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煎茶道
简 史
茶道是饮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饮茶与思想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的饮茶习俗得以确立,中华茶道也随之萌芽。
中华茶道萌芽的标志是西晋杜育的《荈赋》。《荈赋》是现存最早的一篇茶文,其中就有对茶艺的记录。《荈赋》关于茶艺的描写,有择水:“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择取岷江中的清水;有选器:“器择陶简,出自东隅”,茶具选用产自东隅(今浙江上虞一带)的瓷器;有煎茶:“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煎好的茶汤,汤华浮泛,象白雪般明亮,如春花般灿烂;有酌茶:“酌之以匏,取式公刘。”用匏瓢酌分茶汤。还写到饮茶的作用,“调神和内,慵解倦除。”由此可见,煎茶道萌芽于西晋。
“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南北朝时期,饮茶一方面朝技艺化发展,须专习;另一方面,向精神领域发展,与宗教结合。“苦茶久食,羽化”(壶居士《食忌》),“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陶弘景《杂录》)。道教视茶为证道的仙药,提升茶的精神境界。
隋唐的统一,促进了南北交流,加速饮茶的传播和普及。特别是到了盛唐的开元盛世,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为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 陆羽《茶经》奠定煎茶道的基础
陆羽终生未娶,孑然一身,执著于茶的研究,用心血和汗水铸成不朽之《茶经》。茶道之形成,陆羽功莫大焉。陆羽《茶经》三卷,分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十章。
现将陆羽《茶经》关于煎茶道的茶艺、茶礼、茶境、茶修四要素记叙概述如下:
1. 茶艺
煎茶道茶艺有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经》“四之器”列茶器24事,即风炉(含灰承)、筥、炭挝、火夹、鍑、交床、夹、纸囊、碾(含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夹、鹾簋(含揭)、碗、熟、盂、畚、札、涤方、滓方、巾共24件,加上陈列茶器的具列和统贮茶器和具列的都篮,总共全套26件。
(2)择水
“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茶经·五之煮》)。陆羽主张煎茶用水以山水为上,尤其是泉水为嘉。
(3)取火
“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 (《茶经·五之煮》)。
(4)候汤
“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 (《茶经·五之煮》)。
(5)习茶
习茶包括藏茶、炙茶、碾茶、罗茶、煎茶(投茶、搅拌、加盐)、酌茶、品茶等,主要方法是以鍑盛水置风炉上,取火候汤,二沸时投茶入鍑,以竹夹环搅,虽加盐调味,但不加其它佐料。待三沸时茶便煎成,立即用瓢舀到茶碗中乘热饮用。
2.茶礼
《茶经》“五之煮”云:“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一次煎茶少则三碗,多不过五碗。客人五位,则行三碗茶,客人七位,则行五碗茶,缺两碗,则以最先舀出的“隽永”来补。若客四人,行三碗,客六人,行五碗,所缺一碗以“隽永”补。若八人以上则两炉、三炉同时煮,再以人数多少来确定酌分碗数。
3.茶境
《茶经》“九之略”章有“若松间石上可坐”,“若瞰泉临涧”,“若援藟跻岩,引絙入洞”,则茶事活动可在松间石上,泉边涧侧,甚至山洞中进行。“十之图”章又载:“用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在室内进行茶事活动,在四壁陈挂写有《茶经》内容的挂轴,开后世悬挂书画挂轴的先河。
陆羽煎茶道,对环境的选择重在自然,多选在林间石上、泉边溪畔等幽雅的自然环境中。或在厅堂书斋,四壁常悬挂书画条幅。
4.茶修
“茶之为物,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茶经·一之源》)。饮茶利于“精行俭德”,使人强身健体。
