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知职场精英的弱点，从中金公司女员工轻生事件说起

文摘 2024-07-10 21:22 浙江

前些天一位年仅三十岁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员工轻生的事件成为舆论热点（后听说未必是跳楼）。这个女孩本科就读于浙大竺可桢学院，然后保研了本校的金融学硕士。轻生前她患有一定的产前抑郁症，但是更直接的压力则是去年买入的上海外滩的豪宅房价大跌，自己和丈夫又遭遇大幅降薪，在天量的30年月供面前心态崩溃（另有说他们家的房价并没有大跌，但是夫妻间有不和）。

这则新闻能够戳中人们的痛点、引起巨量传播，这个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这儿不想批判大环境，而是想“苛求”一下个人。为什么一位受过顶级教育、国际视野开阔、职场平台很高的优秀青年，会把自己暴露在如此巨量的风险面前，结果一触即溃？

在眼下这个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的时代，我越发地感觉到键盘批判的廉价。一个人越是自认为算得上精英，就越是应该把重心放在自我提升上，而不是怨天尤人。下面我就结合自己的观察、感悟，和个人的经验教训，来谈一谈高知职场精英的弱点。

我讲五点。第一点，也是最基本的一点，一个人掌握的知识的多少，和他的认知水平常常是不成正比的。

对于没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来说，一个掌握很多知识的人是很厉害的。但其实，掌握知识和提升认知相比，是容易得多的事情。现在我们在高校里所学的知识，很多都是技能性的，而学生们通常在学这些技能性的知识时也更加上心，因为对找工作有用。

知识和认知当然不是截然两分的，但是要以求知活动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需要不寻常的努力。技能性的知识只是致力于让我们对这个社会“有用”，也就是让我们去成为这个复杂的社会机器中的一个零配件，而不是让我们去成为一个能够洞悉社会机器的运作的“工程师”。而理论性的知识是对于过往的社会规律的总结，如果拘泥其中容易刻舟求剑，丧失掉对于环境和趋势的敏感性。

相对来说，知识是一种更加建制化的、有规则可循的东西，认知则是一种根植于人的生存和求胜本能的东西（然后经由阅历持续沉淀）。怎么赚钱、怎么追自己喜欢的对象、怎么过好这一生，这些问题根植于上述本能。由于它们对于一切个体的普遍重要性，所以包含了对于社会和人性的最丰富也最深远的讯息。但是，它们又都是无法通过建制化的手段有效传授的。

认知，需要多一点的悟性，需要尽早置身于讯息丰富而变化不定的环境中，需要失败、大量的失败，还需要对自身有限经验的超越（通过观察、揣摩比自己更厉害的人，和通过读书、反思）。有效的认知提升，永远都是和重要的人生选择（及对这些选择的反思）相结合的，因为认知永远都是知行合一的。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学习（技能性的）知识可以让他的“劳动力”卖出一个更好的价钱。相对于出卖更多的体力和时间，学习技能是在做乘法而不是做加法。但是光有稀缺的、高端的技能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在事业上稳定地成功，尤其是在危机释放的大环境中。一项具体的技能（比如细分的金融学知识），不管被包装成多么高大上的知识，也无法代替认知水平的提高。有的时候，它的高大上面貌反而会很有欺骗性，让一个掌握它的人感觉自己已经站在了很高的认知平台上。

可怕的不是不会游泳，而是误以为自己游得不错，于是不带救生设备地游向了深水。

第二点，对于周期的认识不足，意味着一个人把他的事业成败抵押给了命运。

通常来说，一个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总是基于他个人的生命历程的经验，然后则是他所生活的社会的主流意见。在这方面，一个高知职场精英并不总是能比一个普通人更跳脱。首先，就像我在上一点中讲的，知识不等于认知，而想要跳脱主流的观点和心态，认知的重要性远大过知识。其次，作为一个考场和职场上的成功者，他们是当前社会的选拔和奖惩制度的受益者，从而更容易成为主流思想的拥抱者。

相对于大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来说，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太短暂了，诚然是“夏虫不可以语冰”。一个人投胎在大周期的哪个阶段，直接影响了他的世界观乃至行为逻辑。即便是一个真正的优秀人士，恐怕也很难在亲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之前，达到对于历史潮汐的深刻理解。

