的工作主要是思考、设计、推进发展。得到市领导的支持，首医未来由新校区、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和研究型医院为核心。发展目标是国际一流，希望能够融合医教研产，不仅继承首医传统提供北京市民（和全国）优质医疗资源所需要的学生和医务人员，通过支持高水平医生而提高医疗质量，而且提升研究水平，能够服务科学和推动大兴区生物医药园区、北京市、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2018年3月成立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后改名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我任法人、与罗敏敏联合任所长（在五年国内、国际评审通过后我于去年十月提出辞职，今年将某个时候生效以后由罗敏敏独当一面），是新型研发机构。
现有全员582人，其中研究生159人，博士后累计招收98人（出站28人，在站70人）。建立了全套服务和支持研究的行政和辅助团队。有多个高效的辅助研究平台。有一个质量较高的可以饲养四万笼小鼠的动物中心（这是谦虚的说法，有可能在一段时间是全国最好的小鼠动物平台，我这样说是因为是罗老师领导、动物中心同事们的功劳，我在一旁叹为观止，因为经历过美国、中国用户抱怨不断的各种动物设施）。北脑已有36位PI，博士学位中23位来自国际、13位来自国内。其中非华人科学家6位。研究所大量工作是罗老师和张泽工副主任带领大家做的。深圳湾实验室是由我提议发起的北大深圳健康研究院转变而成。起初的设计是深圳科委领导带队，由我在北大理学部和CLS安排，学习CLS模式，初稿由我安排理学部写。
按北大正式文件，北大在深圳邀请后探讨了三个项目：本科招生的可能、北大在深圳举办医学院和医院、健康研究院。其他两项都没有拿出可行和双方共识的计划从而流产，只有我主持的健康研究院获得双方同意通过，2019年4月得到正式批复成立。以后很快成为深圳湾实验室。没有成功的两个项目的主持人很快成为深圳湾实验室的领导，把以上真实历史掩盖。深圳湾实验室下设多个研究所，我实际主持其中的分子生理学研究所。到2023年为止，我几乎参与每一位PI的招聘，从决定哪些被面试，到参与投票入选（投票是生理所的一票），以前也参与深圳湾选人的投票，截止于2024年某个时候。分子生理学研究所核心是分子水平的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包含后者的原因是中国目前主要科研机构没有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分子生理学研究所现有全员208人，研究生72人，11位PI（其中7位博士学位来自国际，4位来自国内）。两位副所长，本科分别是复旦和北大，博士分别是神经所/北生所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更换领导之后，国际评审七十多位PI。据信分子生理学研究所两位副所长是全部的第一第二名。所以，按我完全没有参与的独立国际评审来看，我们在分子生理学招聘的副所长科学质量最高。他们都年轻，在国内成长。证明我们分子生理所任人唯贤，而不讲究任何出身。也说明我在深圳参与的工作，虽然是兼职，但做到了那个时期深圳生命科学最佳的招聘。西湖大学是施一公大量精力和其他人不具备的能力而创建的。一公不能兼任西湖高等研究院法人期间，我代过，但无工作量。大学创办过程的初期需要见各方面的人，对方人多势众，派几个就可以，我们需要倾巢而出才显得“对等”。有段时间，独身状态的钱颖一和我经常早班飞机从北京去杭州，晚班飞机回来。少数人有微辞，怀疑我们两老同来同去、有说有笑，是否终于现原形是同性恋。一公早期募捐让我做过一次陪衬。但我一回来给两家的妻子模仿后，他知道让我陪衬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后来再也不用我陪了。我参加了早期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建设和招聘，很快并入生命科学学院。后来在董事会打酱油。钱颖一、韩启德、陈十一、潘建伟对西湖的贡献都大于我。但在七位签名者中，我的到场率仅次于钱颖一。在西湖，我的观察和学习比出力要多得多。有些观察而发现自己的缺陷，有些缺陷可以通过学习而弥补，有些是不可能具有的能力。可以帮助反思自己的局限。成立于2012年的北京大学麦戈文脑研究所，现有32个实验室，分布在北大心理与认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医学部、精神病院、化学学院、物理学院、前沿交叉学院、未来技术学院等。
其中心理和生科院部分研究员是麦戈文脑研究所招聘的。作为所长，我虽然参与全部招聘，但主要影响生科院部分的麦戈文研究员的招聘。CLS是北大生命科学起飞的关键，也是北大交叉学科的关键，还与生科院体制改革的实践一同创造了北大新体制，后被北大推广全校。