在《茶经》“四之器”中,风炉的设计就应用了儒家《易经》的“八卦”和阴阳家的“五行”学说。风炉上铸有“坎上巽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的字样。鍑的设计为:“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正令、务远、守中,反映了儒家的“中正”的思想。《茶经》不仅阐发饮茶的养生功用,已将饮茶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旨在培养俭德、正令、务远、守中。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
《茶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华茶道的正式形成。陆羽不仅是煎茶道的奠基人,也是中国茶道的奠基人。
(二) 皎然确立“茶道”之名
皎然不仅知茶、爱茶,更写下多篇茶诗。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盛赞剡溪茶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并生动描绘了一饮、再饮、三饮的感受。“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
皎然的“茶道”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通过“饮茶之道”来修道、悟道,达到涤昏寐、清心神、破烦恼、全真葆性。皎然诗首倡“茶道”,在茶文化史上功并陆羽。
(三)常伯熊润色《茶经》,致力茶道实践
约撰于八世纪末的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
常伯熊,大约是泗州临淮县(今淮河下游安徽江苏交界一带)人,与陆羽同时代,生平事迹不详,从其“著黄被衫、乌纱帽”的装束来看,似乎为道士。李季卿宣慰江南是在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其时陆羽在《茶记》的基础上修改而完成了《茶论》,常伯熊又对《茶论》进行了润色修改,使得《茶论》广为流传,“于是茶道大行”。他不仅从理论上对陆羽《茶论》(《茶经》的前身)进行了广泛的润色,而且擅长实践,娴熟茶艺,是中华煎茶道的开拓者之一。
综上所述,八世纪下半叶,值中唐代宗、德宗朝时期,煎茶茶艺完备,籍茶而修道的思想确立,注重茶道的环境,具备了初步的茶道礼仪,这一切标志着中华茶道的正式形成。皎然是中华茶道之父,陆羽是中华茶道的奠基人,常伯熊是中华煎茶道的开拓者之一。在中华茶道的形成过程中,皎然、陆羽、常伯熊之功尤大。
(一)张又新著书评水
大概刘伯刍为吴人,他所较评之水均在吴地。张又新又听人说两浙亦有佳水,于是在他出任永嘉刺史赴任道上,过桐庐,至严子濑,取其水用以煎劣质的陈黑坏茶,也能使茶芳香溢出。用以煎好茶,则更是鲜爽馥郁不可名状,故而认为其水超过扬子江南零水。后来到了永嘉,取仙岩瀑布水煎茶试之,亦与南零水不相上下。
文中又记有一楚僧有数编书,卷末有一篇题为《煮茶记》,言陆羽评水故事,说是代宗朝时李季卿得之于陆羽的口授,以“楚水第一,晋水最下。”陆羽列庐山康王谷谷帘水第一,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苏州虎丘寺第五,扬子江南零水第七,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十一,扬州大明寺水第十二,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
天下之大,以个人经历,不可能尝遍天下之水,故总有遗漏。陆羽、刘伯刍、张又新三人评水均有差异。张又新认为桐庐严子濑(严陵滩水)远胜扬子江南零水,刘伯刍认为扬子江南零水第一,而在陆羽那里却列为第七。陆羽列为第一的是庐山康王谷水帘水,列为第六的亦是庐江招贤寺下方桥潭水。陆羽乃楚人,故钟情于楚水。当然,楚僧所记陆羽评水故事是真是假则又另当别论。
张又新指出:“夫烹茶于所产处,无不佳也,盖水土之宜。离其处,水功其半。然善烹洁器,全其功也。”认为用当地的水煎当地的茶,没有不好的。茶离开本地,就要选择好水以煎出好茶。如果善于烹煎,器具清洁,也可煎出好茶来。张又新此言确是经验之谈。
《煎茶水记》是茶文化史上第一篇关于煎茶用水的文章,也可称之为第一部关于煎茶用水的茶书。其后,宋代有叶清臣的《述煮茶泉品》、欧阳修的《大明水记》和《浮槎山水记》,明代有田艺蘅的《煮泉小品》,徐献忠的《水品》,龙膺的《蒙史》等,皆源于《煎茶水记》。
注重水品是中华茶道的特点,张又新踵陆羽、刘伯刍之后,著书评水,开评泉鉴水撰文著书的先河。
(二)白居易琴茶终老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不仅是唐代伟大的诗人,也是大茶人。
