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代孕不能“合法化”？
12月13日，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公开发文举报安徽合肥肥东县存在非法代孕活动，其中涉及合肥、亳州、南京等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和公职人员的参与。上官正义称，该代孕机构以医疗咨询、生殖健康等名头开展非法代孕活动，冒用他人公司进行签订合约，先后在南京、合肥开展地下手术室取卵及胚胎培育、移植等活动。
上官正义表示，据他此前了解的内部合同显示，代孕一个孩子需花费70万元以上。上官正义称，该机构还可以根据客户需求筛选“卵妹”，挑选包括985、211高校的供卵者，根据学信网、DNA核验真实性。
2024年12月15日，安徽合肥亳州联合调查组就网友举报的“合肥一公司开展非法代孕活动”发布情况通报。称已对涉案5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针对反映公职人员违纪违法线索正在核查，无论涉及到谁，一经查实将依法依纪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前不久，青岛部分医疗机构人员参与代孕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新的代孕黑产业链又遭曝光，为何“代孕”屡禁不止呢？
为何代孕屡禁不止？
代孕背后，是令人咋舌的巨额利益在疯狂涌动。目前，代孕形成了一条涉及多方的黑色产业链，每个环节都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本次被曝光的安徽合肥的代孕机构，一个孩子的代孕价格高达70万以上，而代孕机构向供卵志愿者支付的费用远低于此，.中间的暴利差成了驱使他们罔顾法律的原始动力。另一方面，部分女性因经济拮据，在面对代孕机构的高价诱惑时，容易陷入其中。比如一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女性，为了生计和补贴家用，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孕育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孩子，以获取至少20多万的报酬。
此外，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孕不育率呈上升态势，加之国家近年来调整生育政策，客观上"催生"了不少无法自然生育的家庭和大龄夫妇对代孕的“需求”。在传统“血脉传承”观念的深度捆绑下，一些无法通过正常途径生育的家庭偏执地将代孕视作拥有亲生骨肉的最后手段，因而花费重金求购代孕服务，甚至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育龄妇女也可能因为个人原因选择代孕。
打击代孕难度大
代孕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涉及多个环节和主体，如虚假注册的咨询公司、医疗机构、中介机构以及代孕女性等，增加了监管和查处的难度。比如，一些代孕中介通过游击战术，组织代孕妈妈在不同省份与不同医院合作，跨区域流窜作案，安排代孕者冒用客户信息入院产检、分娩等，使得执法机关难以追踪和打击。
此外，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非法代孕行为的国家层面的立法，仅有原卫生部发布的规章《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对开展代孕技术有明确的法律责任，而作为部门规章，该《办法》仅可以处罚医疗机构和医疗卫生行业人员，并无法有效针对当下所存在的代孕黑产业链，也无法有效规制想要通过代孕获得孩童的生物学父母。
例如，代孕黑产业链中中介人员的行为，由于法律无明确规定，只有在收钱不办事的前提下，会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也就是说，如果代孕中介收钱办事了，则很可能不受法律约束。过往案例中，曾有女子海外代孕失败要求退还费用，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均存在过错，中介仅被判退还四成费用，并未受到其他法律惩处。
而代孕产业链中的医疗人员，目前只能以涉嫌非法行医而定罪量刑。参与代孕的生物学父母，如若有退单、拒收代孕孩童行为之时，才可能按遗弃罪接受刑罚。
为什么代孕不能"合法化"
近年来，随着价值观的日益多元化，社会上开始有了一些支持代孕合法化的观点。例如有的认为当前，代孕既能满足生育障碍家庭的生育需求，又能使代孕妈妈获得一笔高额的报酬，属于"你情我愿"的公平买卖，还有的认为开放代孕可以变相促进人口增长，迎合了国家提高生育率的社会导向。那么，代孕究竟应不应该"合法化"呢？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世界上一些曾经或者现在仍旧代孕合法的国家得到答案，2002年至2015年期间，商业代孕在印度是合法的，因此，代孕成为了一部分印度女性可以考虑和选择的谋生手段。这些选择代孕谋生的印度女性，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健康代价。而在商业代孕至今仍然合法的乌克兰，也因为俄乌冲突的持续扩大，一度导致大量代孕婴儿滞留。商业代孕已经很明显让参与女性成为生育工具人，并引诱或变相迫使更多没有经济能力的女性加入。
从伦理道德的维度审视，代孕是对人性尊严与女性权益的公然践踏。它将女性的子宫视作可交易的商品，把孕育生命这一神圣而饱含情感与责任的过程异化成为一种商业买卖。代孕女性往往处于社会经济的弱势地位，在代孕交易中，她们的身体被利用，面临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如妊娠并发症、生育后遗症等，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人对孩子的需求或获取经济利益。这种将女性身体工具化的做法，彻底否定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是对性别平等原则的严重破坏。
在法律层面，代孕合法化更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引发一系列难以遏制的违法犯罪行为。一旦代孕合法，人口贩卖组织极有可能披上合法的外衣，将目标锁定为贫困地区的女性、弱势群体，通过欺骗、胁迫等手段迫使她们成为代孕工具。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女性的人身自由权，也对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极大冲击。此外，代孕过程中涉及的诸多环节，如代孕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代孕费用的支付与管理、代孕女性的权益保障等，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均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代孕合同的有效性在法律上难以认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界定不清，一旦出现纠纷，如代孕女性中途反悔、胎儿出现健康问题或委托方拒绝接收孩子等，司法裁判将面临巨大困境，无法给予公正合理的裁决。
代孕合法化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其所谓的“益处”也不过是伪命题。如代孕商业化导致的社会阶层生育权的不平等。富裕阶层可以凭借经济优势轻松“购买”代孕服务，而贫困阶层则只能望而却步，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女性子宫不是商品，一个群体的合理需求也不能以牺牲另一群女性的长远利益和尊严为代价，解决生育难题，不能寄希望于想办法让女性“服服帖帖生孩子”，更不应将生育愿景建立在违背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基础之上，而应通过完善社会福利、改善生育环境、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等积极健康的方式来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代孕不仅不能“合法化”，更要加大打击力度，多策并举。立法机关应完善法律制度，明确参与代孕的中介组织、代孕者与委托者各方的法律责任，加大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同时，加强综合监管力度，强化对医疗机构、母婴护理机构等场所日常监管，建立常态化巡查与专项整治机制，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的管理和发放。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坚守伦理道德底线，维护法律尊严，坚决抵制代孕合法化的任何尝试，为每一个生命的诞生与成长营造一个纯净、公正、充满爱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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