在《后疫情的回国印象》中我说：“现在回看，15-19年时我对于中国社会的观感过于负面了，大大低估了积极的一面，因而我的判断和国内的集体心态是背离的。”从好的方面来看，这种悲观的认知倾向，让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质疑“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可以（单纯）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来加以解决”的主流叙事，并在19年有了“盛极而衰”的强烈预感。

由于投胎是不可控的，又由于通过完整的亲历来学习代价过于高昂，所以，廉价得多的方法就是多读书、多思考，通过读书和观察，去体会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个体的生命历程。在理解周期这方面，单纯去阅读宏观的金融史或是政治史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阅读和学习是知识性大过认知性。相比而言，体会一个杰出个体（不管他是哪一个领域、哪一个时代的）是如何承受和驾驭周期性变迁的，对于我们提升自己的选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是更有帮助的。当然，“纸上得来终觉浅”，只能把这看成是播下一些种子，只有亲历的经验能让它们发芽。

第三点，在精英内部，也有着显著的羊群效应；这一点和周期的关系也很密切。

16年我在牛津的时候，发现北大人组织同学会，排外倾向非常严重，连加一两个复旦的人进来都会有人有想法。这让我震惊。15年股灾的时候，一个刚刚从事证券行业的老同学和我说，他所在的基金公司在大跌后坚持留在场内，因为“其他同行也都留着，没有人愿意先走”。

上述自我封闭和从众的羊群效应，带来的一个致命后果是，部分个体过于笃信此前行之有效的成功模式，而忽视了这样的成功模式所依托的上升周期的环境。从获得过丰收的种子商人手里买来的种子，如果种错了季节，结果只会是颗粒无收。

当周期局限在一个特定领域时（比如金融业），那么还可以通过方法论上的扬弃来克服僵化和线性思维，但如果要准备的是更全局性的周期逆转——此时各个分化的领域相互联动、相继发生重大变动，乃至引发阶级和利益团体的洗牌——那么就涉及到了第一点中提到过的生存和求胜的维度，考验的是蕴含于个体本能的倾向性、理解力和决断力。

在这个认知的深层维度上，克服自己的出身和职业群体的惯习就非常重要了。高学历精英的“杂食性”往往是不够的，有的人甚至还有意识地构建壁垒，只愿意和其他的“优秀者”社交。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优秀者们都各具个性，想法很活也很有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许多时候只是一种“花圃多样性” （garden variety），也就是一种人工看护下的多样性，和真正的大自然中的生物多样性不可同日而语。

在社会这个“大自然”当中，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是非常不同的。在总体性危机和“乱纪元”当中，原来居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可能不再是最优的，反而会给他们带来灾殃。当底层和一般中产都已经感受到了凛冬的寒意时，这位中金公司的年轻精英所接受和相信的叙事却仍然是“虽有颠簸，但总体稳中向好”。

第四点，对权力的效忠意识带来了虚幻的安全感，一叶障目，没有看到迫近的“灰犀牛”。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学生时代和职场上那许多没人喜欢、常常以降低效率为代价折腾人的举措，却是有着扎扎实实的作用的。现在人们会用“PUA”、“服从性测试”、“规训”等词汇来描述这种作用。

在学校和职场的“优秀”者当中，相当一批人是以富有表演性的效忠行为来应对上述问题的。中小学时代的国旗下讲话、替老师管理自习课堂（我自己也没少做这事），大学时在思政课上主动作报告，还有就是在职场上的各色“表演式上班”。

相比于提高认知，让自己凑得离权力更近能够得到更加切实可靠的收获。提高认知是非常困难的事，个体的认知在“黑天鹅”式的风险面前常常不值一提。权力则可以让一个人获得特许的逃生通道，乃至把即将遭受的损失转嫁到别人头上。

可惜的是，就像在我们时代知识是富余的而认知是稀缺的一样，亲近权力相对容易但真要能分有权力就难了。怀有权力效忠意识的高知精英，一方面容易错把有知识当成了有认知能力，另一方面则容易错把亲近权力所感受到的“暖意”当成了权力本身。

在中金公司这样享有特殊地位的投行工作，在日常的资本实操中“调动千军万马”，见到各行业的头面人物，是很容易产生因“行使”权力、亲近权力而带来的微醺感的。而这种良好的感觉，是容易让人犯错的，让人在潜意识中觉得自己所处的平台、所编织的人脉网给自己预留了降落伞。