在《白氏长庆集》中,多次提到品茶的情景。酒是白居易的最爱,他曾作十四首《劝酒诗》,但茶也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良伴,“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销。尽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闲眠》),“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食后》),“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何处堪避暑》),“药销日晏三匙饭,酒渴春深一碗茶”(《早服云母散》)。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因直言被贬江州司马,于是在庐山香炉峰下盖了一座草堂。后来更在香炉峰的遗爱寺附近开辟茶园,“长松树下小溪头,斑鹿胎巾白布裘;药圃茶园为产业,野鹿林鹤是交游。云生涧户衣裳润,岚隐山厨火竹幽;最爱一泉新引得,清冷屈曲绕阶流”(《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
悠游山林之间,与野鹿林鹤为伴,品饮清凉山泉,真是人生至乐。“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瓯;身心无一系,浩浩如虚舟。富贵亦有苦,苦在心危忧;贫贱亦有乐,乐在身自由”(《咏意》)。吟诗品茶,身心脱落,忘怀得失,修练出达观超脱、乐天知命的境界。
白居易爱茶、识茶,更是善于煎茶品茶的“别茶人”,所以友人常以新茶寄赠,“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翫,况是春深酒渴人”(《萧员外寄新蜀茶》)。“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曲尘。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除杭州刺史。到杭州之后,白居易修筑西湖白堤,以利蓄水灌溉,又浚深李泌旧凿六井,以便人民汲饮,因此受到杭州百姓的爱戴、感念。
杭州任上,是他生活最闲适、惬意的时刻,由于公事不忙,遂能“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享受品茗、读书之乐。“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独自酌泉煎茶,进而欲以茶分享茶友。白居易常邀杭州灵隐寺韬光禅师一同品茗鉴泉,“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今灵隐寺有烹茗井,相传就是白居易当年与韬光禅师烹茗处。
晚年的白居易无意仕途,遂告老辞官,隐居洛阳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鼻香茶熟后,腰暖日阳中。伴老琴长在,迎春酒不空”。诗人在此暮年之际,茶、酒、琴与他长相左右。
(三)卢仝七碗清风生
卢仝(约795—835年),曾隐居少室山, 自号玉川子。朝廷曾两度征他为谏议大夫,他均不就,寄情山水之间。
卢仝以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名标千古。“……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诗人煎茶自吃,一连吃了七碗,每一碗都有不同的感受,到第七碗,更觉两腋清风习习,飘飘欲仙。这首诗脍炙人口,可谓茶诗中第一,卢仝也因此成为茶界“亚圣”。
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对茶的功效,对饮茶的审美愉悦,表现得淋漓尽致。自唐代以来,历经宋、元、明、清各代,传唱千年不衰,至今诗家茶人咏到茶时,仍屡屡吟及。每每与“卢仝”、“玉川”相比,品茶到兴味酣然,常常以“七碗”、“两腋清风”代称。卢仝《茶歌》的问世,对于传播饮茶及茶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李约活火发新泉
李约,“嗜茶,与陆羽、张又新论水品特详”(《唐才子传》)。李约于唐德宗时在浙西幕府任大理评事,与常居湖州的陆羽有过交往,曾在一起切磋茶艺,相较水品。唐宪宗时,也与新科状元、永嘉刺史张又新论水品。“曾奉使行至陕州硖石县东,爱渠水清流,旬日忘发”(《因话录》)。
李约善于鉴泉品水,遇佳水则流连往返。“客至不限瓯数,竟日持茶器不倦”(《因话录》)。李约性喜接引人,客至则品茗论艺,竟日炙茶煎茗不辍。