今天北大生命科学距离2007年有相当距离。而且无论哪种评价方法，都公认为前茅。所以，布局有前瞻性、有广度和深度地扎扎实实推进是关键。CLS总共支持过102位PI，其博士学位来源国外60、国内42。CLS目前全员人数2325人，全部研究生人数1414人（有约五百博士毕业，中心学籍879人，已毕业478人）。课题组分布在生科院、交叉学院、物理学院、化学学院、医学部、临床医院、未来技术学院等。CLS有三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在CLS支持工作后有7位当选中国院士、70多位获得长江学者或/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杰出青年基金。这些从来不是CLS的目标，但是事后需要总结的时候的简便。有这些头衔不能保证还留在CLS，而是按严格评审。成立于2011年的CLS，前十年是我和一公分别任北大和清华部分的主任。第二个十年汤超和王宏伟分别接任两部分的主任。
但是从一开始，汤超就是北大部分的常务副主任，实际主持。我的主要作用是与一公发起、参与建立制度，清华的行政是一公组建的，北大的行政是汤超组建的。汤超在物理学有重要工作，后转生物学，在旧金山加州大学任教授。虽然他在李政道先生支持下建立了北大理论生物学中心，但没全职回国。我在获得CLS后，专门找到汤超：希望你全职回北大，出任CLS常务副主任或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你选择后我任剩下的那个职务。那时他的老朋友也要就任北大校长，汤超选择了CLS。后来任交叉学院院长，把北大的交叉学科做成了全国第一，而后兼任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交叉学部主任。我估计，我邀请他是他回国的两个原因之一。谢晓亮回国，是北大几任校领导层和上级努力的结果，但我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我邀请他在北大生科院成为长江讲座教授，虽然他那时还化学为主。其次北大为他成立动态成像中心，生科院全力支持，包括他从生科院要去几个PI，如汤富酬、魏文胜，我们毫不阻碍，也包括帮助我建立国家蛋白质平台北大部分的工学院的化学老师黄岩谊。这三位，迄今仍然是谢晓亮的主力。这种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风气，应该是北大整体生命科学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它一改此前各个局部盛行的本位主义及不断的矛盾。谢晓亮回国之前，当着国家领导、出了全国新闻要全职回国，校领导也积极寻找经费，但卡壳。我想办法得考虑高精尖中心，然后向林建华校长、高松副校长表示我不要而给谢晓亮，晓亮带团队以其实力答辩获批高精尖中心。程和平、肖瑞萍在我回国前几年就在北大建立了分子医学研究所。听说我要全职回国，他们提出请我接管分子医学研究所，我坚持他们即使不全职回国也继续兼任。我回国以后要生科院不要像以前一样对它有为难之处而是全力支持。CLS也对分子医学所与生科院一样同样支持。他们后来全职回北大。程和平主持国家发改委的多模态成像中心，我和北大科研部的周辉和李晓强起了至关重要的一步：该项目由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和华中科技大学立项，我们三人想办法和努力把它变成了北大主持。最初是为了引进谢晓亮，但晓亮的成像工作减少、测序大幅度增加，就改由成像专家程和平主持。晓亮原来招聘的团队也派人加入和支持程和平的工作。肖瑞萍成立的未来技术学院在CLS得到同等支持。耶鲁大学植物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邓兴旺全职回北大，我建议学校成立农学院，既安排他，也帮助北大发展新的方向。这些高年资科学家加入北大，各独当一面，包括发起和领导新的机构、聚集更多人才，让北大的生命科学学科涵盖的面特别广，肯定是全国第一的广度，在多个方面也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深度。我从旁推动、从下面领导上面，构成这种格局。这有别于中国机传统只能从上领导下、各局部经常矛盾的文化。2007年，我就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除了改革教师聘任体系，也努力改进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质量，以加强学术交流和学术气氛来提升学术文化。同时为生科院争取了重要资源。虽然看起来是新体制先得到提升，实际几乎全员逐渐都得以改善。教学方面，不仅靠督促其他老师，而自己一直给本科生开一门课，自己编教材，自己思考如何改进。可能比较与众不同的是，我坚持要以卸任来推动以后院长的质量。UCLA的教授吴虹接任生科院院长，是我发起和邀请。我任生科院院长五年接近期满，北大内外预计我再任一期，我坚持卸任，并协助北大找到继任者，把生科院以及国家发改委的蛋白质平台北大部分都交给吴老师。