一个致力于提高认知水平的普通人不得不居安思危地防备黑天鹅式的风险，而一个自信被纳入了权力体系的精英却觉得自己可以在迫近的灰犀牛面前再舞一曲。

我在这里想到了19年夏在剑桥见一个老朋友和她老公时的谈话。那位男生谈到了太平军逼近江南地界时江浙士绅富户的反应。当时大家都知道危险就要来了，但是大部分人选择的是逃往南京——当时江南地区的最大城市，坐拥强大的城防系统，是清军势在必守的重镇——另有少数人则选择了逃往上海。结果就是，逃往了南京的那些人，在经历了太平军破城、清军组织江南大营围攻、湘军攻破南京并屠城等劫波之后，几乎很难想象还能生还。而上海则由于外国势力的保护而保持了安定，并在吸纳了大量的难民之后一举做大，奠定了日后“东方明珠”的地位。

第五点，从小到大的“别人家的孩子”的光环，损害了内心的安定和韧性，造成了捧杀的效果。

一年一度的清北等名校对各省状元的争夺，手段不断翻新，有的时候甚至搞得跟美苏两国抢夺纳粹德国的科学家一样。如果说录取前搞这样的手段、许诺各种条件，还可以说成是为了维系学校的品牌效应，勉强可以说是情有可原，那么在入学之后依然搞特殊化，就是非常不合理的了。

比如在北大，在我读书那会儿，学校搞了一个社团，投了一笔钱进去，专门就是让状元们可以聚起来吃吃喝喝玩玩。用这样刻意的方式把高考状元们捧着，其实是典型的捧杀。这些学生本应该在入学后轻装上阵、重新出发，现在却被人为制造出了和其他同学之间的心理区隔，仿佛他们必须继续比其他同学优秀一些。

上述的事例虽然有点极端，但是反映的现象却是普遍的。不光在读书时代，就是在职场上，绝大多数体制内的工作，和不少大厂的工作，在晋升时都始终要参考一个人的本科读的是哪所大学、最高学历是什么。

这种刻意的、无所不在的制度化了的区隔和等级细分，在一般人当中制造了自卑感和被剥夺焦虑，在受益者身上则造成了一种永不止歇、容易失衡的自驱意识。一个人如果被这种自驱意识搞得魔怔了，不光会毫不犹豫地剥削他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剥削自己。前段时间公关翻车然后离职的百度公关负责人璩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怨毒地攻击向自己诉苦的女下属（说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却又自以为公正，因为她自己也付出了类似的牺牲。她的人性已经如此扭曲，以至于她觉得自己的牺牲和对下属的攻击是绝好的公关素材。

我想，这位轻生的女孩子，她之所以要杠杆拉满、购买一千六百多万的豪宅，大概率并不是她看重物质享受，如果真是一个物质欲拉满的人，那么反倒会受不了这种比重的月供（多少快乐将因此失去！）。更大可能，她是一个虚荣心的牺牲者。对于她来说，能在这样的一个年纪拿下上海的豪宅，是证明自己“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的最不容置疑的物化标志。为了能让这个大写的SUCCESS的丰碑尽早地矗立起来，她甘愿接受在未来的30年里毫不止息地自我剥削。

可以说，这位女孩子不光是给自己加上了不可承受之重的财务杠杆，也是给自己加上了不可承受之重的心理杠杆。与之相反的，在财务上，我们应该建立巴菲特所实践的“安全边际”，推广而言就是，在进行财务决策时留出一块缓冲区间，这样哪怕最后的结果不及预期，自己财务的基本面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同理，在心理上，我们也应有建立安全边际的意识。不要总是去想“如果我准备好了A，就可以抓住B，再配合C，就可以实现D，然后我就成就了E”——这是一条在心理上给自己不断“加杠杆”的链条。而是要问问自己：如果我达不成我现在追求的职业目标，如果我的人生愿景不得不打破重来，如果我最珍惜的人离开了，我是否还能是快乐的？我的追求幸福的能力是否能安好无损地，穿越生命历程中的悲喜？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1Mzc0ODU2Mw==&mid=2247484318&idx=1&sn=edb142ba6b97d4aefe37c66f3bb394ef

WilliamFranz

这是冬瓜的汉字电台，节目单包括：跨文化、地缘政治和社会观察，个人生活与经历，文艺、学术与E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