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采集社会中狩猎之前进行的占卜，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的基于指数基金的投资模式，西方近代早期的科学革命中的实验主义，这三个天差地别的现象之间有什么关联呢？这篇文章是继《语言与文字》、《周秦之变》之后，对于进化、文化、技术与认知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我会尽可能地写得精简，希望大家阅读愉快，有疑问和想法的话欢迎留言、拍砖。先说狩猎占卜。几年前读了一本科普著作题为“The Secret of Our Success : How Culture is Driving Human Evolution, Domesticating Our Species, and Making Us Smarter”（我们成功的秘密：文化如何驱动了人类的进化，驯化了我们这个物种，并让我们更加智慧），作者Joseph Henrich是哈佛大学的人类进化生物学的教授。书的第七章探讨了信仰的起源。其中介绍的一个案例是加拿大的某狩猎部族在狩猎驯鹿前的占卜仪式。当地人相信，驯鹿肩骨在烤火后显现的纹路指示出了可以猎到驯鹿的方位。根据作者的观点，人类在认知时有着（过度）寻找模式的天然倾向，世界上有不少活动和现象其实是随机的，但是人类会不由自主地从中“总结”出虚假的规律性。在狩猎驯鹿的例子中，人类猎人容易根据以往的经验，去往最近一段时间见到过驯鹿的地点。然而，就像“刻舟求剑”的成语所说的一样，驯鹿不是死的。人类活动一旦形成模式，就给了较为聪明的驯鹿机会，去增大避开人类的几率。从这个角度切入，作者认为，占卜在此的实际作用是一个初级的随机方位的生成装置，从而帮助人类猎人克服决策过程中的有害成见。这其中还有很妙的一个洞见：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当地人是迷信的，完全搞错了占卜发挥的实际作用。但是恰恰是这种迷信以信仰的力量加持了他们的随机化狩猎。一旦迷信和魔力消散了，人们就会逐渐走回到依靠个人经验的老路上去。换句话说，想要让人类猎人一代代地坚持随机化狩猎，就必须把这个随机性伪装起来，伪装成某种向更高明的无形力量求助的认知活动。几个月前在网上听李晋老师读讲尼采的《快乐的科学》，记得讲到了“错误知识/信念的保全性力量”，正好呼应了上一段中的那个洞见。尼采对于人类过度寻找模式的认知倾向也有很深的洞察，《快乐的科学》的卷三第109节中有说：“留心，不要假设宇宙间的一切都像日月运行般那么有规律。”稍微荡开一圈总结一下。其实，解释宗教的起源一直是研究人类进化的学者关心的课题，而且主流的态度一直都是：早期宗教所相信的那些东西是不真实的，但是这种信仰却有它们的正向功能。比如认为提供了集体认同的情感基础；或是因为情绪性加持而有助于从受伤和疾病中康复；再比如乱伦的禁忌虽然基于迷信，但是却有效避免了近亲繁育带来的遗传问题。所以，Henrich的观点的真正新颖性，其实是在另一个方向上，即它揭示和强调了人类个体在认知上的固有缺陷。这个缺陷不是说只有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中才暴露得明显的，而是从上古至今一直存在的。虽然早期宗教和现代科学在认知水平上差距极其悬殊，但是两者都以自己的方式为克制上述缺陷提供了“范式”。在狩猎部族这里，这套范式是基于两个方面：前一方面，是占卜活动所引入的（外在于人类身体和心智的）设备和操作流程；后一方面，则是迷信和迷思的强制力，让这套和人性、直觉相违背的决策机制可以在代际之间可靠地“复制”。做完以上总结，可以开始讲指数基金了。所谓指数，就是根据某一标准统计出的一篮子股票的总体表现值。比如我们熟悉的标普500指数，就是囊括了在美国上市的市值最大的500家企业的股票，按照市值的权重计算得出。而指数基金，则是以追踪特定指数的表现为目标的基金投资产品。目前，通过ETF来投资指数基金已经是非常稀松寻常的事了，但实际上，在1970年代指数基金刚刚问世的时候，它算是一种非常非主流的存在。指数基金的主流化其实是最近十几年的事，其中，巴菲特对于这种投资模式的推广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几个月前，我读到了一篇题为“巴菲特“10年赌约”，胜算6成却完胜……”的文章，恰好涉及了这个主题。这个赌约开始于2008年，巴菲特和向他发起挑战的一位知名的对冲基金经理打赌，他相信以十年为期，追踪标普500的指数基金能够获得比最优秀的基金经理打理的基金更好的回报。最后，巴菲特“出人意料”地大幅碾压，赢得了这个100万美元的赌约。就像文中说的，这场赌局的最大赢家不是巴菲特，而是ETF和指数基金行业。更早之前我就听闻过，巴菲特曾多次公开表示，定投标普500是普通美国家庭最好的投资选择。这个说法让我有一个疑问：巴菲特本人的投资风格是耐心地挖掘被市场严重低估了的极少数优质公司，然后下重注并长期持有。也就是说，他是非常注重选股和择时的，那么为什么他向普通人推荐的却是一种几乎完全不选股也不择时的投资模式呢？这里就值得提一本我现在在读的书了，题为“Unconventional Success :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Personal Investment”（非常规的成功：个人投资的基本方法），作者大卫·史文森（David F. Swensen）是机构投资界的大神。史文森在这本书中提倡的投资方法，最核心的就是长期持有费用低的指数基金，并按照提前设定的周期进行各资产大类间的“再平衡”。