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再介绍一遍作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 1961-2020）是美国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主要来自《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 A Theory）一书。就在刚刚的五一节这天，维舟老师还针对这本书的主题写了一篇文章《无意义工作之痛苦》。这里我想翻译两三页《官僚制》书中的内容，跟大家共享。我是用的大语言模型做的法翻中，然后微调。对比之下，谷歌的Gemini要优于OpenAI的ChatGPT(3.5)。
随着政府、大学和私营部门之间日益相互渗透，各方都开始采用源自企业界的语言、观念和组织形式。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可立即商业化的产品开发 – 毕竟企业的官僚体制就是为此而设计的 – 但对于原创研究的激励而言，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谈谈我的经验。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主要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两个国家的大学都经历了行政管理工作量的激增，这挤占了几乎所有其他活动的时间。以我的大学为例，不仅行政人员比教职人员更多，而且教职人员也被要求花费至少与教学和研究的总和相同的时间来处理行政责任。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的大学中普遍存在。行政工作量的激增直接源于企业管理技术的引入，这些技术通常被宣扬为提高效率的手段，并通过在所有层面上引入竞争来实现。这些管理方法的实际体现总是相同的：每个人最终都会花费大部分时间努力向他人推销各种东西——如奖学金提案；书籍项目；对学生奖学金或职位申请的评估；对同事的评估；宣传新兴的“跨学科”专业、新研究所、为研讨会做准备的新工作坊，乃至大学本身（大学如今已成为向未来的学生或潜在资助者推销的“品牌”）。市场营销和公共关系最终吞噬了大学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催生了一大堆旨在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件，而这些文件背后的框架很容易被设计成将任何创造力和想象力扼杀在萌芽状态。我不是科学家，我从事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但我目睹了这种现象在我自己的研究领域造成的后果。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社会科学领域没有出现任何重要的新理论作品。我们基本上沦落为了中世纪的注解式学者：自197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对法国理论进行注释，同时心怀羞愧地意识到，如果今天在美国的大学里出现一位新的吉尔·德勒兹、米歇尔·福柯、甚或是皮埃尔·布迪厄，他几乎没有机会获得博士学位；即使获得了学位，也几乎肯定无法获得终身教职。曾经，学术界是社会为那些古怪、聪慧、缺乏实务头脑的人提供的避风港。然而，这已经是过去时了。如今的学术界已经成为了善于自我推销的专业人士的竞技场。至于那些古怪、聪慧、缺乏实务头脑的人，在当今社会似乎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容身之处。鉴于上述情况主要发生在社会科学领域，而社会科学研究主要由个人进行，且所需动用的经费较低，人们不禁要担忧物理学家所面临的状况会更加严峻。事实上，一位物理学家最近告诫有意从事科研工作的学生，他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在通常长达十年的职业早期阶段，他们将沦为他人的助手；而即便在这个阶段过去之后，他们将依然发现，自己的最好的创意会在各个环节受到阻碍：你们将把时间浪费在撰写项目企划上，而不是进行真正的研究。更糟糕的是，由于你们的项目需要由竞争对手（同行）进行评审，因此你们将无法遵循自己的好奇心，而是必须将精力和才能用在预判和抵御同行的批评上，而不是解决重要的科学问题。……众所周知，对于一个科研项目来说，原创思想就是“死亡之吻”，因为它们尚不能自证其正当性。
为什么我们至今没能如愿地发明出太空传送装置或反重力鞋？以上内容就是我提供的回答。您想最大限度地提高科学创造力吗？ 答案其实很简单：寻找顶尖人才，为他们提供追随灵感所需的资源，并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空间。 当然，大多数人可能一无所获，但总有一两个人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突破性成果。您想要扼杀意外突破的可能性吗？ 那就告诉这些研究人员，除非他们能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相互竞争，试图说服你他们已经知道自己能取得什么成果了，否则他们将一分钱也拿不到。（法文版书名：Bureaucratie，出版社：Babel ，出版年份：2017，页码：158-161）
这篇文章就是一点简单的分享，水一下。大卫·格雷伯的批评虽然切中要害，但还是有点偏激的，大家不要照单全收。再一点，之前在写《谈谈刘瑜笔下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的时候，我唯一心里不踏实的地方就是自己对于同行评议的批评。在读了格雷伯之后，我发现他和我想的是完全一样的，这样就踏实多了。这里再把当初的原文摘录于下：第三个推动了平庸化的因素——说起来会有争议一点——就是同行评议。
首先我要说，同行评议本身是完全必要的，这项制度如果实行得好，会很有助于学术生态的改善。哪怕实行得不好，在落实了匿名评审的情况下，也能打击一些太不堪的研究“成果”。
但是从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来说，同行评议并不鼓励勇敢的创新型成果。因为即便评审者都是圈内的成名学者，那他们代表的也仍然是现有的成熟范式（而且通常是现有的主流范式）。
从逻辑上讲，同行的多数意见是很难判断一个突破性研究的价值的。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说：“如果你们是对的，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驳倒我；如果你们是错的，哪怕全世界的人都来反对我，也无济于事。”（记得是爱因斯坦说的，但很可能是中国人的杜撰或者张冠李戴）
由于现状就是，那些更适应量化评价体系的师门和路数影响不断扩大，而站在学术金字塔顶端的那一小群人中，很多又是协调“学术生产车间”和外部力量的中间人，那么这样的大环境下的同行评议是很难发挥它的理想效果的。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会得到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