温庭筠《采茶录》“辨”条记:“李约,汧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尝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庶可养茶。始则鱼目散布,微微有声;中则四边泉涌,累累连珠;终则腾波鼓浪,水气全消,谓之老汤。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唐代茶多为饼茶,煎时先用缓火(文火)炙烤,然后捣碎碾末入汤而煎。煎汤须用活火(武火)。
李约精于茶艺,活火煎汤之法,确为经验之谈。后来苏轼《汲江煎茶》诗有“活水还须活火煎”,《试院煎茶》诗有“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便是用李约活火煎茶的典故。李约精于茶道,善于鉴泉评水,候汤煎茶,对唐代煎茶道的规范和发展作出贡献。
(五)皮日休赋诗咏茶
皮日休作《茶中杂咏》“十首五言古诗”,即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其序说:“茶之事,由周至今,竟无纤遗矣。昔晋杜育有《荈赋》,季疵有《茶歌》,余缺然于怀者,谓有其具而不形于诗,亦季疵之余恨也。遂为十咏,寄天随子”。天随子为陆龟蒙号,后来陆龟蒙也写了《奉和袭美茶具十咏》。其《煮茶》诗:“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声疑松带雨,饽恐烟生翠。傥把沥中山,必无千日醉”,写用泉水煎茶的情景。《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磁器。圆如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花势旋眼,频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写茶器中的茶瓯。
皮陆唱和组诗全面反映了唐代茶园、茶具、茶人和茶叶采摘、加工、煎煮等具体情况,留下珍贵的茶文化史料。
(六)陆龟蒙置园种茶
温庭筠《采茶录》“嗜”条记:“甫里先生陆龟蒙,嗜茶荈。置小园于顾渚山下,赍岁入茶租,薄为瓯蚁之费。自为品第书一篇,继《茶经》、《茶诀》之后”。陆龟蒙于顾渚山下经营一茶园,岁取租茶,自为品第,著有《品第书》,以继陆羽《茶经》、皎然《茶诀》,可惜早已失传。他还撰有《奉和袭美茶具十咏》。如《茶人》:“天赋识灵草﹐自然钟野趣。闲年北山下﹐似与东风期。雨后探芳去﹐云间幽路危。唯应报春鸟﹐得共斯人知。”
晚唐农民起义,藩镇割据。五代纷争,社会动乱。虽然有和凝结“汤社”,但随着南方点茶道的兴起,煎茶道开始衰落。
五代之际,煎茶道在文士中还一度流行。和凝结“汤社”,组建茶人团体。徐夤《谢尚书惠蜡面茶》诗中写道:“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用茶铛煮北山泉水煎茶。
北宋时期,煎茶道渐失风光,但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苏轼《试院煎茶》诗有“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李生即李约,唐代煎茶道能手。潞公为北宋名臣文彦博,文氏煎茶效仿西蜀的陆羽式煎茶。而苏轼本人也学李约、文彦博,崇尚俭朴,用砖炉、石铫煎茶。
苏辙《和子瞻煎茶》诗有“煎茶旧法出西蜀,水声火候犹能谙。……我今倦游思故乡,不学南方与北方。铜铛得火蚯蚓叫,匙脚旋转秋荧光”。三苏祖籍四川,故特别推崇源出于巴蜀的陆羽式煎茶。既不学北方的煮茶,又不学南方颇流行的点茶,而是效法家乡西蜀的煎茶。不过,苏轼、苏辙的煎茶只是偶尔为之,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点茶的,煎茶道在北宋已是强弩之末了。
到了南宋,陆游《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诗仍然写陆羽式煎茶,但煎茶到南宋已是偶尔为之,陆游以后煎茶已成绝响。煎茶道在南宋完全被点茶道所取代,煎茶道的衰亡之日,便是点茶道的隆盛之时。
总之,煎茶道萌芽于西晋,酝酿于东晋南北朝以迄盛唐,形成于中唐代宗、德宗朝,兴盛于中晚唐,衰于五代、北宋,亡于南宋。煎茶道兴盛的中晚唐,历整个九世纪。如果从煎茶道形成的八世纪中期算起,至煎茶道消亡的十二世纪中期,煎茶道存在的历史约有四百年。如果从煎茶道萌芽的三世纪中期算起,则煎茶道前后历九百年的历史。
( 本文原为丁以寿主编《中华茶道》第八章“茶道历史”之“第一节中国煎茶道简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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