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占卜，指数基金，与科学实验（下）

文摘 2024-06-12 19:25 法国

终于，轮到科学实验出场，这里要探讨的是实验主义是如何在西方近代早期的科学革命中兴起的。

为此我要再请出一本书，彼特·哈里森著、张卜天译的《科学与宗教的领地》。这本书很好地揭示了我们今天流行的关于“科学”和“宗教”的观念有什么错误，这些错误的观念又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哈里森的研究展示了思想史的方法论的威力，我非常推荐。

在流行的观念里，科学早熟的古希腊和宗教支配的中世纪是对立的，前者崇尚理性而后者专注信仰。直到文艺复兴以后，科学才逐渐从宗教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并最终成为人类追求真理的主要认知方式。

但是同时也有一种不同的观点，我想不少关心这个主题的朋友都有所了解了，就是认为科学和宗教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对立的，中世纪没有那么蒙昧，而古希腊也没有那么理性。即便没有明确的认识，许多人也都知道一些相关的轶事，比如牛顿晚年对于神学的浓厚兴趣。

本书的作者也持这后一种观点，他在中文版的序言中说道：

本书试图确认对科学的兴起有所贡献的一些文化和宗教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我的观念与李约瑟本人的看法相一致，即在解释科学技术在东西方为什么会走不同道路时，文化和宗教上的价值观起了重要作用。

与本文相关的内容在书的第四章，处理的问题是，在17世纪前后的西欧，基督教思想是如何与科学发生联动并促进后者的发展的；而其中的一条支线，就是实验主义的兴起。

剪断截说，在中世纪经院神学里，整合进了大量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的要素。其要点是，以“德性”（和“习性”）的概念来贯通对于人和自然物的理解。注意，此处所说的德性比我们日常理解的道德要深广得多，它的意思更类似于“性质”、“本性”。这种德性反映在个人身上就是他追求智慧、善与美的内在倾向，反映在自然物身上就可以用于解释它们的行为规律，比如水往低处流、生物的繁衍本能。

进一步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既然人有着认识世界的自然倾向，那么这本身就表明，人内在地拥有着获得相应知识的认知能力，因为“自然不做徒劳之事”。

以上对于人和自然的认识受到了新教思想家的激烈批判，并得到了同时期的科学家（在当时称作“自然哲学家”）的广泛响应。马丁·路德认为：正义并不是来自我们之内，而是来自我们之外、之上。修行与行善并不会使人完善，“而是神通过祂的恩典，把我们当作仿佛是完全正义的来对待”。

新教改革家们重申了原罪给人类带来的后果。这种后果不只是道德上的，也根本性地损害了人类的理智能力。所谓的求知的内在倾向，完全可能只是一种被原罪扰乱的败坏的好奇心。

英国皇家学会第一任实验馆长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高度认同这种对于人的理性能力的贬低。基于此，他和他的同事们认为，一、必须从实际的、机械的实验哲学出发，以特定实验条件下的重复观察代替个人的思辨和推理；二、科研必须是合作的、集体的和积累的。

一方面是神创的道德律对于人的内在德性的取代，另一方面，在处理自然界的课题时，包括培根、笛卡尔在内的自然哲学家们也纷纷抛弃了物体的内在德性/倾向性的概念和“目的因”的概念，转而预设了物体对于神所强加的自然律的服从。这两个方面相互呼应，共同推动了实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正当性的建立。

剪断截说结果也不短了，而且应该也不好懂。不过读者应该能感觉到一些我想要建立的关联，我指的是狩猎占卜与科学实验之间的关联。在两个例子当中，宗教与文化都以奇妙的方式重塑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实践方式。

但是这两者间又是同中有异，这个差异很值得琢磨。

首先，在狩猎占卜的例子中，人们迷信地认为自己是在求助于神灵，而浑然不知占卜在实际上的作用是让决策随机化，从而克制自己的认知缺陷。

而在科学实验的例子中，尽管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新教思想家在科学范式上破旧立新时，所基于的那些神学的论据都是一种无谓的“迷信”，至少对于科学的“领地”而言是外在的、无谓的。但是，多加琢磨就会体会到，尽管信仰本身可以判作“非理性”，但是其中却包含了高度的自觉。

具体来说，对于信仰真谛的沉思带来的并不是得神助佑的“自信”，而是对于原罪在身、缺乏求善和求真天赋的焦虑。正是基于这种沉思和焦虑，新教思想家们放弃了“高度人格性”的亚里士多德的范式，转而选择“非人格化”的实验主义的范式。这种方法论层面的紧张感和反思能力，在狩猎占卜的例子中是完全看不到的。

其次，在这两个例子中，都引入了一套物理设备和操作流程来辅助人类的认知活动，但是两者的机理又全然不同。占卜之所以能够有效，前提是人们搞错了它的实际效果。也因此，狩猎占卜的实践历经千万年难有大的改进，大约始终维持着克制人性弱点这个“小目标”。

而科学实验则不同。尽管推动实验主义在当时是和对于人的理性的不信任相关的，但是这一范式的发展却是实实在在地夯实了人类理性的地基、拓展了人类理性的边界。再者，实验主义作为范式虽然是非人格化的，但是无论是实验方法的创新还是实验仪器的改进，都是对于人类理性的发扬和检验；并且这是一个高度积累性的过程。

第三个差异则是，信仰的力量对于维持狩猎占卜是必不可少的，信仰一旦崩坏这个占卜实践也就瓦解了；但科学实验则不然，它与新教信仰的联姻关系只是阶段性的，在18世纪以后的西方，实验主义越来越站到了基督教信仰的对立面。