他反复强调，要个人投资者不要执迷的，一是择时，二是选股。可以看出，史文森提倡的方法，和巴菲特推荐的相当类似。他的书出版于2005年，如果放到今天来看，那他的方法一点也不“非常规”，由此可见指数基金投资法在过去二十年间的快速崛起。有趣的是，史文森推荐给普通人的，同样不是自己的职业投资方法，他自己的方法其实是强调主动管理的（和巴菲特豪赌的那个对冲基金经理，据说就是学习的史文森的投资方法）。那么，他们向普通人这样推荐的原因是什么？根据史文森的说法，投资中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chasing performance”，通俗点翻译就是“追涨杀跌”，大家都懂的。只不过，史文森讨论的并不是个股投资时的追涨杀跌，而是在大类资产配置时的追涨杀跌。他以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前后一些年的情形为例，指出不光是普通投资者，即便是在富有投资经验的个人乃至机构投资者当中，这个追涨杀跌都是普遍的。相比于主动管理型基金，“被动地”复刻大盘的指数基金更好地避免了追涨杀跌，又由于较低的管理费和税率，让投资指数基金的普通人在长时段上能够享受更丰厚的回报。在读这本书的某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种追涨杀跌的做法（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心态”），其实就相当于依靠个人经验的狩猎。根据过去数周、数月的表现好坏买卖股票/基金，就像是猎人选择去最近见到驯鹿的地方狩猎。再推广一层，模仿过去几年里大获成功的基金经理或是投资模式，就像是猎人们去往最近打到很多鹿的那个猎人所常去的地方。读到这儿，大家应该都不难理解，遵循占卜结果的狩猎，为什么可以和基于指数基金的投资模式相互比照了，因为两者都是对于“追涨杀跌”的惯常操作的克制，或者也可以说是对于“我找到了规律/趋势”的幻觉的克制。也就是说，无论是原始的狩猎还是高级的投资，在决策时都不能过度依赖经验和模仿。经验和模仿这两个东西，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在帮助人类提升自己的环境适应性，但是凡事不绝对，在有的场域中，这些“出乎天性”的认知倾向反而是一种缺陷。在狩猎的例子中，问题出在驯鹿身上，因为那些较聪明的鹿会对人类的模式做出回应，从而提升自己的生存概率。那么在投资的例子中，那只“聪明的鹿”是什么呢？思考这个问题也让我更加体会到，股票市场，作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分化场域，是比大部分社会场域都更加反映自然选择的进化规律的。这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信息传播快、准入限制低、博弈频次高，（在池子够大、监管到位的情况下）基本可以避免庄家控场的情况。另外一个要点是，和其他竞争激烈的领域相比（比如就业市场、婚恋市场），股市的经验积累速度格外的快，模仿优胜者的成本则又格外的低。就经验积累的速度来说，在就业市场上，你要离职再求职，需要付出的成本不是买卖股票可以相比的（其实也是一个流动性的问题）。而且你从一份工作中受益几何，远不如评估你在股市中的某一次操作的得失那样容易。就模仿优胜者的成本来说，在婚恋市场上，大家都知道多金、颜值、才华能够增加一个人的魅力，但是知道这些并不能帮助你实现模仿（绝大多数的泡学只是对于优胜者的外观举止和心态的“戏剧化”教学）。而在股市中，不少知名投资人的持仓变动都是会定期公布的。而且，你的钱和他们的钱只存在量上的区别，却并不存在质上的区别。基于上述特点，股市的参与者不论贤愚，都可以（过分）迅速地识别出场内（暂时）的优胜选手并加以模仿，从而导致优胜模式的大量的自我复制。而这导致的是那些原本优异的标的迅速地被从价值洼地抬升到高地甚至泡沫之上，从而让风险压倒收益。股市场域中的上述竞争、复制和平衡机制，造成了优异的投资标的——也就是那只“聪明的鹿”——在场内的不同标的之间机敏而狡黠地乱窜，一次次地躲开那些自以为老练/幸运的“猎人”们的追捕。说完了上面的这些，就轮到说一下狩猎占卜和指数基金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个区别就是，猎人在进行占卜时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在寻求神灵的助佑，但指数基金的投资者却能够清晰地向自己罗列和“论证”选择这个模式的理由。这无疑是人类认知水平极大提高的体现，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随着理性在决策活动中代替迷信，人类个体就必须更直接地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而在对人性弱点的洞察和克制方面，理性并不总是比迷信更加有效。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读史文森的书时发现，一方面这本书的写作风格极度理性、行文充满了距离感，但另一方面作者却又反复地强调“信念”和“勇气”的重要性，要能够“泰山崩于前”而继续坚持自己既有的配置和再平衡策略。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冥想会在华尔街和硅谷的世俗精英的生活风格中获得一席之地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