吴虹任职十年期满后找到UC Riverside的美国科学院院士陈雪梅全职回国继任，保证了北大生科院二十多年的高标准，很可能创了全国记录。（当然，欢迎国内成长的教授早日超过国外的，能够接任某届的生科院院长。前提是如果有国内外的候选者，国内的在学术和管理都更加优秀）。几任的连续努力后，目前生科院在北大是质量和数量都偏上的学院，有全员1524人，其中PI有73位、学生1093、博士后119。2002年酝酿、2004年成立的NIBS，因为原提议者与北京市科委出现矛盾，科技部重新组建。请王晓东、邓兴旺为共同所长。王晓东和邓兴旺安排我任学术副所长。我们三人都继续美国全职，而兼职照顾NIBS。北生所显然是他们两位，特别是晓东的工作为主。我从旁协助。因为后来有人认为我打酱油，我也明确一下：第一，凡是遇到外界压力，包括妒忌研究员收入，无论在北生所还是其他几个机构，我都坚持不能退，我的坚定在当时有影响。例如当时北生所收入虽然在中国属于高，但还低于国际，降低就不好工作。这一点，实际上我影响了我国主要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收入，因为我直接影响的是最前列（当时最高收入）的机构，其他机构和其他人的收入实际在竞争和攀比中都加快了提升速度。如果这些机构放低放慢，其他机构和其他人的收入也都会放低、放慢。从这种客观分析，当年反对（实际是妒忌）我参与的几个研究机构的很多人，最后也是实际受益者，无论他们是否同意和感谢。第二，有些重要问题，我起了当时不好说明的作用。例如，nibs曾要揭不开锅，发不出工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到两个地方去借钱。借钱有多方面风险，但是考虑NIBS面临危机、或者出现不稳定等问题对中国科学、对国家的负面影响，我不能退却必须担当。第三，多于一次比较大的坎，我也积极联系上级支持，包括我和一公到周光召先生家，他直接用红机联系支持。北生所对我帮助很大。我的北京实验室都在北生所建立，这样我回国时实验室已经运行，节省了换工作地点的耽误。北生所的成功也增强了我回国的信心。反过来，如果一公和我没有全职回国，晓东也不会很容易于2010年下决心全职回国。我和一公回国之前，北大清华的生命科学在全国不是很重要，在教育非常重要，在科研方面基本一直不是我国的前列。1949年之前，中国的生命科学非常小，主要在协和医学院。1949至2007年，主要在中国科学院，特别是上海的几个研究所（后组成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已经北京的几个研究所。再有2004年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以，我在2004年北大校长联系我之前，从未想到北大工作。许智宏校长是在科学院期间认识。我们在上海的工作就在他支持下。1995年，我联系周光召院长，提出举办小型科学会议和建立联合实验室。科学会议在1998年是香山科学会议-Gordon科学会议联合会议，2000年之后在香港科技大学近二十年“分子和细胞神经生物学”Gordon 会议。联合实验室由许智宏老师安排在他发起的上海生命科学中心，吴建屏老师主持。我和鲁白、梅林建立“分子神经生物学实验室”。1998年在香山会议上，蒲慕明老师提出要建立研究所。以后有蒲慕明主笔，吴建屏、鲁白、梅林和我签名提议，1999年11月建立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神经所）。海外招聘的英文广告是我写的。主要和大量工作是蒲慕明做的，最初几年吴建屏老师也有很多工作，而且吴老师高风亮节，把他任所长的脑所关了，并进神经所。在国内一些同行不顾事实激烈批评神经所建立时，我坚决反击、并支持蒲慕明不要退让。在学生集体号称要闹的时候，我一方面联系上级领导（当时可能如临大敌），一方面通知学生可以与我对话，公布了时间地点，我立即回国在指定会议室等待学生对话，我相信正义的事业，即使被误会，一旦讲清楚也会得到理解和支持的。神经所前五年无疑是功大于过，整体提高了科学水平，但后来负面因素越来越大，显示熔断机制的重要性。2002年，德国科学家Ulli Schwarz和我主持建立中科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主要是学术活动。2005年卸任。长期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的袁钧瑛，在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兼职，我联系科学院领导建议以顶尖项目引进她，不排除促进了其全职回国。免责声明：本文转载仅为信息传播分享，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如有内容不妥，或有侵权，请联系小编topedit2029删除，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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