这第三个差异引出了尤为重要的问题，我将以此结束本文。

在此我要引入本频道的“老朋友”马克斯·韦伯。对社会学理论有了解的读者应该不会感到惊讶，因为科学革命在西方发生的时期，大差不差也是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发端期；上文引述的哈里森的研究强调了新教对于科学革命的积极影响，而韦伯最有影响的理论就是指出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的关键影响。事实上，把韦伯的理论假说运用到科学史领域是老早就有的事了，有名的比如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对比资本主义和科学实验，我们会发现，新教对于它们俩的重要推动作用，都局限于它们努力站稳脚跟的发端期，这个阶段一过，两者的蜜月期也就结束了。

举一个和韦伯的原著相关的小例子。在典型的传统社会中，人们工作赚钱的动机总是以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和挥霍享受为限度，那种执着于金钱的量的绝对积累的心态，通常是极其小众的。在这种条件下，涨工资并不能刺激受雇者加倍劳动，因为现在他们可以干得更少却仍然满足原有的需求和享受。整个社会因而是较为静态的。

然而，以加尔文宗为代表的新教派别，却把勤勉、节俭赋予了不同寻常的宗教意义。和中国古人的重勤勉和节俭不同，这些新教徒之所以要积累大量财富，不是为了应不时之需，不是为了子孙后代，也不是为了以财富撬动权力，而是因为财富的绝对数量的增长，是他们在上帝那儿得拯救的“外在例证”——注意，就如前文引述过的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所说的，致富本身并不能担保一个人的拯救，拯救是来自神的恩典，是自上而下地赐予我们的，而非我们靠自己的勤勉、节俭的美德争取来的。

尽管最初的资本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上述的新教伦理召唤出来的，但是它一旦被召唤出来，就很快地把召唤自己的人一把甩开，精神抖擞地要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就像在科学实验的例子中那样。

韦伯对此有一个比喻：新教伦理好比一个铁道扳道工，它把资本主义这列火车从慢车道导向了快车道；在那之后，这个扳道工就很快地消失在了火车的后视镜里。

站在今天这个历史时点上，我们很难通过亲身的经验来理解，对于科学真理的追求居然可以以荣耀上帝为理想，而让一个人为了钱而奋不顾身的，居然是超越尘俗的欲望和焦虑。科技、经济与文化之间的领域分化，已经发展到了全新的阶段。

让我们以金融投资活动为例，以陌生化的眼光重新多看一眼这个全新的阶段。

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结尾处，他用到了一个有名的比喻：在当初的新教徒那里，世俗的营生和金钱本身，都只是“一件随时可以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但是到了后来，这件斗篷却变成了一只牢不可破的“铁笼”。

这个铁笼的建立和加固，依靠的东西包括了官僚制、文书-法律系统、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指数基金大流行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金融领域极度发达的信息基础设施，以支持复杂的调仓操作来跟上市场的实时变化）。

回望遥远的狩猎占卜的例子，我们之所以会看到对无所不在的神灵力量的盲从，是因为当时的人类社会缺乏更加稳定而精巧的机制来调节其成员的（经济）行为。

而在当代的股票市场中，之所以个人被赋予了近乎无限的行动自由（只要他还没有破产），是因为这个场域的一切制度性安排已经极度完善，个人再怎么折腾系统也不会被玩坏。

前文说到，史文森极其强调“信念”和“勇气”对于个人投资者重要性。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强调“对于获利最大化的执着追求”。这是为什么呢？——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发问很奇怪，而这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根本性——因为这个获利最大化早已嵌入在系统的“源代码”之中，成为所有参与者不自知地认可了的预设。只要这个预设不被触动，信念和勇气的有无，只会影响具体个人的投资结果，却不会改变系统的运行逻辑。

作为对比，在高校科研的场域中，（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科学知识总量的持续积累——是的，知识这种东西越来越像商品一样可以计量、量产了——变成了学术共同体所默认和遵循的“绝对律令”，而和传统意义上的追求真理——一种富有人格性的意义追求——逐渐脱钩。

接回铁笼建立的叙述脉络。曾几何时，纯粹的资本主义精神必须通过一个极其特殊的文化现象（某些新教派别的经济伦理）的“助产”让自己来到人间，但是今天，它有了一整套外在于人类个体的设备、流程、和制度来确保自身逻辑的永续。

在今天，就像在典型的传统社会中，大部分人们之所以辛勤劳动，动机仍无外乎是基本需求和挥霍享受。不同的是，一个稳定而精巧的铁笼已经建立起来了，它不干涉人们的最终动机，但却以极其高明的手法驱动、调节着人们的行为。

在这里，稍微停顿细思一下，我们会看到一组仿佛相悖的现象，一方面是非人格性的组织和技术建制的极度发达；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个人的自由、平等、潜能、和创造力的无限强调。就人们的主观感受来说，这两方面都是真实存在的。

前文中我曾说道，指数基金相比于狩猎占卜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前者的参与者们的决策是基于个人理性而非集体迷信，并且更直接地为自己的决策负责。那么，是不是我们时代就摆脱了集体迷信了呢？

在我看来，对于个人的自由、平等、潜能、和创造力的无限强调，往个体的心智中注入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一种集体的“幻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对于真实的社会逻辑的偏向性扭曲）。但是就像狩猎占卜者的神灵信仰一样，这种幻觉对于整个社会是有益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真实的、自我证成的。

史文森的书的开头部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在鸡尾酒会上，抄到大底或是选中大牛股会成为绝佳的谈资，但是谁会在这种场合讲资产配置和优化税费呢？

事实上，在一切涉及人格性的社交活动中（包括线上），不论圈层、领域，也不论话题、场景，人们永远都是被富有故事性的决策所吸引、激发想象力和欲望，而很少会就事论事地谈论那些非人格化的社会机制。前一方的高曝光度和后一方的低调静默，让上述的集体幻觉得以存在并稳定地承担起功能。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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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Fr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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